张作霖扬言“不懂政治”，但手段极其高明。广交政府要人向袁世凯大献忠心，并和冯德麟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戏，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张作霖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张作霖虽然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又左右了奉天，然而他想称霸奉天，进而称霸东北并不容易。因为在东北既有日本人支持的“宗社党”，又有吉、黑两省督军，何况上有张锡銮，下有冯德麟，张作霖的处境可谓极其微妙。明白了袁世凯对他是恩威并施，既笼络又限制，张作霖便装出一副大老粗的面目，扬言：“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
１９１３年３月３１日，袁世凯以“筹商边疆要政”为名，首次召见张作霖。袁对张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绩”大加夸奖，并表示“本总统寄厚望焉”。张作霖则把自己搜括的财产拿出一部分作为军饷以表示效忠袁氏，袁世凯则报之以李，奖给他一枚一等勋章。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张作霖领衔率东北反动将领为袁世凯涂脂抹粉，指责黄兴图谋私利，表示自己愿为前躯镇压革命。
尽管张作霖一再表示“忠心”，袁世凯仍不放心。１９１４年８月，袁企图以仅次于都督地位的护军使之职，调张离开老巢至内蒙。张作霖自然不愿，他致电给陆军总长段祺瑞说：“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他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分明是抱怨袁世凯过河拆桥。此外，张作霖还鼓动奉天豪绅巨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氏收回成命。
其时张作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在奉天呼风唤雨，使张锡銮无法督政，一再向袁氏辞职。这样，张作霖便开始谋求奉天的第一把交椅。
１９１５年，张作霖两次入京结交政府要人，他先拜段芝贵为师，由段带他引见袁世凯。袁世凯对他温语慰问，并赐“虎柄军刀”一把，张作霖为打消袁世凯的疑虑，故意装粗卖傻，见袁跪地行大礼，口出脏话。他还嘱咐随从，把前门外八大胡同所有妓院统统包下，给袁世凯“老粗无大志”的印象，以期得到提拔。袁世凯打算称帝时，张作霖又竭力吹捧，发出“速正大位”的密电。
但是，张作霖想做奉天督军的阴谋并未如愿。１９１５年８月，袁世凯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张作霖虽然心中不快，但对段仍曲意奉承。段芝贵坐镇东北，是为了助袁称帝，而张作霖在这件事上，比段芝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奉天表决国体投票时，他亲率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造成了清一色赞成君主的“民意”，他还密电袁世凯“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此种不要命的态度，在袁世凯的亲信中，也是少见的。
袁世凯称帝后，论功行赏。张作霖以一师长资格，破格封为二等子爵。然而张作霖大失所望，问“子爵是怎回事”？听到“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张作霖大怒道：“吾何能为人作子？”于是请假表示不满。
称帝后的袁世凯不久便四面楚歌，张作霖对此早有对策。他一方面对袁表示愿为南征先锋，等骗到了饷械之后，又翻脸变色，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驱逐老师段芝贵，夺取督军大权。
自称“不懂政治”的张作霖在“驱段”这出戏中表演得异常精彩。他利用冯德麟与段芝贵的矛盾，让冯出头角斗，自己在幕后操纵。
冯德麟为“驱段”找到了张作霖，说：“段芝贵是清末的败类，贪官污吏，人所共知，现在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们决不甘心，应赶快驱逐他，由奉天人来干一干，雨亭以为如何？”张作霖一听正中下怀，于是向冯“请教”驱段的办法。冯说：“这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唱黑脸，和他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唱白脸，用‘吓’字向他威逼，使他畏罪而逃。”张作霖心中暗喜，鼓掌赞成说：“好！让各方面人也知道，我们奉天人是不好惹的。”
于是张作霖布置军队夜间开枪闹事，自己到将军署对段说：“冯德麟把兵开来了，要进兵沈阳，反对将军。”段芝贵忙问怎么办，张作霖道：“不要紧，我有防备。”段芝贵刚安下心不久，张作霖又报告：“这回冯把二十八师全开来了，我也没有办法。”并声称二十八师和二十七师部分官兵联络奉天各界团体要惩办帝制祸首。
听到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浑身发抖，又问怎么办。张一言不发，在桌上大书一个“走”字。段芝贵如梦方醒，马上致电中央要求去天津养病，并调官款二百万，军火若干，乘专车赴京。
段离奉时，张作霖向他赠送大批礼物，并满脸戚容作悲伤状，盼望段早日回奉，背地里张作霖却通知冯德麟，拦截段芝贵，向他索取私带的公款和军火，让他当众出丑，无脸再回奉天。
当段芝贵专车到达沟帮子车站时，冯部汲金纯指挥的一个团，由邱团长带领登车检查。邱某上车后即向段芝贵宣读奉天军民团体打来的电报，指责段为帝制祸首，又携款畏罪潜逃，希望汲旅长截住段芝贵押赴沈阳依法惩治，段芝贵吓得失魂落魄，狼狈不堪，担心回沈阳老命不保。这时，张作霖又致电让专车通行。
正当段芝贵向袁世凯哭诉冯德麟的无理时，张作霖与袁金铠密谋起草了奉天保安会章程，由袁金铠出面，成立自治期成会，奉人治奉。袁世凯大吃一惊，在段芝贵的极力推荐下，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袁世凯死后，改称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这样，借着全国反袁，张作霖阴谋得逞，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因督军一职，张作霖与冯德麟势同水火；因任用新人，又与汤玉麟怒目相向。冯、汤二人携手反对张作霖，但最后还是败在张的手下。张位置巩固，成为说一不二的“奉天王”。
张作霖接到奉天督军的任命时，一喜一惧，喜的是多年的目的已经达到，惧的是冯德麟发难，于是演了一出假退让的戏。他立即召集所有弟兄开会，会上痛哭流涕，大骂段芝贵阴险小人，离间兄弟感情，并发出通电，力辞任命，又力荐冯德麟做督军，说奉天局面非冯不能安抚。北京政府复电不准，张作霖再次请辞，再次不准。最后，汤玉麟说：“你一定要辞，北京政府要是另派一位外省人来，我们怎样办？我看还是就了吧。”大家纷纷表示说得对，张作霖才勉强就任。
冯德麟也不是三岁小孩，张作霖几滴眼泪再金贵也抵不上督军大权呀！于是冯德麟坚持不就军务督办一职，闭门谢客。张作霖亲自登门，低声下气地说了许多好话，冯德麟懒洋洋地提出两个条件，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与督办公署一样。这明摆着是抢张作霖碗中的肥肉，张作霖怎肯同意，但他也不当面回绝，却电请袁世凯调解。袁世凯则说帮办公署不便另设，帮办公费每月可拨１５万。张作霖于是拿了袁世凯的电报和１５万去见冯，冯如数退还，坚请辞职。
张作霖又派二十五旅旅长孙烈臣携款３０万拜会冯德麟。冯回到省城时，张作霖又亲往拜见，冯德麟冷冷地接待了他，也不回拜，并拒绝出席张为他准备的接风酒席。张作霖却表现了宽容大度，把酒席抬到了冯府，并招来十余名歌妓助兴。
在张、冯矛盾日益尖锐之际，又发生张作霖和部下汤玉麟之争，冯德麟乘机联合汤玉麟反张。
张作霖任督军后，任用了一批新人，如谈国恒、杨宇霆、王树翰、王永江等。张作霖自比汉高祖刘邦，大言不惭地说：“吾此位得自马上，然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任用新人引起了老部下的不满。
汤玉麟时任省城密探队司令，其所部胡作非为，常用军权侵犯警权，而出任奉天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的王永江对此绝不宽容，一次把汤的部下宋某逮捕下狱。汤玉麟向张作霖发牢骚：“天下是军人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功劳，高高在上管辖军人？”张作霖先是一顿臭骂，然后说道：“枪杆子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你们懂什么？你们给王岷源（王永江号）牵马扶镫都不配。”汤玉麟自此对王永江嫉恨不已。
１９１７年春节，汤玉麟等在省城设宴，招待“省中诸长吏”，却惟独不请王永江，张作霖驾到后没有看见王永江，心生不满，查问为什么不请王处长。孙烈臣应声答道：“我们把王漏掉了。”张作霖听此顿时暴跳如雷，大为恼火地说：“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我用定了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谁就辞职。”而汤玉麟顶撞张作霖说：“你甭骂街，辞职算不了什么。”两人不欢而散。
王永江乃张作霖新启用的左右手之一，张既自诩为汉高祖刘邦，要招纳地方贤俊，对于王永江这样的得力助手，他当然要极力庇护之。因此，汤玉麟宴“省中诸长吏”却不请王永江，既是对王本人的轻蔑，也是对张作霖的不恭和反抗，张作霖岂能受这口气？
也因此，面对汤玉麟和其他受其煽动的武将递交上来的要求把王永江撤职的呈文，张作霖使出其“绿林”时代的作风，“把呈文撕得粉碎”，指着汤玉麟的脸破口大骂，完全没有一点点招纳贤俊的“帝王风采”了。
张作霖的这一作法，给了冯德麟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趁机与汤勾结起来，共同对抗张作霖，要求张任命冯为省长，汤为二十七师师长，否则他们将自由行动，并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而且，他们还采取积极行动，一面招募土匪，策反军队，一面派人扰乱省城。张、冯、汤之间的矛盾步步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紧张局面之中，长于谋略的张作霖，并不着急亲自动手去讨伐冯、汤二人，而是积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在势力上先压倒对手。
首先，张作霖召开了二十七师全体团、营长会议，团结了内部；过去一度附和汤玉麟的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等，见“玉麟欲不利于作霖”，都站到张作霖方面，表示拥护“张将军”；洮辽镇守使吴俊升，也赶到沈阳，向张作霖表示：“若是大帅想打，俊升带队打前敌。”集体效忠，使冯、汤二人的策反成效付之东流。
其次，张作霖还设法取得了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大力支持。本来，冯、汤二人也有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但苦于黎元洪有职无权，北京政府实权在总理段祺瑞手中。黎元洪曾派他的秘书持信到新民与汤玉麟联系，不料此信被张作霖所得，张立即将此转给段祺瑞，段马上致电张作霖，表示动员第九师和第十三师协助奉天“戡乱”。不仅如此，张作霖还通过他的日本顾问，求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早有独霸东北之意的日本对此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面对张作霖如此强大的靠山，冯德麟吃不消了，干脆先偃旗息鼓，抽身撤退。因此，当汤玉麟到北镇想和他联合时，他“拒而不纳”。汤玉麟无奈，只好逃往医巫闾山寨做个山大王自保。但此时张作霖却寻上门来。１９１７年３月２９日，张作霖下令免去汤的旅长职务，任命邹芬代理五十三旅旅长，并命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和骑兵团长张作相讨伐汤玉麟。此时的汤玉麟再也没有当初宴会上顶撞张作霖的勇气了，他落荒出逃，投奔到了辫帅张勋麾下。
张、汤之争以汤玉麟的大败而告终，冯德麟虽然偃旗息鼓，自动退出与张作霖的对抗，但他并不完全是因为害怕张才退出，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起，因为他手中仍控制有二十八师。张作霖对此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不放过每一个时机以吃掉冯德麟来实现他的霸业。
机会终于来到了。１９１７年７月，辫帅张勋上演复辟丑剧，张作霖略使手腕，便将冯德麟击倒在地。
事情是这样的：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张勋在策划复辟时，张作霖是大力支持赞成的，因而颇受辫帅的优待。同时，冯德麟也积极参与其事，想借此而建其“功业”。但当复辟进行时，机警的张作霖见赞成者甚少，便对此事之成功率打上问号。他想从复辟中大捞好处，又不想受牵连而损霸业。正当此时，袁金铠又为其出谋划策：“冯德麟因你升为督军，时有不平之色……莫若令其入京，暗中参加复辟，事成大帅不失戴翎之功，不成以冯当之，卧榻前免得他人酣睡，亦调虎离山之计也。”
对袁金铠的这番进言，张作霖“深以为然”。他惟恐冯德麟在京“为人勾引，有不利于己之行动，特电冯氏委为（奉天）全权代表……并谓如有关奉军问题，请随时与绍帅（张勋）接洽办理。”就这样，张作霖左手准备领功，右手准备推罪，还顺便弄了个“抓功者”、“替罪羊”，使冯德麟横竖逃不出自己的手心。
果然不出所料，张勋的复辟丑剧遭到了全国的强烈反对。原来支持张勋借以赶走黎元洪的段祺瑞，见目的已达到，马上转身举兵反张勋，以“再造民国”！而张作霖呢，他照事先计划好的办法，见张勋败局已定，遂抛弃亲家，“坚决”紧跟段祺瑞段总理，令前往天津观望风色的代表赵锡福，晋谒段总理。段问：“张督军派尔何来？”答：“讨总理吩咐。”段闻之大喜，拍案叫好：“不料张雨亭，他还赞成民国。”一个“不料”，张大帅的真面目便显露在眼前。就这样，张作霖“以高骑墙头为其本领，嗣见何方强盛，转而去彼就此”，成了反对张勋复辟的人物了。
张作霖见风使舵，成了反对复辟，赞成民国的“先进”人物，却苦了冯德麟。他在复辟时尽心尽力，以为事成之后定能青云直上，取张作霖而代之，却万万没有想到，翎顶辉煌，仅是昙花一现，只得了“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御前侍卫大臣”头衔没几天。上演了仅１２天的复辟丑剧在全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狼狈收场，冯德麟化装成日本人出逃，到了天津车站即被曹锟所部逮捕，押送北京拘禁，７月１５日，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
张作霖终于可以任意揉搓这个对头了，冯德麟被捕的消息传至奉天后，冯的妻子“不得不矮下身来”，大搞“夫人外交”，求救于张夫人。这时的张作霖为了表示他的宽大，特别是为了争取冯部官兵的好感和考虑他们多年“绿林”的“友谊”，大做好人，电请段祺瑞释放冯德麟。段也不惜送张大帅一个好人做，以“冯参加复辟证据不足”为由，仅给以吸食鸦片罪，共计罚金８００元的处分。
从此冯德麟成了一个无声无味无权无勇的人物，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和张作霖相斗了。不仅如此，后来，他还和张作霖修好，并拉回汤玉麟同归奉天。他的二十八师兵权，也就完全为张作霖所控制。冯德麟栽倒，张作霖成了说一不二的“奉天王”，欣喜之余，张作霖的脑子又转动起来，他在想些什么呢？
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当“奉天王”，他采取种种手段，先是赶走了黑龙江督军毕桂芳、实力派人物许兰洲，控制了黑龙江，又逼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控制了吉林，自己成了“东北王”。
当上了说一不二的“奉天王”，张作霖并不满足，他意在整个东北三省，做“东北王”的滋味肯定要比“奉天王”的滋味好多了。于是，他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兼并黑龙江、吉林两省。
对黑龙江，张作霖用的是趁乱出击，一次得手的办法。当时黑龙江的政局，在帝俄势力的影响下，较为混乱，其统治者不断易人，到１９１７年，局势由“俄国道”、前海参崴总领事毕桂芳和该省实力派、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共同控制。但毕、许二人不和，毕桂芳有职无权，处处受许兰洲的掣肘，许本人在黑龙江经营多年，早有夺取黑龙江省大权之意，并因此和张作霖关系甚“铁”，被人称为黑龙江的“张作霖”。
１９１７年６月，许兰洲乘北京政府混乱（黎段“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之机，勾结黑龙江省的两个旅长——英顺、巴英额等密谋，让他们逼走毕桂芳，并答应事成后“以师长位置相许”。英顺等人何乐而不为？他们于是直接到督军署，要毕桂芳让位于许兰洲。毕无奈，只好通电辞职。
６月２４日，许兰洲率文武官员到齐齐哈尔车站“欢送”毕桂芳离职，之后，便欢喜得意地当上了督军。
然而，一心想夺黑龙江实权的许兰洲哪有意给英顺、巴英额师长之位？他们只不过是许兰洲“夺印”棋盘上的一粒小子而已，弃之不惜，他要他的人当师长。而英顺等人在遭如此戏弄之后，也不甘罢休，决定来个反击战，他们赶到哈尔滨，把自己不久前所遗弃的旧主子毕桂芳追回，让他在呼兰继续主持督军兼省长的“公务”，英、巴二人并代他发表通电，痛斥许兰洲夺权。
英、巴再次立毕桂芳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后，黑龙江省出现了两股势力对峙的局面，即“拥护”毕桂芳的英、巴两旅，占领呼兰、海伦一线，反抗以齐齐哈尔一带为基地的许兰洲。双方似上弦之箭，一触即发。
这时，善于抓住时机的张作霖开始出动了。他耍出两面手腕，派其部下孙烈臣“急行赴黑，观察一切”，同时，一面与英顺会面，获得英顺的信任及“肺腑之言”：“一切唯张之命是从”，一面又到齐齐哈尔面见许兰洲，同样得到许的“心里话”：“唯雨帅（张作霖）之命是从。”在得到对峙双方对自己百般信任的信息之后，张作霖立即致电给他的靠山之一——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保荐他的同乡，也是儿女亲家的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８月１３日，鲍贵卿在张作霖的护送下到黑龙江接任，第一步成功了。
紧接着，张作霖又与段祺瑞合谋，将许兰洲所部５营骑兵和３营步兵强行调至奉天，任许为东路剿匪总司令，驻守西丰，使许兰洲这位黑龙江省的“张作霖”成了自己的“高级俘虏”。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黑龙江，张作霖又从奉天调去１０营奉军，由日后在西安事变中名噪一时的旅长孙鸣九率领，进驻齐齐哈尔。当英、巴两旅长反抗奉军入境时，张作霖又以“剿灭蒙匪”为由，调吴俊率２９师北上，进行武装调停。英、巴不服，想继续反抗，却立即被北京政府罢官免职。
曾与张作霖过从甚密，想借此而独霸黑龙江的许兰洲“偷鸡未成反蚀把米”，成了张大帅的“高级俘虏”，而曾与张作霖交过心，想捞个师长之职的英顺、巴英额，也“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落得个被罢官免职的结果。只有张作霖“稳坐钓鱼台”，大收渔翁之利，兼并了黑龙江省。
兼并吉林省，着实费了张作霖的一番苦心。原因是吉林省本身独立性较强，况且当时内有北京政府混乱，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张作霖操纵起来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
张作霖吞并吉林采取的第一步是逼孟恩远辞官。孟恩远时为吉林督军，在吉林经营十余年，资格比张作霖要老。为此，张作霖大感不快。奉天在前清时为总督驻锡地，他不愿范围以内再钻出一个“大哥”来。事有凑巧，在张勋复辟时，孟恩远曾颇为积极，在吉林挂起龙旗，大张旗鼓地讴歌复辟，效忠溥仪和张勋。复辟失败后，孟恩远虽摇身一变，将自己装扮成“拥护共和”的英雄，并将其参加复辟之罪推给其督军参谋长高联甲，自己潜回吉林，企图蒙混过关。
张作霖乘机抓住孟恩远的这一把柄，策动在北京的吉林议员于贵良等，控告孟恩远“复辟附逆”，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孟恩远。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北京政府下令，革去孟恩远吉林督军职位，改派田中玉为吉林将军。田中玉是段祺瑞亲信，察哈尔都统，与日本人关系极为“良好”，派驻在此，岂不正好？
但孟恩远却不吃这一套，一怒之下，他干脆调兵于吉林、长春之间，宣布吉林独立。而张作霖对北京政府的这一纸调令也不满意，他本意在于罢免了孟恩远之后，由他直接接防吉林，却不想段总理将其亲信田中玉派了过来。与其让新政敌田中玉来，还不如让孟再干一段为好。因此，张作霖放弃了其要求撤罢的计划，转而在“中央”和孟恩远之间，采取斡旋态度。果真在直系军阀组织的几省督军联合发表的留孟宣言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允许孟恩远“督任延期”，吉林同时也取消了独立。
张作霖的原意是让孟恩远再干一段时间下台。事与愿违，当时北京政府中又爆发了皖、直两系军阀在对西南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主战”与“主和”的分歧和斗争。皖系一度败北，北京政权由直系军阀王士珍执掌，而孟恩远由于其亲直态度，处境有了好转。到后来，为了镇压哈尔滨和中东路俄国工人和士兵及中国工人驱逐沙俄白匪头子霍尔瓦特的斗争，北京政府又派孟恩远率兵５０００人前往哈尔滨，支持霍尔瓦特。孟的处境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其地位也开始再次牢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得不改变主意，致电北京政府暂时留住孟督，等候时机的成熟。
第一个回合，由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孟督到致电北京政府暂留任孟督，张作霖失败了。但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另辟蹊径。
张作霖新辟的“途径”是插手北京政权，企图在中央取得一定地位之后，再卷土重来。张作霖想在中央取得一定地位，最理想的投靠人选当然是段祺瑞，而其时，段祺瑞为了推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也正积极拉拢各路“英雄”，张作霖正是他心中所念之一大主力，二人于是一拍即合。
首先，段祺瑞以副总统为诱饵，拉拢张作霖派兵入关，并在张入关途中，又将存于秦皇岛的军械作为奖赏。由此，奉军在秦皇岛还上演了一幕“劫械”剧，为其发展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紧接着，张作霖要回报段祺瑞了。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９日，张作霖兵临城下，向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段祺瑞内阁、增设东三省巡阅使（给自己设的官位）等要求，并在天津组成了奉军“南征”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委段祺瑞亲信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准备支持段的“武力统一”的政策，进行南征。面对这一强大攻势，王士珍内阁惊惶失措，被迫辞职，冯国璋只好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张、段二人配合颇为密切。
但段、徐并不是真的想给张作霖什么，而只是利用他来给自己保驾，聪明的张作霖怎会识不破？１９１８年秋，他以防御苏俄为名，开始将奉军从南方陆续撤回，并革除了徐树铮副总司令的职务。果真，在同年八、九月间举行的正、副总统选举中，段祺瑞败北，而张作霖的副总统美梦也落空了。但在段手中未得到的东西，张作霖却从新北京政府手中得到了。为统一东北军政指挥，以对抗苏俄的革命势力，北京政府于９月５日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与过去的东三省总督地位相似，张作霖总算有点补偿了，回过头来，他便可以借东三省巡阅使的身份，向吉林进攻了。
此时的吉林督军孟恩远，为了博取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的好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断扩充军队，搜刮军饷，镇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工人，引起了吉林人民的极大不满。张作霖见此，再次玩弄其惯用伎俩，于１９１９年６月，唆使吉林人何宗仁等分别向国务院及东三省巡阅使署控孟纵兵殃民８大款，并分派代表赴京赴奉，恳请罢黜孟恩远，保举孙烈臣为吉林督军。这一招果然灵验。７月６日，北京政府即给孟一个“惠咸将军”，令其来京供职，调比较温和的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
“东北王”张作霖
但孟恩远不愧是孟恩远，他再次违令，坚不卸任，坚不离开吉林。但这时的张作霖已不是两年前的张作霖了，他是东三省巡阅使，他要行使其职权。于是，他立即动员军队，派２７师师长孙烈臣为南路总司令，２９师师长吴俊为北路总司令来攻打吉林。也就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又插手此事，为了支持张作霖，他们在长春故意挑起事端，制造了“宽城子事件”，并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长春的吉林驻军，全部退出３０里外，待督军问题解决后，才能复原。
在亲日派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立即做出表示，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吉林第一师师长，主张对张作霖和北京政府进行抵抗）免职。高士傧还做了一番抵抗，但在日本的武装干涉、奉军的围攻和从内部收买下瓦解，他自己也在孟恩远的劝阻下停止反抗。孟恩远本人则看出大势已去，用长途电话向张作霖表示愿意交出吉林政权，并说：“我上了６０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现在已说服高士傧了。”不管怎么说，总之，他是败给了张作霖。
于是，东北三个省一一落到了张作霖的手中了。善于经营的他，终于从一个马贼，一个小土匪一步步高升，经统领、师长、督军而到独霸三省的“东北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