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之际，张作霖先是联皖抗直，后又加入八省反皖同盟。第一次入关，打败徐世铮，成为北京政府四巨头之一，又兼蒙疆经略使，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由东北王一跃而为“满蒙王”。
当时的关内，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争夺更为厉害，军阀混战连绵不绝，而主要的军阀混战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的直系和西南各小军阀与日本支持下的皖、奉系之间进行。此时的皖系已没落，奉系便开始独自与直系争斗。
张作霖（左）与吴佩孚
张作霖没有绝对的敌人和朋友。１９１９年６月，北京政府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授予节制内蒙、新疆、甘肃、陕西军队的全权。徐上任后在西北积极扩张势力，其权力比东三省巡阅使还大，这一切，引起了对满蒙早就垂涎三尺的张作霖的不满，他早在１９１８年即因徐树铮滥用奉军饷械发展自己势力而与之产生过激烈的冲突。这时，他看到徐又来威胁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是愤恨不已。因此，他决定抛弃过去几次与之合作过的皖系，而与直系联合，共同反对皖系，他们秘密结成八省反皖同盟，准备倒皖，这也就有了张作霖的第一次入关。
１９２０年５月间，吴佩孚从湖南带兵北上，６月初进驻豫、直各要地，徐树铮也急忙由库伦回京，调动皖军准备战争，直皖之间形势紧张起来。但张作霖却不急于马上用兵，他要耍手腕，以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他要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
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应总统徐世昌之请，打着“调停时局”的招牌，张作霖带两营卫兵，乘坐架有机枪的列车进入北京。以“调停人”姿态进入北京的他，却在暗地里与直系首领，他的儿女亲家曹锟暗通声气，并南下保定与曹会谈。在这期间，总统徐世昌罢免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等官职，徐树铮对此咬牙切齿，他明知道张、曹的勾结，却故作不知，还以段祺瑞的名义，邀请张作霖会晤，准备下手除去张，未成。他又派姚步瀛等１３人组成的暗杀团，携１２万元巨款到奉天暗杀张，还是没有成功。
徐树铮暗杀张作霖没有结果，张作霖却要对徐树铮实施“讨伐”了。回到奉天后，张作霖立即脱去“和事佬”的外衣，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大诉心中“不平”：“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此次在京，备患奸人百计害我三省……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表示要武力调停，并致电曹锟：“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同时，他调第２７、２８师陆续入关，分布在京津、津浦西路和马厂、军粮城一带，一时，奉军人数达到７万之多。
７月１０日段祺瑞下令总攻击。１２日，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讨段，直皖战争正式爆发。经过几日的激战，皖军大败。１９日，段祺瑞自请免除本兼各职。２３、２４日，直奉两军陆续开到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直皖战争以直奉大胜而告终。
８月４日，张作霖以“胜利者”的姿态，以３００名仪仗队为先导再次莅临北京，与曹锟共同组成了靳云鹏内阁，并与曹锟、徐世昌、靳云鹏一起召开所谓的“四巨头会议”，商定控制北京政权的大计，曹、张二人成为控制北京政府的中枢。不仅如此，张作霖还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一方面派兵占据津、京要地，一方面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至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分别任命张景惠、汲金钝等为察、热两都统，并使得非奉系的绥远都统马福祥只好“望尘景附”。
借直皖战争，张作霖派兵入关扩充势力，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不仅成为北京政府的中枢人物之一，而且还以蒙疆经略使的名义，管辖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满蒙王”了。
张作霖再次问鼎北京政府，打败吴佩孚，一时威风八面，辉煌至极，但部下郭松龄却于此时做好了倒戈反张的准备。郭松龄倒戈被镇压，张又作第三次入关之美梦了。
直皖战争后，直奉共执北京政府之权，但由于各自野心的膨胀，他们的合作未能得到维持。由于权力的分赃不均，最终爆发了直奉之间第一次战争。奉军在此次战争中大败，张作霖不得不带着满身的遗憾和“无官一身轻”（北京政府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了张作霖所兼各职）的“感觉”，撤回了东北，张作霖的第一次入关到此结束。
但张作霖没有死心，回到东北后，他攒足劲头，准备第二次入关，问鼎中原，问鼎北京政府。时机也正慢慢来临。
１９２２年直系军阀打败奉系张作霖后，独控了北京政府。不久，他们便撕下和平、共和之面具，开始以其军阀之野心和手段进行他们的统治。１９２３年２月，吴佩孚撕下“劳工神圣”的外衣，残酷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造成了举国悲愤的二七惨案。１０月，直系又出演一起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的滑稽闹剧，曹锟贿选而为总统。这一切，都引起了全国人民乃至各派势力的唾骂和攻击。不仅如此，吴佩孚妄图凭借其实力，以“武力统一”中国。此时的直系，真是“气骄志矜，不可一世”，对奉军则也是“以为不堪一击”。
面对吴佩孚不可一世的进攻姿态，张作霖在整军备战的同时，早已着手拟定了对直作战计划。此时正值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争夺上海地盘（这是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的一着棋）。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虽然卢永祥不敌齐燮元而败北，但此次战争却直接引发了张作霖对直系的用兵。
９月４日，也就是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向直系挑战，他在给其儿女亲家曹锟的电文说：
“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弟本拟再行遣使来前，徒以列车之交通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
“情深意长”而结为“亲家”，却说翻脸就翻脸，并且还堂而皇之地列出许多条理由来说是为民请愿，替天行道！
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
说罢这番“为民请愿”的话后，张作霖便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于９月１５日将所部编为６个军，浩浩荡荡向关内进发。奉军的作战战略是：集结主力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准备在此给予敌军以决定性打击。而直军也是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军队，在吴佩孚的率领下分三军向奉军进击，吴佩孚甚至夸下海口，叫嚷道：“我出兵２０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秀才出身的他，怎么竟忘了骄兵必败这一古训呢？
９月１７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不相上下，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奉军要略占优势。也是吴佩孚倒霉，就在双方战斗激烈之时，直系第三军在冯玉祥率领下从前线倒戈回京，驱逐溥仪出故宫，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这使直军军心大乱，却帮了张作霖的大忙。奉军乘机迅速出击，截住了敌军退路，使直军主力陷于奉军的包围之中。
吴佩孚紧急回京救援，却已无一点希望，因为所有可能的路线全被奉军占领，或因其他军阀的“中立”而无法通过，更无法派兵。到１０月３１日，直军官兵除重要将领由秦皇岛乘船逃回天津外，全为奉军所俘。１１月３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在奉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夹攻下走投无路，只好率残部２０００余人，乘华甲运输舰浮海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内躲避起来，他的“武力统一”的梦也告烟消云散。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大败而告结束。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使张作霖再次入关，进入北京政府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因冯在发动政变后，也不知所措，只好请段祺瑞再度出山，先改组政府，维持政局，另又电请南方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同时也不忘北方的张作霖。由于张作霖当时所允诺的是“奉军不入关”，冯玉祥因而比较放心。
可是控制北京，成一国之主实在太诱人了，奉军得胜后，张作霖不惜违背诺言，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并以之作为后盾，再度插手北京政权。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张作霖赶到天津，１４日便进驻北京。１５日，张、冯、卢等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共掌北京政府。
冯玉祥虽然比较倾向革命，倾向拥护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但因张、段咄咄逼人，根本无意与孙中山合作而无所作为，而张、段二人此番又是“握手言和”，共同对付孙中山了。他们虽然表面上电邀孙中山北上，但在暗地里却施展种种诡计，反对孙中山的反帝革命主张，并提出什么“外崇国信”，召开什么“善后会议”，以和孙中山相对抗。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刚到北京不久的孙中山因病与世长辞，张、段心中的石头终于可以落下来了。此时，冯玉祥也早已被他们排挤到京西天台山“休养”去了，过河拆桥，北京政府终被张、段二人所掌握。
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调动大批奉军到关内抢夺地盘。至１９２５年初，奉军已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到６月，其触角已伸到了东南财富中心的上海。此时的奉系，此时的张作霖，真是威风至极，猖狂至极。第一次入关带着满身遗憾而回的张作霖，终于在两年后再度入关，并辉煌一时，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就在张作霖春风得意之时，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１９２５年１１月下旬，张作霖的部将，拥有重兵的郭松龄，在滦州从背后给了他狠狠一刀。
郭松龄，字茂辰，于１８８２年生于奉天渔樵寨。他好读书，且勤敏过人，自小熟习革命道理，后来曾参加同盟会，并与孙中山也有过接触，也曾“与二、三同志图谋改造东三省”，认为“欲谋三省之改造，非推倒军阀不可，欲推倒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军中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果真，郭松龄回到奉天，在奉天讲武堂当上了教官。但张作霖对郭起初并不看重，只是由于其子张学良对郭极为佩服而大力举荐，郭松龄才得以在奉军中一步步地高升。随之，他改革东三省现状的志愿，也就日益强烈起来。
同时，由于郭松龄在奉军中声望和地位的不断提高及其实际能力和别具一格的作风，遭到了奉系内部新、老各派的不满和嫉恨，他们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来压制他。而张作霖本人对郭松龄也不怎么欣赏。
这从一件事中可以看出：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以其英勇在战争中立了大功，然而在战后论功行赏时，张作霖却偏不赏功高的郭松龄。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等皆得到了地盘，惟独郭松龄一无所得，张作霖甚至对郭说道：“你还是在我手下，对练兵贡献力量吧！”郭对此当然深为不满，反奉之心遂决。而就在此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革命和反奉斗争也迅速发展，这对郭松龄决心倒戈的心理准备过程，无疑是有很大的影响。
在反奉倒戈的准备过程中，郭松龄不仅注意到其部队的人事安排，还联合李景林与冯玉祥订立了反奉密约。早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冯发动北京政变后，由于遭张作霖的排挤，冯玉祥对其仇恨不已，于１１月２２日和郭签订了郭冯密约，主要内容是：由郭松龄迫请张作霖下野；郭反戈与张作霖作战时，由国民军监视李景林行动，使郭无后顾之忧；李景林若能与郭共同行动或中立，事成后调整李为热河都统。
就在此时，张氏父子似对郭的行动有所察觉。１１月２２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回奉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而郭鉴于自己的活动已被识破，遂不肯回奉，并决定“提前行动”，还建议张学良代父接任东北最高首脑以改革三省局面。张学良是不肯反其父亲的，而郭却又反父不反子，其中的关节，也是日后郭松龄倒戈失败的一个原因吧。
２２日晚，郭、李发出三个通电，即要张作霖下野、要杨宇霆下台、宣布奉国两军停止行动。２３日，郭前往滦州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发表演说，反对张作霖。之后，郭又将所部７万人改编为４个军，并制定了进军计划。同时，冯玉祥、李景林相继宣布“中立”，并通电张作霖下野，只是李景林还不忘在通电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起初，郭的进攻是相当凌厉和得手的，就连北京政府的段祺瑞，也拟好了革去张作霖本兼各职的“命令”，只等郭军进兵沈阳城予以发表了。的确，当时张作霖对郭松龄的进攻束手无策，他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其主子日本却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还要靠张作霖这位胡帅来维持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还要靠张大帅这块跳板，准备跳到关内，独占中国，所以，看到张作霖的统治岌岌可危时，日本站出来了。
日本先诱惑张作霖签订了卖国害民的日张密约。之后，１２月８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命令关东军“速使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当然，日本也欲拉拢郭松龄以尽收渔人之利，但遭到郭的严词拒绝。９月，日军开始大批出动助张镇压郭松龄。
双方经过激战，郭军虽英勇奋战，但终因不敌，再加上叛将等各种原因，最终大败。郭松龄、韩淑秀夫妇被张逮捕，在杨宇霆的怂恿下就地枪决，年仅４３岁的郭松龄功败垂成，死于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中。但此次郭的倒戈，也给张作霖这个不可一世的东北王以沉重的打击，张作霖曾因此而有“宣布下野意见”，给他发烧的脑袋浇了一通凉得透骨的冷水。但这位胡帅不久又野心勃勃地做起了他的第三次入关，再度控制中原的美梦。
张作霖第三次入关，正值国民革命高潮时，他向进步力量伸出了罪恶之手。邵飘萍、李大钊惨死于张的屠刀之下，他却登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张作霖一镇压完郭松龄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欲称兵关内，妄图第三次入主北京政府，控制北京政权，实现自己一统天下的迷梦。
当时的中国已掀起国民革命的高潮，南方广东革命政府正积极准备北伐以推翻北京军阀统治，北方的冯玉祥也倾向革命，被称为“赤化将军”，而欲“三度梅开”的张作霖是必须要“讨赤”的。在日、英的策动下，张、吴（佩孚）这两个在一年前还是死对头的大军阀又联手反赤，但其中之明争暗斗、互相利用且又互相压制的细节，大概只有他们二人才知道。
从１９２６年１月开始，张作霖以进攻郭松龄残部为名，向关内进兵。同时，吴佩孚也开始进攻河南，冯玉祥的国民军处于直奉军队的包围之中，而日、英等帝国主义除了在武器弹药上援助奉直军外，还蓄意制造事端，帮助奉直军，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１９２６年３月制造的大沽口事件。奉直军利用这起事件，全力推进战线，步步紧逼北京。４月１５日，奉军进入北京，他们抛弃掉多年与之合作的段祺瑞段执政，独控北京政府。直奉之间虽各怀鬼胎，同床异梦，展开了争夺实权的争斗，但张作霖第三次入关妄图爬上最高位子的美梦似乎正在成真。
１９２８年的张作霖
在这期间，张作霖开始极力摧残北方的革命、进步势力。他们通缉革命领袖，查封进步报馆，枪杀进步人士，著名记者邵飘萍就是在这时惨死在张的手中。这还不够，１１月１４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对抗北伐军和冯军进攻的问题，１２月１日，张作霖身穿大礼服，跪拜祭天，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并发表长篇的“反赤宣言”，叫嚷道：“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则已，若爱身非消灭赤化不可。”他企图以“安国军”来“安定”中国，而助他爬上北京政权的最高权位，他妄想以这支“安国军”来统一中国，并且认为这是易如反掌的，会万民拥戴，世界钦崇的。
组成安国军后，张作霖又开始和中国的新军阀蒋介石勾结起来，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在中国的南北方掀起了惨绝的反共大屠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４月６日被张逮捕，先后被捕的还有杨军山等国共两党党员３５人。在威胁利诱失败之后，４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时，张作霖以绞刑处死了李大钊和其他革命人士共２０人。张作霖的这一滔天罪行，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配合完蒋介石的反共屠杀后，张作霖又遇上了蒋介石的权力挑战，他的美梦又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稳定北方，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获得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余地，张作霖要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要实现其总统梦了。
早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在黄土铺地的仪式下进入北京的张作霖，就曾想尝尝最高统帅的滋味，但由于杨宇霆的反对而未果。现在，他已经急不可耐，在部下的“拥戴”下，张作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８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了所谓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他第三次入关的目的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