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的一生经历了从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的转变过程。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温和敦厚的读书人，但实际上城府极深，善于察言观色和思考分析。在纷争不断的政治斗争中，他素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而著称，被誉为“药中甘草”。在民国的早期政坛上，他也算一位颇有特色的大员，不纳妾，好美食，善书法，一生轶闻颇多，口碑良好，获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一致赞誉。

谭延闿年轻时仕途颇为顺利，却对在清廷为官不感兴趣，回乡投身教育，曾积极参与立宪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先后三次督湘，几经沉浮，颇具传奇经历。

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但他的出生地是杭州，初名宝璐，字祖庵，号无畏，后改名为延闿。其父谭钟麟曾任浙江巡抚、陕甘总督。谭延闿幼时聪颖好学，七岁入私塾，光绪十八年入府学，光绪帝之师翁同龢曾称他为“奇才”，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

１８９２年，谭延闿就参加了长沙的童子试，后来多次参加乡试都未考中。１９００年，谭延闿中举人。１９０４年，谭延闿参加了会试，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成为湖南２００多年来的第一个会元（明清两代称会试考取第一名的人）。同年４月又参加了殿试，考中二等第三十五名，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不久便告假回到家乡。

回长沙后，他致力于办教育、开风气。先后在地方几所学堂任学监、校董，并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为学校筹资、聘请教员，参与筹划新式教育，为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谭延闿

１９０７年，谭延闿积极进行立宪活动，组织湖南宪政公会。１９０９年，谭延闿凭借显赫的家世、饱学的才能以及积极的政治活动能力被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次年任北京资政院议员，先后两次赴京，参加各省立宪派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出席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与湖北汤化龙等发起组织宪友会。在资产阶级上层中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

在实践当中，立宪派逐渐看到了清政府“假立宪之名，行专政之实”的真实面目，开始与革命党人采取联合行动。谭延闿也不例外，不仅利用职务之便保护革命党人，还为其活动经费慷慨解囊。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组织军政府，就任正副都督。不几天，焦、陈二人被杀，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滥杀无辜和打击报复。同时，基本维持了原来湖南军政府的人员配置，革命党人仍然担当要职。此后，湖南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对于革命，谭延闿采取支援的政策，想尽各种办法补充军需物资，保证湘军不断北上，参加阳夏保卫战，对巩固武昌革命基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率先表示拥护。８月，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在他第一次督湘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颇具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色彩的措施：按照三权分立的形式组建领导层，改革司法制度；大兴实业，重视商品经济，发展工矿交通；大力整顿军队，加强文化教育，注重言论自由，提倡创办报纸。同时严禁鸦片，紧抓种植、贩运、吸食等各个环节，效果显著，一时间，湖南成为全国各省禁烟运动的典范。

１９１３年７月，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湖南也宣布了独立。然而，从各省宣布与北洋政府划清界限，讨伐袁世凯的时间来看，湖南却是最晚的。事实上，谭延闿对于二次革命一直持暧昧态度。这固然与湖南当时有限的经济军事条件有关，但也不能否认谭延闿过分考虑利害得失的个人私心。不久，南方讨袁军失败，谭延闿又宣布取消独立，但仍被袁世凯撤换，湖南都督由汤芗铭担任。此后他寓居青岛，广交文人，每日饮酒赋诗，生活倒是清淡恬然。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对德作战，发起了对青岛的进攻。谭延闿于是回到了上海，每天在家练书法，临摹颜真卿麻姑仙坛记。这段日子的潜心练习为他后来取得极高的书法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专攻颜书，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国民政府”、“行政院”等政府匾额都出自其笔。谭延闿的字结体宽博，雄浑有力，令人称道。

１９１６年，胡汉民也来到了上海，谭延闿与胡汉民在多次交谈中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胡汉民的介绍下，谭延闿还得以见到孙中山并就当时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深入谈话。６月，袁世凯愧愤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８月２２日，谭延闿回到长沙就职。

第二次执掌湘政期间，他在军事上作了较大调整，借裁军名义，解散程潜的第四师，着力培植亲信赵恒惕。同时，继续以黎元洪为依靠，为湖南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１９１７年，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大权，北方局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段祺瑞一直对湖南虎视眈眈，希望通过拿下湖南来控制整个西南。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谭延闿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强调指出湖南省政府要以保境安民为宗旨。然而，联络援军困难重重，形势又愈加危急，黎元洪的倒台导致了谭延闿的再度下野。８月，段祺瑞派傅良佐任湖南督军，失掉兵权的谭延闿遂很快辞去了省长一职，二次赴沪。

１９１８年２月，孙中山致信谭延闿，希望他能支持护法运动。善观政治风云的谭延闿收到信后，眼见南北和谈局势日趋成熟，而孙中山又希望自己帮忙，于是便于４月从上海启程，在仇鳌等人的沟通下来到了广州。

随后，谭延闿离粤赴桂，经南宁于４月１９日在武鸣会见了陆荣廷。两人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重建湘桂联合战线，利用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联直反皖。６月，谭延闿在湘军将领赵恒惕等人的拥戴之下，与旧友张其锽等人到达湖南永州。而此时，吴佩孚率领的北洋军正打算由衡阳进攻零陵。为了早日扫除障碍，谭延闿在与陆荣廷等人反复商量之后，决定派张其锽到衡阳与吴佩孚谈判。吴佩孚早就听闻张其锽为一代奇才，学识广博精深，相见恨晚，两人遂结为兄弟，很快达成停战协定，至此，湖南的混乱局势趋于稳定，谭延闿也因此被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挂着“在野督军”的旗号，在湘南与张敬尧对峙。

１９１８年６月，相濡以沫的夫人方氏病逝于上海，闻讯之后，谭延闿悲痛不已。一生酷爱美食的他，为了表达对夫人的怀念之情，在军中吃了一百天的蔬菜，连过年也没有例外。加上“在野督军”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掌握湖南军政大权，谭延闿心境一度不佳。但他还是从苦闷中恢复过来，把精力重新投入到自己的政治事业中。

他利用北方直皖两派系之间以及孙中山与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之际，扩大自己的势力。还借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被杀一事，出兵统一湘西，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通过驱张（敬尧）运动，谭延闿重新当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他所控制的湘军在势力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壮大。毛泽东曾评价说：“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浮，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的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１９２０年秋，湖南周边各省相继掀起了“民治”、“省治”的热潮，而湖南人民因连年遭遇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希望能恢复民气，实行湖南自治。谭延闿虽曾是“湘人治湘”的倡导者，此时却在迟疑，对湖南自治缺少信心，深怕得罪南北政府。但是，在各方舆论的呼吁和敦促之下，他最终决定顺应民意，为“湘人着想”，实行自治。

然而，谭延闿推崇的自治并非民治，而是官治。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３日谭延闿邀集在湖南军政界的官绅名流和省议会议员３０多人，召开了所谓的“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１０人，旧省议会１１人组成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随后省议会还以民意机关自居，组织了“自治研究会”。２３日，谭延闿根据省议会制定的“宪法会议组织法”，召集“宪法会议”。这种假自治、包办制宪的行为立刻招来湖南各界人士的谴责。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下旬，盘踞在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桂系军阀被滇、粤军击败，陆荣廷、岑春煊等人宣布取消“西南自主权”，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下达了所谓的统一令。对此，谭延闿感到惶恐，他认为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旦结束，“联省自治”就会陷于孤掌难鸣的境地。但他仍故作镇定，不放弃促成私办省宪的活动。１１月２日，谭延闿率湘军全体官兵发出宣言：反对岑春煊等人自行取消广州护法军政府，重申其湖南自治的主张，并打算将这一主张进行到底。

于是，谭延闿擅自命令旧省议会按照自己在１９１３年第一次督湘期间所定的旧法进行所谓的“选举”，并恢复各县在１９１３年存在过的县议会。之后，旧省议会便在谭延闿的授意下，赶制了宪法会议组织法，此举一出，即陷入到舆论抨击的洪流中。与此同时，湘军内部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境地。正是赵恒惕这个谭延闿一手提拔、重用的亲信，把他从湖湘一把手的位置上拉了下来。

其实，早在由广西回到湖南的时候，谭延闿曾表示这次回湘后将“军事交赵（恒惕），民事交林（支宇）”，自己决不贪恋权位。然而，驱张运动之后，谭延闿却身兼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之职，拒不践其诺言，引起了赵、林等人的不满。之后，谭延闿借口“湖南自治”一手包办制宪，遭到湖南各界的强烈反对，更为赵、林等人倒谭提供了有利时机。再加上他对于孙中山的北伐态度冷淡，不但不肯出兵，还通电反对，使得孙委托程潜派人赴湘联赵倒谭。于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发生了“平江兵变”，谭延闿被迫辞职，第三次离湘赴沪，而湘军总司令一职则由赵恒惕担任，林支宇则被推举为临时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