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为国事勇担风险
名言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秋瑾
故事
褚遂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朝著名的大臣。唐太宗时曾任官累至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公元６４９年）奉太宗遗诏辅佐朝政。高宗即位后，封他为河南郡公，人称“河南公”，任尚书右仆射。
武则天曾是唐太宗身边的才人（宫廷女官的一种）。太宗死后，她削发为尼，与青灯佛影相伴。不久以后，被太宗的儿子李治（也就是高宗）纳入后宫。入宫后，她卑辞恭让，曲意侍奉，很快博得高宗的欢心，致使皇后失宠，高宗欲册封武则天为皇后。
消息传出后，一些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曾奉先王遗诏的褚遂良找来了太尉长孙无忌共谋对策，决定入宫劝阻。但这件事会使皇帝发怒，最先进谏言的人危险最大。
褚遂良对长孙无忌说：“您是太尉，是太国舅，如果皇帝听了您的话生气了，有所怪罪，皇帝就会有不尊国戚的名声，这是不可以的，因而你不能先去。”这话讲得合情合理，既为长孙考虑，又替皇帝着想，让人无法反驳。
随后，褚遂良又说：“我是个普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功劳，只不过因为先帝特殊的恩遇才有了今天。而且在先帝逝世之前，我又亲自受命于遗诏。今天的事情，如果我不效力，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先帝呢？”说完，他深深一揖，毅然入宫进谏。
高宗出于反对意见的压力，终因有所顾忌而暂时放弃了这一打算。后来褚遂良终因反对高宗册立武后被贬职而死，但其为国事担忧、为同僚担险的忠正刚烈之气为后人所敬仰。
解读
为国事安宁，忘却自己的安危，是褚遂良高贵人格的体现，也是公而忘私、一心为公的写照。他的这种精神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亦或在将来都应成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加以继承和发扬。
韩愈反对迎佛骨
名言
万事差错，只是是非颠倒。
——薛瑄
故事
韩愈，字退之，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作为文学家，韩愈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辞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他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写了不少散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称做“古文运动”。
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陕西凤翔县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佛骨舍利，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特地派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朝中的一些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许多人千方百计想获得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千方百计去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韩愈到了潮州，没有想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
有人说：“这儿出产少，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还有城东恶溪（今广东韩江）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它害苦了。”
韩愈说：“既是这样，我们就得想法把它除掉。”
韩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它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七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射杀。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
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大池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解读
为了扭转盲目信佛的不良风气，韩愈没有丝毫的犹豫，不管是否会触怒皇上，毅然上奏劝阻。为民着想，为国着想应成为每个为官者的一个做官的准则。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为民思想应是每个从政者都要具备的。
韩休一心为公耿直为官
名言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欧阳修
故事
韩休，字良士，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７２４年），韩休出京担任虢州刺史。
虢州位于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之间，皇帝经常路过这里，朝廷总要征收马厩税和草料税。为了减轻百姓负担，韩休向朝廷提出申请，请求将虢州的税由虢州和其他州共同分担。中书令张说对此很不高兴，他说：“免去虢州的税而分给别的州，这是为自己谋私利。”韩休见朝廷不批，仍坚持申请。他的下属担心这样做会惹怒宰相，韩休说：“知道百姓之苦而袖手旁观，怎配当官呢？就是获罪我也甘心。”最终，朝廷同意了韩休的请求。
不久，韩休的母亲去世，韩休因丁忧去职回家。服孝完毕后，韩休又回到朝廷做官，担任过工部侍郎，兼任知制诰，后来又升任尚书右丞。
侍中裴光庭去世后，唐玄宗让萧嵩推荐能代替裴光庭的人。萧嵩一向赞扬韩休的志向和品行，于是推荐他出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了宰相。
韩休为人耿直，不追求名利。他担任宰相后，天下的人都认为很合适。
万年县县尉李美玉因过失犯罪，唐玄宗要把他流放到岭南去。韩休说：“县尉不过是个小官，李美玉犯的又不是大罪，不必流放到岭南去。如今朝廷里有大奸臣，请先惩治他们。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恩宠，贪赃枉法。他家里的房屋、轿子、车马都越制违规了。请陛下先惩治程伯献，然后再惩治李美玉。”唐玄宗不肯准奏，韩休坚持说：“小罪不被宽容，大奸竟然不责问。陛下如果不惩治程伯献，我就不敢奉诏惩治李美玉。”唐玄宗无可奈何，也就不强迫他了。
当初，萧嵩认为韩休为人温和，平易近人，因此推荐了他。韩休做宰相后，在处理政务时有时顶撞萧嵩，萧嵩心里很不舒服。萧嵩宽厚博大，韩休刚正不阿，两人正好可以互相弥补。
唐玄宗有时在宫中宴饮或在苑中打猎，稍有过失，总是赶紧向左右的人说：“这件事韩休知道不知道？”不一会儿，韩休进谏的奏章就递上来了。
有一天，唐玄宗对着镜子默不作声，左右的人说：“韩休做宰相后，陛下瘦多了，为什么不罢免他？”唐玄宗叹息道：“我虽然瘦了，天下却肥了。萧嵩常顺着我，他退下去后，我无法安眠。韩休经常据理力争，他退下去后，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自己啊。”
解读
为追求公正，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以下犯上，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现在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见了有失公正的事避得远远的，更别说加以制止，这种有失道德水准的事和人要受到谴责。
吕蒙正大公无私公正待人
名言
止谤莫如自修。
——三国志·魏志·王昶传
故事
在宋太宗朝中，有一位正直无私，胸怀坦荡的政治家，他就是宰相吕蒙正。吕蒙正是洛阳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考中状元。
宋太宗非常欣赏吕蒙正，封他为参知政事。一次吕蒙正上朝时，有一位官员隔着帘子说：“他有什么本事？也能当参知政事呀？”吕蒙正假装没听到，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吕蒙正的一位同僚非常气愤，想弄清楚出言无状的是谁。吕蒙正急忙制止他，并说：“我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否则的话，我终生不能忘记他，一定令我痛苦。如果不知道他的情况，对于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很多大臣佩服吕蒙正的度量与坦诚，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有一天，吕蒙正对宋太宗说：“我的同窗温仲舒才能出众，可以重用。”宋太宗说：“温仲舒太对不起你了！你一再夸奖他的才能，他却在朕面前一再贬低你。这种情况你没想到吧？”
吕蒙正笑道：“陛下封我为宰相，我就应当尽职尽责，为朝廷选拔人才。如果臣不知道别人的才能，又怎么能让他发挥才智呢？至于别人怎么说我，臣却无法管制。”
吕蒙正为官清正，从来没有受贿的行为。一次，有人向他献上一面宝镜，自称能照二百里，希望用此镜换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吕蒙正笑道：“我的脸不过如同碟子般大小，哪里需要照二百里的镜子！”人们听到这番话，都非常佩服他的大公无私。
吕蒙正从不讨好皇帝，反对阿谀奉承的风气。有一次，正值元宵佳节，宋太宗请群臣饮酒、赏灯。酒宴上，君臣无话不谈，兴致很浓。
宋太宗说道：“五代时期，四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朕自登基以来，勤于政务，终于平息烽火，使天下太平。”大臣们听了，都赞颂皇帝的文治武功，只有吕蒙正面带忧色。宋太宗问道：“今日正是良辰，吕爱卿为了什么事不快乐？”
吕蒙正奏道：“陛下在此宴请群臣，城中百姓都想一睹龙颜，蜂拥而至。所以放眼望去，自然是一派繁华景象。可是城外的情况您知道吗？臣不久前到城外视察，发现有许多百姓因饥寒而死。只有陛下体察百姓的困苦，才是百姓之福啊！”
太宗虽是明君，听了这番逆耳之言，脸色也不禁沉了下来。大臣们非常害怕，不敢说话。过了好久，太宗才勉强露出笑脸，说道：“蒙正对我苦谏，有如唐朝魏征劝谏唐太宗。如果百官都能效仿吕蒙正，国家必定富强。”
吕蒙正以自己的满腔为公之心赢得了上至君王，下至普通百姓的肯定和尊敬。
解读
吕蒙正一心想的是国家、是社稷、是民生，不顾虑自己的荣辱、安危。这样一心为公的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国家需要的人才，是人们爱戴的对象。这样的为公精神和态度必将永久留存，光耀千古。
寇准坦言进谏国事
名言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礼记·中庸
故事
寇准，北宋著名大臣，他为人善良正直，为官公正廉洁，以敢言著称。
公元９９１年春天闹旱灾。宋太宗迷信，以为天灾是老天故意不作美，他问大臣：“朝廷有什么事办得不好吗？”寇准应声答道：“怎么没有？咱们国家执法不公平。”太宗一听，又是寇准出难题，心里十分生气，宣布退朝。可是太宗冷静下来想想，又把寇准召来问话。寇准说：“皇上您把管钱粮的太府寺和少府寺的大臣叫进来，我就说。”太宗传旨叫主管太府寺和少府寺的大臣进来。寇准说：“前一阵儿抓了两个贪污犯，一个叫祖吉，贪污受贿，斩了；一个叫王淮，贪污受贿，数目比祖吉大得多，可只打他几十大板就放了，还官复原职呢！这不是国家执法不公平又是什么？”皇上问主管二府的大臣：“确有其事吗？”二人说：“没错儿。”皇上问：“怎么回事？”寇准说：“王淮的哥哥王沔利用他‘参政’的大权包庇他！”太宗命人查清事实的原委，调查结果证实了寇准所言。宋太宗把王沔撤职了。
一天，宋太宗找寇准商量：“听说太子也不守法，怎么查他？”寇准说：“那好办，找一天约太子和他的部属去参加一个重大的典礼，陛下派人去搜他住的东宫，看看有什么不遵守法律的证据。”太宗就照着寇准的这个办法办，一搜，发现东宫关着好多人，还有许多刑具：有的是剜眼珠子的，有的是挑脚筋的，还有的是割人舌头的，太残忍了。证据俱在，太宗就把太子废了。
那么立谁做太子呢？太宗又找寇准商量。寇准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储君，不可找后宫的后妃商量，也不可找近臣商量，因为后妃和近臣，都难免有私心。选太子，只能由陛下自己拿主意，选出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来。”太宗低下头想了好久，最后，他让两边的人都退去，征求寇准意见说：“让襄王做太子可以吗？”寇准说：“没有比做父亲的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了，愿陛下立即决定下来吧！”
当宋太宗向全国宣布立襄王为太子的时候，人们都奔走相告，说：“真少年储君也！”宋太宗听了，反而不高兴了，对寇准说：“人心都归向太子了，那把我往哪里放？”寇准听了，就一拜再拜说：“陛下，我向您表示祝贺了，因为人心归向太子，表明陛下的确选出了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做太子，这是社稷之福啊！”
正因为寇准正直敢说真话，所以宋太宗说：“我得到寇准这个人，就好比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解读
敢说真话，是因为心底无私，为的是别人，为的是大众，为的是国家，正所谓无欲则刚，如果内心盘算的是如何为自己谋利，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打算，恐怕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包拯三谏反对擢升张尧佐
名言
专利国家，不为身谋。
——司马光
故事
包拯，字希仁，安徽庐州（今合肥）人，北宋天圣进士，先后任天长县令、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包拯为官清正廉洁，办案公正，不徇私情，人称“包青天”。
北宋皇祐二年（１０５０年），宋仁宗下诏以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张尧佐是张贵妃的父亲张尧封的堂兄。因为张贵妃受到宋仁宗宠爱，张尧佐的职位也就青云直上。
包拯时任监察御史，负责对皇帝百官的纠弹。他认为宋仁宗一再擢升张尧佐，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他上疏指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是错误的，并分析其背景是后宫干政、个别大臣曲意奉迎。包拯此举如天惊石破，激起了一片称赞，大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任命张尧佐。面对强大的舆论，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第二年正月，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的一再请求，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不顾再次触犯宋仁宗和张贵妃，又上书对此事表达不满。张尧佐见包拯等人言辞激烈，感到众怒难犯，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势下台了。对此，张贵妃却十分不高兴，一再在宋仁宗耳边吹风。这年八月，宋仁宗金殿早朝，张贵妃特意送到宫门口，嘱咐宋仁宗不要忘了封宣徽使之事。
金殿之上，宋仁宗果然又一次降旨封张尧佐为宣徽使。可御旨一下，包拯马上上奏。这一回，宋仁宗打定主意，坚持己见，说：“张尧佐并无大过，可以擢升。”
包拯谏驳道：“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得民怨纷纷。张尧佐身为主管，怎说是无大过呢？”
宋仁宗叹了口气，婉转说道：“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不容易？”
包拯闻言直趋御座，高声说道：“难道陛下愿意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自顾安危而不据理力争！”张尧佐站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宋仁宗见包拯这么执着，众大臣又纷纷持支持态度，而自己又没有合适的理由反驳，心里非常生气，一甩手回到宫里。
张贵妃早已派人在打探消息，知道又是包拯犯颜直谏，惹得仁宗下不了台，所以等仁宗一回来，她马上迎上前去谢罪。
宋仁宗余怒未消，举袖擦脸，说：“包拯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解读
包拯的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为人所熟知，他内心装的是国家，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无欲则刚，才敢理直气壮直言皇帝的不是。在包拯的大公无私面前，那些贪官污吏，那些为己牟利者自然自惭形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