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地上的文化战士
名言
对人来说，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是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献给他人。
——苏霍姆林斯基
故事
１９４２年秋末冬初，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实行大规模“扫荡”，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向鲁中撤退，到达对崮峪时已是早晨八九点钟，还没吃早饭，战斗就打响了。我军被八千余敌人包围，敌军将我军压制在东西长约一里、南北不过半里的山头上，敌人集中火力向我军阵地密集扫射、轰击。
在这种情况下，从黎玉、王建安和肖华等领导同志到军区、政府机关干部都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李竹如在战斗中表现得沉着勇敢、毫无畏惧。中午，在战斗的间隙，他谈笑自若地鼓动大家：坚持到天黑，一定会胜利突围的。午后，数倍于我方的敌人向我军发起了一次次猛烈的攻击，我方弹药用光，便用刺刀、石头与敌人拼杀，连续打退敌人的八次进攻，一直坚守到黄昏。天黑后我军开始突围，李竹如在翻越山顶的石墙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那年，他才３７岁。
李竹如是个遗腹子，其父死后四个月才出生，由母亲抚养长大。他的家在黄河边上，常受河水泛滥之害，家道中落。孤儿寡母又常受欺压，李竹如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因而深感社会黑暗之不平。１９１９年下半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波及了利津县城。８月间，利津县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的学生季兰芬和利津县立高等小学的教师季树楠，组织县城３５０多名爱国师生，宣传演讲，游行示威。他们张贴标语，高呼“反对媚日卖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等口号，并砸毁城内洋商的日货。县城里的爱国热潮持续了２０余天，正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的李竹如，也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他少年的心灵中，点燃了爱国主义的火花。
１９３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李竹如到八路军第一纵队任政治部民运部长。６月２９日，李竹如随纵队到达山东沂蒙山区。在鲁中、鲁南、滨海农村，都留下了李竹如的足迹。他吃、住在群众家，熟悉农村的道路、农家的门扉，更非常了解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他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鼓动，特别重视实际的工作。秋天到了，山野里一片金黄，丰收在望。这时候，他召集人座谈、商量，如何速收速打速藏，对付敌人的烧、抢、运、买等破坏手段，用武装保卫秋收。冬天来了，大地冰封，农民有一段农闲时间。李竹如让人们利用这段时间，在建立了民主政权或开展了群众工作的地方，对成年男女进行冬学教育，使他们既学识字，又学抗日道理。李竹如善于抓住各种时机，动员和组织群众，使他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工作是繁重的，多方面的。李竹如在担负的一系列工作中，显示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并同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打交道，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争取和团结一切爱国人士。１９４０年夏天，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点验委员高象九来到鲁南，点验在鲁南的部队。李竹如与高象九曾经同在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教，他利用这一关系，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限共”、“溶共”、“反共”的阴谋，争取高象九，并通过他向国民党部队做工作。高象九去王洪九部队时，李竹如不顾危险，一同前往，准备对王洪九做思想工作。哪知顽固透顶的王洪九，早在村外设下埋伏，一见他们来，立刻打了一排子枪，把走在前边的高象九抓进村去。李竹如骑马走在后面，身边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他沉着、果断地脱离了险境。后来，高象九脱离了国民党，参加了革命。
从１９４０年春天开始，李竹如担任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宣传部长。他主管宣传部以后，十分重视报纸工作，亲自兼任大众日报社长。
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根据山东分局的安排，李竹如还在政权机构、统战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中兼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都显示了李竹如作为一名革命宣传家、组织家的风采和才能。
解读
李竹如走的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战斗道路。他为迎接中国的黎明和革命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也为山东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齐鲁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战士。他的英雄事迹和文化遗产，是山东革命文化的宝贵财富。
民盟的引路人
名言
民主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
——詹·拉·洛威尔
故事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对这种法西斯行径，沈钧儒非常气愤，横眉冷对；而当时民盟内有一部分动摇分子，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未经会议通过，擅自在１１月６日发表“辞职”、“解散总部”和“停止参与活动”等声明。
沈钧儒领导一部分民盟中央委员，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他说：“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我已下定决心去香港，非走不可，万不得已时，就是剃掉胡子也要走。”
那时候，特务时刻都在策划迫害沈钧儒，注意他的行踪，所以，他离开上海，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沈钧儒威武不屈，经过改装，于１１月２７日，秘密离开了上海，辗转到达香港。在这之前，香港的朋友猜测，沈钧儒化装离开上海，很可能会把胡子剃掉。但是在码头上送他的时候，看见他美髯飘飘，风采依旧，不禁佩服不已，都称赞他说：“他为了革命，对自己的生死根本没有加以考虑。”
在秘密赴香港前夕，沈钧儒和史良见面，他把到香港后的打算告诉了她，并且让她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他对史良说：“你要知道，在反动派面前，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毅力坚持。”
沈钧儒到达香港后，就着手筹备召开民盟三中全会。１９４８年１月５日，民盟三中全会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开幕时，大会发表了紧急申明，否认民盟总部的被非法解散，决心重新建立民盟的领导机关，恢复活动，为彻底摧毁南京独裁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全会推定沈钧儒以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负责领导民盟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和三中全会宣言。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有六点：
第一，抗议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民盟的罪行；
第二，严肃批判民盟过去所标榜的“中间路线”，指出这是一种幻想，已经走不通；
第三，坚持一切民主党派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
第四，只有彻底推翻卖国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治集团，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平的新中国；
第五，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援蒋侵华政策；
第六，坚决拥护实行土地政策，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获得解放，这是中国迅速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繁荣、民众幸福的前提。
当时，民盟内部的情况非常复杂，在领导成员中，有幻想走第三条路线的中间派，也有想浑水摸鱼以遂个人野心的右派，沈钧儒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的左派。在会议上，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沈钧儒站在左派的立场上，领导民盟大多数成员，不顾一切困难，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右派，引导民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次三中全会在中国民盟的历史上，是从中间路线走向革命路线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４８年的“五一”劳动节发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５月６日，沈钧儒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及中国人民救国会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
中国民主同盟于６月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并在１４日发表为开展新政协运动的声明，指出：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本盟为开展新政协运动，并促其早日实现，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与民众为敌的国民党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取而代之。
９月，沈钧儒与中国民盟的一部分中央委员，从香港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解读
沈钧儒先参加了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又参与护法运动，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他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一个坚强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之一。
没有民主，哪有和平？
名言
恶德——不和、战争、悲惨；美德——和平、幸福、和谐。
——雪莱
故事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１９４６年１月８日，国民党为了平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怒潮，更重要的是由于发动全国内战的准备尚未完成，被迫在重庆举行了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的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这次政协会议，虽然就和平建国、军队及政府改组、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等问题达成了五个协议，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准备履行的诚意。为了督促国民党履行协议，重庆市的一些政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决定于２月１０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
那天上午，重庆的天气阴暗而寒冷，但一大清早，从四面八方涌来较场口的各界群众就达一万多人，他们高唱着：
民主，好比那
东方的太阳，
照耀着全中国，
好呀，好光明。
没有民主哪会有和平！
整个广场旗帜如海，标语似云。９点３０分，在会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中，李公朴宣布开会。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柳亚子等向全场挥手致意。
突然，一伙身穿黑衣、头戴黑帽、身藏暗器的人冲上了主席台，夺去了扩音器、乱喊乱叫，向主席团的成员大打出手。
很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事先预谋的破坏活动。
刹那间，大会的总指挥李公朴被特务围住，一边打，一边将他拖下主席台，打得李公朴头破血流；郭沫若上前阻挡，胸部被踢伤，眼镜被打落在地；施复亮被打得遍体鳞伤……
原计划在会上发言的马寅初，也惨遭特务的殴打，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身上，礼帽被打掉了，额头被打出了血，衣服被撕破，甚至连下午将为别人证婚穿的马褂和长衫也被暴徒抢走了。
特务暴徒们打完主席团的成员后，就举起台上的木凳向人群中乱扔。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闻名中外的“较场口事件”。这个事件暴露了国民党破坏协商会议决议，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面目。重庆各界参加庆祝会议的团体，专门发表文章揭露“较场口事件”的真相，声讨国民党镇压人民的罪行。
重庆大学爱国运动会主席许显忠得知较场口事件后，当天立即到马寅初家中探望：“马先生，伤势如何？”
“没有什么，伤口已经包好！”马寅初气愤地说，“他们用特务来捣乱，真是无耻，吓是吓不倒我们的，我怕死就不讲话，讲话就不怕死。”
第二天，一些进步报纸的记者也到重庆大学马寅初家里，对马寅初表示慰问，并进行了采访。
“在经历较场口事件之后，你有何感想？”记者问马寅初。
马寅初愤然回答：“对这个政府原来我主张改革，现在我主张推翻。”
“怎么样推翻呢？”记者接着问道。
“商人罢市罢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连倒马桶的都罢工，臭死他们。”马寅初滔滔不绝地说。
马寅初的伤还未愈，又到各地去演讲。他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大讲“为什么要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有力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阴谋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马寅初每次讲话时总是强调说：
“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中国的真正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较场口事件”后，国民党更加紧了对马寅初的迫害和控制。他们公开宣布了原来对马寅初的三条秘密禁令：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同时便衣特务随时监视他的行动。
马寅初对此只有一个回答：坚决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他照例撰写文章，找进步报刊发表；照例到处发表演讲，揭露四大家族的罪行。
马寅初非常喜欢这两句诗：“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马寅初无论在怎样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都是这样去做的。
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寅初恨之入骨，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于是，马寅初只好离开重庆，来到杭州、上海。杭州、上海与重庆一样，爱国民主运动如火如荼。他在上海担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时，又积极投身于上海学生为抗议美军暴行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行列中。
１９４６年５月，上海大中学校学生为了声援南京“五二惨案”举行罢课，马寅初奋起响应。他还准备去南京中央大学作穷则变，变则通的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当听到特务扬言“马寅初敢去演讲，就干掉他”的消息时，他不顾同学们的劝阻，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毅然前往南京。临行时，他写好遗嘱交给家属，表达了自己要与反动派决一死战的心迹。这一年冬天，他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演讲，当发现会场里有特务在骚动时，愤然地说：“我晓得人群里就有特务，正用手枪瞄准我的胸膛，我不怕，怕也不会到这里讲话了。”他还大声疾呼：“有人骂我当学生尾巴，学生是爱国的，我就要甘当学生的尾巴。”他的演讲，大长了爱国者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１９４８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他联系，在全国解放前夕，为了他的安全，希望他离开上海去香港。对于党的这样安排，他激动万分，欣然同意。于是，在共产．党人的护送下，他安全到达了香港。
黑暗终于过去了，神州大地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马寅初回到了北京。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他与共产．党及新中国的领导人一起，站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解读
在斗争实践中，马寅初深深感到：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他深情地说：“人家骂共产．党，我就要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我就把四百亩土地捐出来。”马寅初敬仰共产．党，爱戴共产．党。共产．党也处处关心马寅初、爱护马寅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