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名言
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需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天的信仰开路。
——罗曼·罗兰
故事
穿越时光的隧道，时间是１９２１年７月下旬。１３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辗转于上海与浙江之间，荡舟嘉兴南湖，在惊险与激情中，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
７月２３日，２３岁的王尽美赶赴上海市望志路（今兴业路），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会后，这位原名王瑞俊的佃户子弟，认定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因此改名“王尽美”，成为职业的革命家。
王尽美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济南师范学校王尽美研究室负责人蒋爱翠看来，“这是信仰的力量，他以极大的热情忠诚于这个信仰，并不惜把生命奉献出来”。
１９１８年春天，２０岁的王尽美第一次到济南，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山东省立一师，他的世界由此打开了另一扇门。如果不坚持赴济南求学，王尽美或许只是山东莒县北杏村的一个教书先生。出身佃农的他，幼时家贫，只能在地主私塾陪读，私塾先生见他眉清目秀、聪颖好学，为他起名瑞俊。在枳沟镇高小读书时，他结识了传播民主思想的王新甫先生。“课堂上，他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铁路风潮、武昌起义等故事，也介绍革命军、天演论、民报等进步书刊。”毋庸置疑，这些进步思想触动了这颗年轻的心。
入校后不久，王尽美极佳的口才、横溢的文采以及事必躬亲的责任心，让他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洪流中脱颖而出。同学们推选他当代表，联络济南其他学校的学生，去砸昌言报馆，惩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文人。
在山海关铁路大罢工中，王尽美以学徒的身份深入工厂。他白天跟工人一起抡大锤，晚上办工人夜校，下课后还要写工人罢工活动的函电、传真、宣言及新闻报道材料等，常常废寝忘食。这为他以后的肺病埋下了隐患。１９２５年，王尽美在参与组织胶济线大罢工时，终因劳碌过度开始咳血。演讲时经常咳嗽吐血，他却偷藏一块手绢，咳血时就擦掉血渍继续演讲，尽管脸色苍白，却依然声如洪钟。
在１３位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是最早也是最年轻就离开人世的，也是留下文字资料、图像和生活物品最少的一位。到目前为止，关于王尽美的照片，全国只有一张，和王尽美次子王杰挂在家中墙壁上的照片一模一样。这张唯一的照片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尽美逝世后，他的家中遭到两次洗劫，一次是土匪刘黑七占领本村时抄家，再一次是日本鬼子扫荡时的洗劫，所以王尽美没留下多少遗物。“这张珍贵的照片，先由祖母藏在一个饭盒里放在草垛中，后又把照片缝在破棉袄里穿在身上，为了躲避战乱，祖母又用纸包好，把照片塞进房间的土墙缝里，并用泥土封好进行了伪装。”王杰说。直到１９４９年，毛主席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宝三同志深情地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会后，马宝三同志来到北杏村找到王尽美的母亲说明来意，她才将用泥土封糊在墙里面的王尽美的一张照片取出，交给了马宝三，后来省委专门整理三份材料，连同照片送到了北京。不久，毛主席见到王尽美这张照片后十分高兴地说：“就是他——‘王大耳朵’王尽美！”王杰说，从此以后，党中央就将他父亲唯一保存下来的照片陈列到中共一大上海旧址会议室里。
解读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代志士王尽美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将一份赤子丹心融化在这莽莽齐鲁大地上，用青春和热情点燃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之火。
忠诚的革命闯将
名言
我信仰民主政体，因为它使每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伍·威尔逊
故事
邓演达是杰出的国民党革命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在孙中山的革命军队中，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军官，后成为黄埔军校和北伐军的重要领导人。孙中山逝世后，他坚持革命立场，与蒋介石等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当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他组织领导了新的革命组织，不幸被捕遇害。邓演达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坚定的意志，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
邓演达出生在农村。童年时代，他就在本村读书，学习很好。他还是个勇敢勤快的孩子，经常和小伙伴们跳到河里游泳嬉水，或者骑在水牛背上放牧，帮大人干活。老师和村里的人都说：“邓家这孩子聪明好学，又踏实能干，日后一定有出息。”
邓演达从军校毕业后不久，就到南方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当了工兵营营长。不料在１９２２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城。孙中山被迫逃往上海。在这危急时刻，革命军人应该怎么办？邓演达虽然只是个营长，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勇敢。他说：“我们要找中山先生请示下一步行动。”“好。就让邓演达去吧！”大家都这样说。
邓演达迅速赶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广东革命军人拥护您的事业。请下命令吧！”“你们要团结革命将士，举兵讨伐陈炯明，夺回广州！”孙中山说。“好，我这就回去组织！”
邓演达回到广州，很快联络起各路军队，组成讨贼军，策划反陈行动。他被推举为前敌总指挥。陈炯明知道后，命令部下叶举阻止邓演达的部队。叶举是邓演达的同乡，为了摸底，他约请邓演达会面，对他说：“你我是同乡，应该同心协力，为广东人谋利益，可不要策划起兵啊！”“那个当然。”邓演达不动声色地说。“那就请你饮下血酒，对天发誓吧！”邓演达站起来，高举酒杯，语意双关地说：“我邓演达如果有对不住广东人民的事，天诛地灭！”叶举见他饮下血酒，这才放心。哪知，邓演达连夜集结部队，宣读了孙中山的命令，开始了讨陈的战斗。经过激战，陈炯明失败了。孙中山重返广州，对年轻的邓演达十分赞赏。他后来成为继邓铿之后，又一员忠勇的将领，倍受孙中山重用。
邓演达不但是军人的模范，还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他非常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并且认真执行。孙中山去世、廖仲恺遇害以后，他和宋庆龄等一起，继续捍卫孙中山的政策，成为国民党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１９２６年年初，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刚从国外访问回来的邓演达坚决反对右派们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言行。他发言说：“我们进行国民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这就要实行大联合，构成统一阵线，工农大众是主力军。任何人违反这一原则，都是离开革命阵线，而成为革命的对象。”
对于蒋介石，邓演达很早就保持警惕了。当时，蒋介石一方面发誓要支持工农运动，团结共产．党，以左派自居；一方面又暗中排挤共产．党，为自己独裁作准备。１９２６年，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造谣说共产．党要暴动，然后把共产．党人从军校中排挤出来。已经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听说后，十分气愤，马上找到蒋介石说：“现在反革命分子到处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你这样做，破坏了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啊！”“有人反对我！我要以防不测！”蒋介石说。“你说的不是事实！”邓演达说明了事实真相，又严肃地劝说蒋介石，“你要以大局为重，站在进步力量的一边，不要做不利于革命的事。”蒋介石后来虽然承认自己做得不对，但他看出邓演达和自己不是一条心，开始对他产生了敌意。
邓演达也看出蒋介石是个阴谋家，不可靠。他为革命的前途和共产．党员的安全担心，后来的事实，证明邓演达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７日，邓演达正在一个起义训练班上讲话，叛徒出卖了他。一伙特务和外国巡捕闯进来，嚎叫着要逮捕他。邓演达非常镇静地说：“我是邓演达，要抓就抓我一个人，不要牵涉他们。”他被逮捕后，租界当局审问他：“你是不是第三党领袖？”“我是！”“为什么反对政府？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因为蒋介石背叛了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
蒋介石得知邓演达被捕，马上命令把他引渡过来，押到南京。押送队长很敬佩邓演达，悄悄对他说：“你在半路上逃走了吧！”“我逃走，你怎么去交差？”“我也不戴这顶乌纱帽了！”
邓演达想了想说：“我没罪，蒋介石要杀我没根据。如果逃走，反倒成了逃犯，会死得不明不白了。”他没有逃走，却想不到蒋介石早已决定杀害他了。蒋介石先让人劝他放弃自己的主张，说只要同意合作，可以让他当总参谋长等大官。这些，当然遭到了拒绝。
蒋介石又亲自和邓演达谈话：“我今天请你来，是想消除你我多年的误会，与你合作。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你有何感想？”“感想当然有，”邓演达说，“要不是你背逆孙中山先生遗教，连年打内战，弄得民穷财尽，日本敢这么猖狂吗？”
这时候，黄埔军校的许多毕业生联名要求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也在逼蒋介石下台。蒋介石感到留着邓演达对自己非常不利：一旦自己下台，威望很高的邓演达很可能被推为新的领袖。于是，他赶紧下了秘密处决邓演达的命令。
１１月２９日，蒋介石的卫队把邓演达接出来，说要把他转移到汤山去。汽车开到南京城东门外，他们又说汽车坏了，让邓演达下车。邓演达信以为真，走出了车门。这时候，身边的士兵开了枪。年仅３６岁的邓演达倒在了血泊中。
邓演达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消息传出后，革命者和人民大众都谴责蒋介石的暴行。宋庆龄当着蒋介石的面掀翻了茶桌，怒斥他“残害忠良，祸国殃民”。
解读
邓演达墓，位于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旁，陵墓座北面南，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邓演达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来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继续着邓演达的革命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友、民主党派之一。
为民主奔走的战士
名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
故事
吴晗在研究明史的道路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取得了累累硕果。他没有留过洋，但凭着个人的聪明和勤奋，２９岁就当上了教授。
但是，吴晗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国民党统治全国，政治独裁，经济衰退，文化荒芜。落后就要挨打，东邻日本常怀觊觎之心，终于在１９３７年７月发动了准备完全灭亡中国的“七七事变”。吴晗对国民党当局万分不满地说：“东北沦陷，不抵抗；华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本节节进逼，没有止境。看来，南京、武汉也将为北平之续。蒋介石只顾打内战，不管民族的存亡，至有今日。”两个月后，吴晗含泪离开北平南下，到云南大学任教。在云大，日机随时来轰炸，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虽为知名教授，吴晗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吴晗既悲且愤，在一份自传里写道：
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０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１９４０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
１９４０年，吴晗出于对母校的偏爱，从云大转到西南联大，这里爱国反蒋抗日斗争的气氛异常活跃，吴晗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情感终于被周围火热的激情点燃了，转而形成了一步步的革命行动。
在讲台上，吴晗经常发牢骚表示不满：“国难当头，几本史记、汉书，或者莎士比亚著作是救不了国的。此前，我进行了那么多考据、补白工作，又有什么用，惭愧啊，惭愧！”
一次，吴晗公开骂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东西，简直是刮民党，祸国殃民。”
有人叫他注意场合，他义愤填膺地说：“反正我是个穷教书的，又能把我怎么样。”
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正在西南联大有活动，国民党中央七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准备实施宪政”，这实际上是骗人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加紧活动，不少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
１９４３年７月，吴晗欣喜地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吴晗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他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晗是用笔和历史知识做武器来和敌人进行斗争的。从１９４３年起，他发表了大量匕首投枪般的杂文。他在论贪污中尖锐地指出：“我们这时代，不应该再讳疾忌医了，更不应该蒙在鼓里自欺欺人了。”词锋所向，十分明白。后来，他又发表了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提醒人们“历史是一面镜子”，要用三百年前的南明小朝廷这面镜子来照蒋家王朝，从而不再对它寄予幻想了。
国际国内形势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世界法西斯日暮穷途，而蒋介石国民党仍然奉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独裁政策，这使昆明的民主运动继续高涨。
１９４５年，五四纪念日快到了，联大师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决定用一周时间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活动，以便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国民党煞费苦心，严加防范，可阻止不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吴晗活跃在这群血气方刚的学生之中，或作报告，或演讲。五四这一天，他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走在队伍的前列，一路高呼口号：“打倒独裁者！”“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要求言论自由！”等等，春城被震动了。斗争把吴晗和青年们紧密联合在一起，青年们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他把青年们的热情和勇敢当作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举国欢庆，但是阵阵鞭炮声掩盖不了蒋介石准备对付共产．党的磨刀霍霍的声音，中国的上空又笼罩着内战的阴云。
中国共产．党分析了形势，认为民主力量决不能示弱，要利用有利的时机，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作坚决的斗争。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云南工委同昆明市基层组织研究，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和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四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反内战时事晚会，展开对时局的讨论，反对美蒋制造内战。吴晗积极参加了晚会的筹备工作。１１月２５日，时事晚会召开，吴晗出席了这次晚会，坐在听众席的最前面。武装军警向会场上空开枪，进行威胁。他走上讲坛对大家说：“不要动，坐下来，这是考验我们反内战的决心的时候！”会场安静下来，他又带头一起喊口号：“反对内战！”“没有自由，毋宁死！”
第二天，昆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学生们被激怒了，组织罢课抗议，３０多所中等以上学校３０００多学生参加了罢课。吴晗组织联大的教职工６８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罢课的抗议书：“集会言论之自由，载在约法，全国人民，同应享受，大学师生，自无例外，且断非地方军政当局所得擅加限制者。”国民党军队包围大学，威胁学生，为帮助学生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援，吴晗又代表民盟写了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一文，刊登在昆明的民主周刊上：
反内战何罪，求民主何辜，用荷枪实弹的军警压制学生正当权利与过去军阀有什么两样，人性是不死的，斗争将会永远……
国民党恼羞成怒，狗急跳墙，决定对学生实行血腥的镇压。１２月１日上午，特务和军警分头冲进云大、联大等校，肆意殴打学生，甚至投掷手榴弹，屠杀学生，有四人惨遭杀害，几十人受伤。
吴晗目睹这一切，忍不住放声痛哭。血的事实、血的教训，使吴晗决心更勇猛地投入战斗，在参加教师罢教的同时，又用自己得心应手的笔，写了不少直刺蒋介石要害的杂文，其中最为有力的是一二·一惨案与纪纲：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一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不体面的一周，也是从国民党成立五十年以来最不光明，最被玷污的一周……
昆明的反动派把吴晗视为眼中钉，污蔑他是领了卢布的赤色分子。特务分子到处张贴反动标语，把吴晗的名字改为“吴晗诺夫”，造谣他准备暴动，声言要杀之而后快。师生们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去外国领事馆躲一躲。他坚决地说：“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我已做好了准备。”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昆明学联为“一二·一”死难四烈士举行了殡葬典礼。这天，天气晴朗，一大早，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的师生、工人、店员、农民、社会团体和机关职员等各界人士３万多人齐集联大。１１点钟，庄严肃穆的出殡送葬队伍出发了，吴晗和广大师生扶着四烈士的灵车，扛着硕大的横幅：“民主信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悲壮的挽歌在空中回响：“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催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那是中国的反动者，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反动的势力消灭！”
在墓地举行公葬典礼，主祭人、陪祭人就位后，放起爆竹，奏起哀乐，一位学生朗读祭文，吴晗作为陪祭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民主的圣地，四烈士的墓地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
解读
残酷的现实使吴晗从“读书救国”到“科学救国”的梦想被粉碎。国民党军队在前方一败涂地，四大家族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特务遍布，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国不为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吴晗反省自己，逐渐认识到：旧我必须死去，诚然自己是一介书生，不能拿枪战斗，但手中还有一支笔，笔也能当枪使，我要为可爱的祖国独立、人民自由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