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民主的“布衣将军”

名言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毛泽东

故事

冯玉祥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为政治目的而拜的诸多结拜兄弟之一。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５０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人称“布衣将军”。

抗战时期，冯将军住在重庆，那里高官云集，普通人不敢当保长。将军毛遂自荐，自当保长。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将军穿戴如同四川农民装束，向其深施一礼说：“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吧！”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你都干过什么差事？”将军说：“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地说：“你还干过什么？”冯将军不慌不忙，仍然微笑着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说：“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说：“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１９２７年，爱国将军冯玉祥又入主开封古城，不久即下令：所有军政公教人员及学生一律不准坐洋车，以倡勤俭之风。为察访民情，一天，冯玉祥扮成一个乡下老农，招呼一个车夫道：“我想看看城里的景致，看倦了就下车，车钱全听你的。”车夫大喜。冯玉祥上车后说：“冯督军又坐镇汴梁了。”没想到，此话一出，即遭车夫破口大骂：“再别提他那个老混账！”冯玉祥目瞪口呆，小声问道：“这老冯干啥坏事了吗？”车夫忿忿然说：“他进城没几天就下禁令，不准有钱人坐洋车，这不是砸俺的饭碗，叫俺喝西北风吗？他光图自己的好名声，却不念俺劳苦人生活艰难！”冯玉祥如梦初醒，马上让车夫送他到督军衙门。快到衙门口时，车夫不敢近前。冯玉祥下车，大踏步走向衙门，只听两旁站岗的士兵高喊：“立正敬礼！”冯玉祥嘱咐士兵不要让车夫离去。车夫看这阵势，想悄悄离开。士兵大喊：“不要走！”车夫只得停下，壮胆趋前问道：“刚才那位是哪位大官的亲戚？”士兵笑答：“他是冯督军！”车夫倒抽一口冷气。随后，有一名勤务兵走出衙门，走到车夫面前问：“你是拉督军的车夫吗？”车夫哀求道：“老总饶命！我该死！我该死！”勤务兵笑道：“督军说很对不起你，心里很惭愧，也很难过。他说这２０块大洋让你拿回去养活家小。”车夫如在梦中，初不敢接，经一再推让，他手捧大洋向衙门深鞠一躬，洒泪而去。第二天，那条禁令宣布废止。

解读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毛泽东热情赞誉冯玉祥将军是“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为民主而战

名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故事

李公朴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震动了全国。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各地的爱国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热血沸腾的李公朴先参加了文化界的救国会，在以后成立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他都被选为执行委员，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人物之一。满怀爱国热情的李公朴始终站在救亡运动的前列，为了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当局对人民的欺骗，他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到处奔走，进行集会、请愿，向广大民众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大公报说一二·九运动是“学潮”。李公朴在读书生活上发表文章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准备当亡国奴；一条是不愿当亡国奴。前者是我们的敌人，后者是我们的朋友。对朋友可以放弃不同成见，旧账一笔勾销；对敌人绝不容忍，也不怕受任何暗算和谋害。”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在为鲁迅先生送葬的大游行中，李公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但他和其他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诬蔑为“危害民国”。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凌晨２时，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李公朴及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救国会领导成员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在狱中，李公朴始终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七君子”在被羁押的八个多月里，只正式开庭审理过两次。每次在法庭上答辩，李公朴都从容不迫，据理力争，态度坚决。当法官或检察官问到“救国会的宣言纲领和宗旨”时，他说：“四个大字，抗日救国。”当被指出“联合各党各派就是容共”的问题时，他说：“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内容是化除成见，共同抗日。检察长大惊小怪，竟扯到容共上去了。各党各派，当然是而且首先是国民党。为什么不提国民党，只说共产．党？如果说这就是容共，中山先生也主张容共，难道是中山先生错了吗？”对所谓“共产．党主张抗日、建立国防政府，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上也主张抗日，建立抗日政权，这是被共产．党利用”的问题，李公朴说：“我很奇怪，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的话，别人就不能说了。共产．党说抗日，难道我们就只能说不抗日吗？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只能说不统一吗？我国四万万人都要求抗日，只有汉奸除外。我相信审判长也是要求抗日的，如说这是被共产．党利用，那审判长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了。不管是谁，只要他坚决抗日，我就心甘情愿被他利用。”他还反问道：“如果说救国是‘危害民国’，难道卖国才是‘保卫民国’吗？如果说呼吁救亡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难道与三民主义相容之主义，是当亡国奴吗？”面对李公朴等“七君子”的凌厉言辞，那些审判他们的法官、检察官和审判长只有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狼狈不堪的份儿了。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于７月３１日下午释放了这些“政治犯”。

出狱后的李公朴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还为了真理、为了救国到处奔走，他到过山西、华北，也去过延安，他把抗战教育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他为真理决不怕死，曾对朋友说：“我被捕时手枪直对着我，我不怕，我认为最多不过一死，人又有哪个不死的呢？那又有什么可怕！”他在日记中还勉励自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追求真理，服务人群，抗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均应取此态度。”

解读

李公朴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坚持革命、顽强斗争的一生，是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与和平民主事业的一生，是献身中国文化事业和社会教育的一生。李公朴“爱国、民主、进步”的精神不仅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教书先生的转变

名言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闻一多

故事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敢于同黑暗势力大胆抗争、热情追求民主的精神，是大家所共知的。这不仅说明他个性的刚烈、刚强，也显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代的献身精神。

１９３１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赴南京请愿。受此影响，青岛大学学生也于当年１０月成立了反日救国会，积极筹备南下请愿。青大校方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力劝学生放弃请愿，校长杨振声也反复强调学生的爱国行为不要超出学校范围，但学生们对此并未理睬，照样按原计划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闻一多虽然表示理解却难以苟同，他的立场是坚决站在校方一边的。学生们去南京后，闻一多在校务会上抱着“挥泪斩马谡”的心情主张开除带头的学生，梁实秋对此也表示赞同。虽然他们的建议最后未获通过，为首的学生只落了个“记过”的处分，但闻一多和梁实秋两人在学生中的印象却一落千丈。

第二年春天，青岛大学根据教育部的指令出台了新的青岛大学学则，其中专门规定“学生全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学生们特别是参加南下请愿的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学校有意和他们作对，因而极力表示反对并成立了“非常学生自治会”，组织罢课抵制考试。校长杨振声一怒之下辞职去了北平，校务暂由教务长赵太侔和闻一多、梁实秋掌管。闻、梁二人坚持考试照常进行，并张榜开除了九名“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常委。此举更使闻一多和梁实秋成为众矢之的，学生们贴出了“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的标语。更有甚者，学生们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标题是“闻一多与梁实秋”，旁边还配打油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原来闻一多上课时总是不自觉地发出“呵呵”的声音，没想到这也成了学生们讽刺挖苦的目标。闻一多见状哭笑不得，指着黑板上的乌龟和兔子问梁实秋：“哪一只是我？”梁实秋神态严肃地回答：“任你选择。”言罢，二人相视苦笑。

青大学潮风波使闻一多颇感苦涩和酸楚，他决定离开青岛。１９３２年夏，闻一多应聘前往母校清华任教，黯然告别了他所深爱的美丽岛城。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国抗战爆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１６００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一批教授来到长沙。１９３７年年底，抗日局势继续恶化，长沙的局势也十分危急。教育部通知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西迁云南昆明。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从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从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２６７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１１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４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

出发之前，每人发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千克——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旅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２００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不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不过，在陶渊明的时代，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２００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个——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４０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年纪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１９２２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正是心中的这一把火，让闻一多先生把一腔热情献给了心爱的祖国。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决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闻一多，是２０世纪最有个性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

解读

周恩来在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时写道：“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闻一多的一生充满了战斗精神，创作是他为民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他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