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忠实信徒
名言
凡是不给别人自由的人，他们自己就不应该得到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统治下，他们也是不能够长远地保持住自由的。
——林肯
故事
柳亚子是中国国民党坚定的左派，又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又服膺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他始终坚持真理，爱憎分明，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肝胆相照，同各种反动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激烈、始终不懈的斗争，为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解放前夕，谢觉哉就高度评价了柳亚子的这一历史功绩，称他与宋庆龄、何香凝为“党国三仁”。
青年时代的柳亚子，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以诗文为武器，鼓荡新潮。然而，辛亥革命却最终以袁世凯窃位而告失败，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
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柳亚子陷入了长期的、痛苦的思索之中。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我国，进步的知识文化界开始酝酿新的思潮，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公开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因而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一时间，反对声浪嚣然盈耳。然而，柳亚子却敏锐地从中看出了希望的曙光，他为之瞩目，又为之欣喜。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南社社友徐梦欧拉他赞同立“孔教”为“国教”，并发起“国教请愿”时，他立即回信，断然拒绝：
“关于国教请愿之事，我绝对地反对，其实，我也是坚决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希望你不要找我来做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
他还坚定地说：“你的事我没法阻止你，你认为行尽可以去做吧，但不要把我牵扯进去。虽同是南社社友，但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想法不一致。道不同，不与谋。望自重！此信即为警告，若再做那些借我之名，做你想做而我极为鄙视的事，我当提起诉讼，至要至要。”
南社是他１９０９年与高旭等人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因含有“反抗北庭”之意，故名。南社兴旺时期，社员曾发展到２００多人，时人把它看成同盟会的宣传部。但辛亥革命后，南社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隐退，有的颓废，有的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这使柳亚子感到非常惋惜。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它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柳亚子曾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比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彻底多了。”他很快吸收了许多新思想。这一年，他编辑成了吴根越角集。他在后记中说：“我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１９２２年，他撰写了乐国吟后序，自署“李宁私淑弟子”（李宁即列宁），并以此六字刻作印章一颗，明确地表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敬仰之情。
１９２３年４月，柳亚子在家乡创办了新黎里半月刊，自任总编辑。他在发刊词中宣布：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养吐炭，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拔，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
他在新黎里上先后发表劳动纪念特刊宣言、劳动问题和中国、劳工与劳农等文章，宣传社会主义，鼓吹新文化运动。这年夏天，当地劣绅向江苏省政府告发柳亚子为“过激党”，致使新黎里一度停刊。
这时候，柳亚子鉴于南社已经落伍于时代，为追随潮流，便与叶楚伧、陈望道发起组织了新南社。新南社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正式成立。柳亚子当选为社长。叶楚伧撰写了新南社组织大纲，规定了新南社的宗旨：
１整理国学；
２引纳新潮；
３提倡人类的气节；
４发挥民族的精神。
柳亚子犹嫌不足，又亲自写了新南社成立布告，明确提出：“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最末一句，叶楚伧颇为不满，提醒柳亚子：“我们不能过于激进，弄不好又惹火烧身。”
柳亚子未予理会，我行我素，对陈望道说：“我左得厉害，也有右得厉害的人啊。”
新南社成立不久，廖仲恺、何香凝，以及新文学作家沈雁冰、刘大白，青年画家叶天底都加入了进来。新南社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学团体。
解读
柳亚子是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也是南社的主要代表人物。柳亚子受过西欧民主思想的熏陶，崇拜卢梭，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人权”，字“亚卢”，即亚洲的卢梭。１９０３年，他写过一首长诗放歌，其中一段道：“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象，公理方翔翔。谬种辟前人，妄诩解剖详。智慧用益出，大哉言煌煌。”他曾在报刊上宣传卢梭的民约论，提倡民主主义，反对君主立宪制。
用鲜血浇灌革命的种子
名言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
——李大钊
故事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１９２６年３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还击，击中了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但不对侵略行为认罪，而且公然要求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政府竟然全部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五千名群众在天安门召开了抗议大会。会后，李大钊亲自举起一面红旗，走在队伍中间，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段祺瑞执政府开枪扫射示威群众。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史家胡同小学的学生周正铭等四十七人惨遭杀害。面对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李大钊为了使革命群众减少损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示威群众疏散。当他看到几个受了重伤的青年倒在地上时，便一个个地把他们搀扶起来，组织力量把他们送走。直到绝大部分群众脱离危险后，李大钊才随着群众朝胡同东口走去。兵警见到他，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膛，厉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买卖的。”李大钊从容不迫地回答。当时李大钊穿着长袍马褂，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并戴着一副眼镜，很像商人的样子。兵警信以为真，便用力搡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做买卖到这儿来，找死啊！还不快走！”李大钊机智地通过了敌人的检查。当天夜里，李大钊召集了北京党组织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战斗计划。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并用竹签扎他的十指。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手指骨都碎裂了。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只得把他押回牢房。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他向监狱的看守宣传革命。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帮助传送消息。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大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外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落泪。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敌人用绞刑杀害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同志。李大钊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十九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他们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解读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平易近人的校长
名言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蔡元培
故事
１９１６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走下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教师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句：“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向前走，一边脱帽向站在两边欢迎自己的教师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他们点头致谢，还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教师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钦佩。
当时，有一个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顿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的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他的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寄出去之后，马兆北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人家本来就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维护一下自己的自尊，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踏上自己的新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给自己写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平静了一下情绪，急忙细读来信，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从信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普通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啊！
蔡元培先生聘请进步学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来北大任教的同时，也不排斥有学术造诣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他还整顿教师队伍，裁汰不合格的教员，延聘有真才实学的名家。
为了营造浓厚的学术空气和“活泼的精神”，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在他的亲自发动和帮助下，各种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在北大校园竞相涌现。为将学校办好，他还改革领导体制，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由校长、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等人组成的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各科教授会规划各科教学工作，以及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校教务处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设立平民夜校，同时蔡元培还提倡女权，赞同大学开放女禁，开创了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北京大学焕然一新，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和中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源地，北大成为举世闻名的现代高等学府。
解读
蔡元培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是２０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立者，他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