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争民权的女豪杰
名言
有勇气承担命运，这才是英雄好汉。
——赫塞
故事
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父亲以教书为业，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苦。史良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性格倔强而坚强，嫉恶如仇。小学毕业后，史良进入女师学习。女师在当时的常州算是高等学府之一。那时从全国的学校来说，女子学校还不多，女子上学读书，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
在女师，史良开朗活泼，斗争性强，对黑暗势力和丑恶行为绝不姑息。校长颟顸无能，同学们都不满意他，想把他赶走，决定举行一次罢课示威。史良是校学生会会长，同学们都推举她来领导这件事。起初，她有些犹豫，因为毕竟是一个女孩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大事。后来，她想：“女人必须克服自身的软弱，为什么要想到自己是女人，就很多事不能做了呢？”她勇敢地站起来，举着拳头对同学们说：“我是学生会会长，出了事由我负责，大家不用怕，当怎么干就怎么干。”
同学们被史良的大无畏精神激发着，先向劝业所（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局）请愿，接着大闹县公署，包围县长三个小时，围困劝业所十三个小时，声势浩大。由于罢课理由正当，同学们团结一致，最后取得了胜利，校长的职务被罢免了。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全国各校学生热烈响应和支持。常州学生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课活动进行声援。常州有好几所学校，为了便于统一行动联合起来了。史良在前段时期的学潮中得到了锻炼，变得更加成熟了，被推选为全县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和学联评议部主任。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很快实现了全市的罢课。接着又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宣传队，分别到工厂、农村去宣传，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件事闹得很大，触动了县府的那班老爷们，他们联合常州县的一些士绅，密谋拟定了一个扼杀学生运动的根本办法，就是停办学校。
这一天，史良去上学，发现校门口挂了个小木板，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停办令”。停办令的全文贴在木板的下端。同学们见了，万分气愤，就把它撕下来去找校长理论。校长说：“这是劝业所决定的。”
史良登高一呼：“我们找劝业所去。”
同学们跟着史良一起涌到劝业所，指名要见所长徐化吾。学生人多，七嘴八舌，高呼口号，徐化吾怕得不得了，只得推说：“这事是县衙门决定的。”
史良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立刻掉头和同学们来到县府，又指名要姚知县接见。那位知县自知理亏，不敢出来，派了一个爪牙出来，当众宣布要捉学生。史良义愤填膺，指着那个爪牙的鼻子说：“要捉就捉吧，我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个爪牙当然不敢动手，争执一番后，溜之大吉了。大家非常气愤，把公堂上的长桌掀翻，把审签撒了一地，县衙门赶紧加兵加岗，而且找来八个士兵手持大刀，对着史良和同学们。史良推开面前的大刀，对着士兵们演讲起来：“我们的行动是爱国的，军阀是卖国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去给军阀当走狗。”说完，挥手指挥大家向前冲。这下可把那个爪牙急坏了，他满脸堆笑地说：“请大家先吃饭，吃了饭知县就回来了，那时再好好谈谈。”于是，大家都去吃饭等候。
哪知到了晚上，知县竟把史良的父亲捆绑到县衙门来，声色俱厉地威胁史良的父亲，说史良是带头闹事的，让老人把史良带走。这事被同学们发现了，一拥而入，去责问知县，知县大惊失色，狼狈不堪。史良对他严正地说：“我们学生为学校停办的事来找你，你却把我父亲抓来干什么？”
知县赶紧诡称：“不是抓来，而是请来谈谈。”他先支支吾吾，后来理屈词穷，在强大的学生队伍面前，县衙门终于收回了停办学校的命令。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斗争胜利后，史良和另一个同学受同学们的委托，代表常州县的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这是史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它鼓舞了史良，使史良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她决心以此为起点，献身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尽自己的力量。
１９２３年，史良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不久就从事法律业务了，后来成了律师。在史良的律师生涯中，曾为不少被捕的共产．党员打过官司，有失败，有成功，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史良都竭尽心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她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
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被捕了。邓中夏从狱中托人找到史良。史良当时尚不知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因为邓中夏用的是化名施义。史良在狱中见了邓中夏后，被邓中夏的信任和诚恳所感动，当即决定为他打官司。
邓中夏是在租界内被捕的。史良分析，邓中夏没有什么证据落入外国人之手，所以要争取在租界内审理，否则国民党实行“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政策，邓中夏就性命难保了。
起初，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哪知不久，江苏省高等法院派人来找史良，说蒋介石亲自下了手谕，强迫法巡捕房把邓中夏移送到南京去。史良力争也无济于事。邓中夏在被移送到南京后不久就被枪决了。他殉难之前高喊口号，英勇不屈。事后，史良从宋庆龄那里得知，施义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员邓中夏。她伤心、难过，为不能最终营救邓中夏而自惭。
从此，史良除了对国民党痛恨之至外，就是决心尽所有能力为被捕的共产．党员作辩护律师，使之重获自由。史良开始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为了方便，中共上海地下党指定互济会的一个负责同志在史良的律师事务所任帮办。
１９３３年夏天，上海互济会的负责人告诉史良，任白戈因共产．党员的嫌疑而被捕了，有特殊理由必须紧急营救。史良接受了这个案件，担任律师。
史良首先找到法院方面的熟人，托其向警察局了解案情。回话说，任白戈是在中国地界被捕的，被捕时警察局掌握的证据并不充足，现正到处搜集证据。史良听了，知道这个案子相当紧迫，因为凡在中国地界被捕的，国民党警察往往不经司法程序，随便就处理了。如果转到特务手里，还要糟糕，既不能出庭辩护，又无法前往会见，甚至连关押在哪里都可能不知道。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达到营救的目的，史良和法律界的朋友商量，决定出奇制胜，先托法院查到任白戈被关押的地点，然后直接通过法院人员公开向警察局提出，说此事是误会了，望允许保释。当时警方确实没有掌握重要的证据，只是把任白戈当做一个思想左倾分子，未予重视。营救最终取得了成功。
更有趣的是，与任白戈同时被捕的，还有另一位地下党员，警察局认为，既然任某不是重要人物，此人亦必不是地下党员，次日就把他释放了。
１９３４年，又有两个人被捕了，出事地点在法国租界内。他俩是兄弟，都是共产．党员，被叛徒出卖的。若当面对质，他们肯定不可能生还。史良打听到，除人证外，无任何物证，因此，法巡捕房还在踌躇。
史良正式接到本案后，第一件事是托人打听告密人的姓名，随后通知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地下组织证实了那个叛徒的情况，通过“打狗队”果断地把他除掉了。人证既除，本案的关键问题就解决了。
法巡捕当时正在用刑逼供这两个共产．党员，史良以律师身份提出，警方用刑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求立即移送法院，开庭审理。
法巡捕不得不将这兄弟俩移送法院，法院审理时，由于人证已不存在，无从对证，此案只得以嫌疑分子无罪结束了。
斗争是复杂的，史良每经办一件这样的案件，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她心向正义，不畏强暴，凭着有限的力量向黑暗势力进行最坚决的抗争。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史良因参加抗日救国会被捕，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开始后，才被释放。之后，她前往香港等地宣传抗战。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史良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议员，于是暂停了律师业务。
那时，国民党公开实行一党“训政”，人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广大人民要求民主的声浪很高，而国民党却玩弄各种花招，拖延宪政的实施，国民参政会就是花招之一。这个机构名为“民意机关”，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国民党似乎并不隐讳这一点，公布的国民参政会条例中就明白地说：“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所以，有人说国民参政会不过是请客吃饭用的餐桌，而参政员不过是这个餐桌上的客人罢了。
１９３９年９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四次大会，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提出了实施宪政的要求，提案有七个之多。史良代表救国会除了从原则上支持其他党派的提案精神外，也提出了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是集中人才。这个提案明确规定：用人但问其才不才，不问其党不党；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存在；实施民主，使人人得贡献其意见，发挥其才能。第二个提案是增强团结。其办法有三项：不得磨擦；政府用人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实施民主和政党政治。救国会的这两个提案以及其他党派有关宪政的提案虽然在会议中进行了讨论，但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关于保障人权的问题，史良在历次参政会中都要呼吁，可是呼吁归呼吁，人民的权利始终得不到保障。
不过，史良利用国民参政会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有利于民主的事情。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书。一件是在宪政期成会中关于妇女权利问题的斗争；一件是关于四川一个县长违法乱纪的案件。
宪政期成会是国民参政会内的一个工作机构，由委员２５人组成。这个机构包括各方面的人士，政治主张不一。在讨论问题时，经常发生尖锐的斗争。
有一次，为了宪法草案中关于妇女地位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史良坚持要在国民大会中保证妇女名额不得低于１５％，如此方能实现妇女参政，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剥夺妇女的参政权，虚伪地提出“平等地参加选举”的主张。这个争论后来甚至发展到动武的地步，斗争的结果虽然妇女获胜，但整个宪政运动却被国民党反动派从根本上破坏了。
关于一个县长违法乱纪的案件经过是这样的：四川有一个县长，他在当地是个“小皇帝”，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地方人士，居然把这位地方人士全家都逮捕了，严刑吊打，情节极为恶劣，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怒。史良得知这件事后，随即以国民参政员的名义写信给当地专员公署，要求予以制裁。这个事件，最终以这个“小皇帝”的被撤职而告终。
史良嫉恶如仇，看不惯的事情就要管，使她同国民参政会的关系变得逐渐紧张起来。１９３９年，国民党反动派以精神动员会的名义发出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阴谋打击一切进步力量。年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武装进攻，举国震惊。国民党破坏团结，坚持独裁，反对人民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于天下，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史良和救国会的其他同志，也宣布拒绝出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此后，史良仍然与救国会的同志及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维护团结、坚持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令国民党发动派十分恼火。１９４２年，国民党召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时，史良被取消参政员的资格，连“请客吃饭”都不请史良了。史良的参政员生活就此终止，可她的革命活动在继续，而且更加积极。
解读
近代中国的法律史就是一个争“民权”，争老百姓“参政权”的历史，史良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史良的一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仅在政治上，她始终追求真理，不断进步，坚持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革命立场坚定；在待人接物上，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她生于民族忧患，死于祖国中兴，她的一生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欢欣。
打破这个“鬼的世界”
名言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王造时
故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七君子的排名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王造时排名倒数第二。而在１９３６年法庭公诉书和报纸上七君子排名的顺序均是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排名第二。由此可见，当年王造时在七君子中的声望是很高的，而当时他年仅而立，是“七君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一睹其风采为荣。
王造时从小聪慧好学，过目成诵，被乡人誉为“神童”。不到１４岁，他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读了八年书，于１９２５年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１９３０年，２７岁的王博士回国，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同时在中国公学兼任教授及复旦大学教授。此后，他长期从事教学与写作，也办过刊物、当过律师，而且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中。
王造时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他不畏强权，敢于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留下了不少佳话。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北京清华园举行“双十节”国庆大会，学校特邀在清华担任国学讲座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演讲，他讲的题目是“我对双十节的感想”。演讲中，梁启超大肆攻击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国民党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当时仍是学生的王造时听后心里非常气愤，回到宿舍即挑灯疾书，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目是梁公讲学的态度与我听讲的态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都用了下面两句话：“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王造时的文章笔锋犀利，思想深刻。他说：“在混混沌沌、黑白不分的中国，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造谣生事者的暗示，在腥风血雨、麻木不仁的北京，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颠倒是非的压迫。在天真浪漫、不知世故的清华，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患了近视病、盲目病，若再有人在这里指鹿为马，那么我们的病将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了。”
王造时还直截了当地揭露梁启超：一贯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袁世凯倒台后，又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王造时驳斥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绝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结北洋军阀，以及热衷于搞派系的保皇党人物。”
文章刊出后，梁启超大为震惊：“一个毛孩子学生，竟敢与我分庭抗礼，这简直不可想象！”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清华校长曹云祥，究竟是怎么回事？曹云祥乱了手脚，气急败坏地把王造时找到办公室，吹胡子瞪眼睛地大骂王造时道：“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写文章骂梁任公先生，该当何罪？”令王造时写下深刻的悔过书，并向梁启超道歉赔罪，否则将以侮辱师长的罪过开除学籍。
王造时平静地听完，耸耸肩膀说：“在学校我是学生，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先生可以谈国事，我王造时也可以谈国事；梁先生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也可以批评梁启超和研究系。请问：‘错在哪里，罪在何处？’”“大胆！”曹云祥一声断喝，想以势压人，并以开除学籍来威胁他。
王造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当然不吃这一套，他针锋相对地说：“如果你敢开除我的学籍，我就要向社会呼吁，向法庭控诉。曹校长，清华园三赶校长的校史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真敢开除我，你自己的后果也不会很好。”
自１９１９年起，仅仅四年时间，曹云祥已是清华的第四任校长了。第一任张煜全，在位不称职，整天睡大觉，学生们说他是“垂床听政”；第二任罗忠治，长期患病，难以胜任工作；第三任金帮正，作风不民主，压制打击学生。三个校长都被学生“礼送”了，曹云祥自有前车之鉴。再说，曹云祥也早有耳闻，清华园内有江西“三只虎”，他们是张国焘、王造时、段锡朋，如今的对手就是“三虎”之一。这位来自江西山区安福县的布衣学生，在清华园里十分积极。从二年级开始，王造时就一直是学生中的领袖，先后担任过清华学生会宣传部长、评议会主席、干事会主席、级长、校际辩论员，“仁社”社长等职，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要对付他，谈何容易。于是，曹云祥只好与王造时和解，让王造时同他一起去梁先生家谈谈，这样大家都好下台。王造时说：“我没有过错，也不是我对他不尊，而是是非上的争论。我在想，梁启超积极宣传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我还要写文章批驳他呢。”
没过几天，在国民党北京党部主办的时言报上发表了清华周刊王造时写的那篇文章，特地加上了“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的按语在头版头条，弄得满城风雨。自此之后，曹云祥怕把事情闹大，再也不敢找王造时的麻烦了。随后，梁启超也辞去了国学讲座的聘请，离开了清华园。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王造时加入了教育界救国联合会，１９３６年５月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作为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写宣言、作演出、著文章、主持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同年１１月，他与救国会的其他六位领导人先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人称“七君子”事件。
起初，他们被押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里，不久又被转送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在狱中，王造时被推举为文书部主任。在“七君子”中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刚过３３岁。在狱中，他和其他几位君子无话不谈，有时也谈到如果把他们几个人绑出去枪毙，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回答是应该一致地从容就义，临刑的时候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审讯是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进行的。审问时，审判长朱宗周问：“被告王造时，你们为什么要鼓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王造时义正词严地回答：“审判长先生，日本纱厂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不应该援助他们呢？他们也是审判长先生的同胞，审判长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心，一味替日本资本家说话呢？”继而，他还驳斥了审判长提出的其他问题。王造时虽然是站在被告席上，他的观点、立场，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倒使审判长成了理屈词穷的被告。
王造时等“七君子”不仅能在牢中吟诗、作文、下棋、玩笑，打太极拳，而且在牢外，“君子们”的狱中生活更是被写成新闻报道和拍成新闻照片，被登载在许多报纸日日都有的“七君子起居注”专栏中。
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通过各界声援、抗议和营救，“七君子”胜利地步出了看守所的铁门。
解读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自由平等是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人家馈赠的。于是，王造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