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计算，李世民一生大概享受了１０年左右的批评，几乎每天都有大臣找他“单挑”，就一项国策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地辩论。换一个昏君，估计也懒得与臣子辩，唤侍卫推出去就把脑袋砍了。但李世民虚心接受臣下的进谏，通过这种交流甚至激烈的辩论，从中得出最好的决定，利国利民。

作为决策人的角色，每一个决定都对团队或组织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为了将决策的失误降到最低，就必须给予属下畅通的建议通道，虚心接受员工的意见。

齐宣王和孟子谈话，问孟子：“我怎样识别哪些人没有才干而不任用他们呢？”孟子说：“国君任用人才，如果不得已，将会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远的超过关系近的，对此当然要慎重。对于一个人，左右侍臣都说他好，还不行；大夫们都说他好，也还不行；全国的人都说他好，这才去考察他，见他确实好，这才任用他。左右侍臣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行，这才去调查他，见他确实不行，这才罢免他。左右侍臣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可杀，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这才去查明真相，见他确实可杀，这才可以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的人杀掉他的，这才，才可算是百姓的父母。”

孟子反对枉杀，反对胡乱任用人才，更反对闭塞言路的国君。有些公司老总，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就以为自己如何了不得，不把同事看在眼里，谁说的话顺耳就听谁的。谁要说的不中听，就想办法把他搞定。不去接触更多的人，不打开言路，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在一片阿谀奉承中做着权高位重的美梦。

有的老板也是一样，无论下面的人做什么，先看对不对自己的眼色，符不符合自己的心思。不顺眼的就百般刁难，顺眼的犯了错误也是一笑而过。时间长了，大家摸清其中的原委，自然是顺眼的事情多，看不顺的事情少。如此管理，最终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伤害。

这样的人，梦醒时，也是自己失败到极点、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

中庸的开篇说：“不偏不倚，中庸之道。”什么事情太偏离轨道都将变得不好，对于属下，除了虚心纳言，尽量让每个人都满意，还要避免矫枉过正，既不要听信个别下属的谗言，又要能接受那些为公司着想的诤言，从而给下属一个公正的形象，让更多的人信服你。

除了勇于接受建议，还要对属下听其言，观其行，这是识别人才常用的万法。有的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只说不做。因此在考察时，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如何观其行呢？诸葛亮提出七条方法可供借鉴。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

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这七条，具有全面的规范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对今天考察识别人才仍具有现实意义。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中国企业家大都懂得这个道理。作为管理者，带头人，如果本身碌碌无为，懒散无能，那么他的团队也必然是一个效率低下的群体。如果管理者充满斗志，积极进取，事事以身作则，给员工一个好的表率，这个团队也会时刻拥有巨大的力量和潜力。

当一个企业面临一些问题，或在创业初期，在市场的夹缝中生存时，员工往往会看管理者如何行动。能够虚心纳言，并且以身作则的老板，才可以把大家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增加员工的信心，形成不可战胜的凝聚力。

管理者并非完美无缺的人，时常会犯一些错误，和下属的意见相左。这时，只要可以虚心纳言，善于倾听下属的建议、分析，通过冷静思考达到决策正确，就可以解决问题。

管理者需要能够接受批评，享受批评，建立通畅的谏言通道，以使每一项决定都尽可能反映公司民意，避免走弯路、错路。

１．多数人认同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管理者必须广开言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２．虚心纳言是一种低姿态，却会带来高回报。

３．聪明的将领是一支军队克敌制胜的前提，而出色的领导者则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

４．下属的悲剧往往是领导一手造成的，他需要反思自己的管理方法。

５．身教胜于言传：正人先正己，管事先做人。

管理就是选择适合的人

什么才是强大？老子说：“守柔曰强。”作为人，你守住了“柔”的部分，就会变得刚强，变得强大。老子在柔弱中看到了一种恒久和成功的力量。

柔就是水一样的品质，要成功，就必须有以柔弱达到成功的本领。学会无为和有为互相交换的管理之术，以柔化刚，将一切洞察于胸。

最好的管理，就是选择适当的人，充分放权，然后只做你该做的事，这就是管理中最好的“柔”。

刘邦起兵建立汉朝的过程中，两个人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一个是萧何，一个是韩信。萧何在秦朝时，曾做过沛县的主吏椽，是刘邦的同乡，懂文理，有方略，能办事，很有才华。刘邦很早就和他结交，所以发动起义后，一直重用萧何，让他以副手的身份全面参与军队的各种事物。

军队进入关中以后，刘邦忙着享受去了，萧何却比以前更加忙碌，他要为日后汉朝的建立准备大量的制度方面的参考资料。刘邦是几乎不干涉这个过程，只有当萧何拿出成熟的具体的意见时，他才开始加入讨论，最终决策。

萧何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月下追韩信”了。当时韩信受到刘邦的轻视，打算另投明主。萧何听说后，只身前去追赶。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他逃跑了，去向刘邦报告，刘邦大笑说：“别人都可能离我而去，唯独萧何不会。”

天亮以后，萧何带着韩信回来了，在他的劝说下，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任命韩信为大将军，帮助他扫平了天下。

刘邦是个不学无术之人，能够斩蛇起义，击败项羽，当上开国皇帝，与其说他中了超级六合彩，还不如说是因为他能够慧眼识才，懂得选择人才、重用人才的道理。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恐怕是最擅长无为之术的皇帝。

对于刘邦的用人智慧，韩信也非常佩服。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人，你看能带领多少士兵？”韩信回答：“不超过１０万人。”刘邦又问：“那你自己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笑了：“既然这样，你怎么还是被我用了呢？”韩信说：“你不善领兵，却善于领将，这就是我韩信为你所用的原因。”

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可能不擅将兵，但却必是一个擅于将将的人。成功的领导者，能够用好关键的一个或几个人，让这些人对自己服服帖帖，再由他们去指挥千军万马，为自己创造最大的利益。

如何把握“有为”与“无为”，是一门高深的智慧，管理一家公司，就像管理自己的欲与望，名和利，能将各个环节调配得最好的人，也就拥有调动资源为己所用的金手指。

数学家陈省身，从中国到德国，到美国，最后又回到中国，从２０多岁到９３岁去世，一生研究的就是数学这一件事，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说：“我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数学，集中精力地把它做好。”这是他“有为”的一面。而他“无为”的一面，就是对名利的淡漠。他说：“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数学是一片安静的世界，没有大奖，也是一片平等的世界。”这种想法和他的做法，正符合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这种无为的智慧，实际上也是从无为到有为，是“无为而无不为”。

对作为管理者的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启发呢？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把握。重用人才，并和属下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就会产生美，无为也就成了有为。虽然你对员工很好，但你整天让他们有室息的感觉，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他们，好像生怕他们会背着公司的资产远走高飞似的，这种“有为”又有什么用呢？

老子的第十七章里面有这样的话：“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最好的领导者，因为善于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常常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美国的哈林·克里夫兰写了一本书未来的行政首脑，书的中文扉页上，就写着老子的一句话：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克里夫兰把这句话解释为：好的领导者说话不多，当属下把工作任务完成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我自己干的”。

从老子的这句话，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呢？最好的管理术，就是无为与有为的辩证法，也就是集权与分权的合理使用。管理者要善于集权，当遇到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善于当机立断，不被无休止的争吵和议论所干扰；而管理者必须善于分权，对于决策的执行过程，没有必要如影形随，瞪大眼睛盯着，而是要给属于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尽情施展才能，自己则需要从屏风后面消失，不要做那个支起耳朵偷听的老板。

１．不仅吸引人才，还要学会生产人才。其中，公司是熔炉，管理是催化剂。

２．管理者应该抱着一种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心态来包容一切。

３．作为干部，对上要有礼貌，但不能讨好。对下不宜太严，又不能放纵。对同事不必拘束，却也不能距离太近。

４．距离产生美，采用无为的执行过程，才能大有为。

５．管理之无为，就是给属下松绑，在一个大的框架下，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他们做想做的事，这叫“王者无为，动力自生。”

想活下来，有必要回到２５００年前

上世纪８０年代，一批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２５００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联合国纪念的十位世纪伟人的第一位，他整合并创立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后有孟子和荀子等人把儒学继承并发扬光大。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蕴藏着深奥且实用的管理术，对于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比如“修己以安人”：先提升自己才能管理别人；比如“仁者爱人”：要行仁道，实行人性化管理，考虑并照顾员工利益，主动关心他们；比如“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追求整体的和谐是重要目标，在和的前提下，允许争论和细节的不同，并且重视本土化的生存。再比如“舍生取义”、“中庸之道，过犹不及”：阐述了义的重要性，提出了“合理”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我们只要用心体会，正确运用，就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些古人留下的核心经典，永远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清代有一位茶商，名叫朱文炽，他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２０余年，曾经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他还告诫手下的伙计，当自己不在时，对这项规定不得有任何违背。最终，他的名声传千里，人人都来买他的茶。

如此做法，不得不说，这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却厚积薄发，成就了一种良好的经商风气，在中国古代的商人群体中普及。受益的不仅是顾客，还有商人，因为人人都这样做，人人不欺，顾客盈门，也就没有亏损。

万科公司的老板王石说：“万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把自己放在了高峰，这样才有做大事的胸怀，同时也把自己放在了低谷，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

ＴＣＬ的总裁李东生也说：“要在中国做好企业，就必须学会调和。既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又要学会在中国的环境中做事情。”适应中国的本土化环境，学习中国的传统管理术，是一家公司成功的秘诀。但是对于我们传统中的思想和理念，也不要照单全收，有些人倒是学习了，结果玩政治耍心眼有一套，搞内斗抓整风最在行，一点正事不办，每天想着整人。如此搞法，垮得更快。

牛根生谈到蒙牛集团的用人标准时，曾经说：“有德有才，我们破格重用；有德无才，我们培养使用；有才无德，我们限制录用；无德无才，我们坚决不用。”在这里，才华与德行是最重要的两条评价标准，也是从中国几千来的传统经典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的思想。

很多人都是学了美国式的ＭＢＡ课程，然后成立公司走上淘金路的。但在中国，美国式的管理方法并不能依着葫芦画瓢，原装套用，必须中西结合，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不是深有感触地说吗，他们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定下的目标是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采用中国式管理，融入中国社会。

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只用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号称“管理王国”的美国人深为惊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日本人是如何崛起的，成为了热门话题。

哈佛大学的教授佛格尔以“日本第一”作为“美国人的教训”，提醒美国，有必要学习日本人在成功崛起过程中的管理奥妙。美国管理大师杜鲁克前往日本探讨，才发现日本管理的特色在于重视管理哲学，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新路。当然，日本人没有排斥美国管理，一半是执著地把握科学管理的工具和技术，但从未变成全盘的西化；另一半则是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比如儒家和道家，强调人本管理，形成管理哲学。而人本管理的核心就是儒家思想。

日本人的成功是中西结合的最佳典范，他们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管理思想，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体系，并且融入企业的实践管理中。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它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经典的无穷魅力，在实际的管理操作中，能起到巨大的支柱作用。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主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看，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

还有台湾和韩国，这四个地方同属汉文化圈，深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和中国大陆一样，拥有实行中国式管理的普遍基础。

他们已经成功了，我们还等什么？

１．西式管理靠数据，数据是外象；中式管理靠人本，人本是内象。

２．回归传统，不是让你把公司办成店铺，把经理换成掌柜，而是中西结合，用现代工具去发扬传统经典。

３．公司就像一台电脑，管理就是操作系统，无论中式、西式还是中西结合，都是为了让公司的运转更有效率。识时务者为俊杰

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莫小瞧了这句话，生意场上，眼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时务就是眼光，就是大势。在民族气节上，这句话当然要不得，但在商场上，“时务”一词却需我们好好体悟。

成功者纵观全局，看十步走一步；失败者近视眼，看一步走一步。很多资金不多的创业者，看似弱小，但却依靠准确抓住某个不起眼的信息，挖到了第一桶金。

那些腰缠万贯的大富豪，有着强壮的身躯，却常会因为眼高手低，没有先见之明，而败掉几百上千万的财富。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业机会必须自己挖掘，对市场趋势的判断能力，从纷杂浩翰的市场信息中发现商机的能力，就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儒商子贡在经商理财方面，就很有眼光，从不错过赚钱的机会。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赐就是端木赐，子贡的原名。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从中发财，而且每每猜对，真是像个超级预测家。

对子贡的这一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记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废举就是指贱买贵卖。转货就是转卖套现，“随时转货以殖其资”。子贡依靠自己超前的眼光，能够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赚取差价。

子贡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末年，当时已经出现了铁器牛耕，生产力大发展，商品经济也开始盛行。作为儒家弟子的他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悟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个人致富之道。他见多识广，反映敏捷，尤其善于掌握市场信息，特别有眼光。这说明“眼光”需要悟性，需要对整个社会大形势都了然于胸，看个清楚。只盯着生意，不管国家政策，不看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样的人即便有眼光，也是错误的判断。

史料上形容他“亿则屡中。”“亿”就是预测物价的涨落，非常准确，靠着这一点，他成为了家累千金的巨商。

子贡赖以成功的“废著”理论，其核心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与时逐，就是重在研究经济规律，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商机。而“不责于人”，是指在商业交易中，要讲信用，不坑害他人。子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把聪明才智用在对商机的判断上，而不是算计人上，才成为了被后世顶礼膜拜的传奇商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以相当的笔墨对他进行了褒奖。

张欣在１４岁的时候，还是香港流水线上的一名经济窘迫的童工。２７岁时，她来了一次华丽转身，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２９岁的她，已经是美国华尔街银行年薪２５万美金的投资顾问，可谓前途无限。

但就在此时，她回到大陆，嫁给了一个从没出过国、不会说一句英语的“土鳖子”，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地产大王潘石屹。当时，谁能想到这个黄土高坡的土房地产商能从赤贫一跃成为亿万富翁？张欣却从他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辉煌成就。

潘石屹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工作，首先打破铁饭碗，揣着８０元钱，跑到热火朝天的深圳特区下海闯天下。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对未来市场一种长期趋势的准确判断。

而当别人还沉醉在炒房的美梦里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了炒房的严重后果，果断地撤出海南，北上京城重新创业。１９９３年，他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开发的万通新世界广场和万通发展大厦等项目，被誉为是京城房地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正当别人以为他会沿着这条路高歌猛进时，潘石屹却意识到这种无序的扩张一定会有损万通在房地产业方面的发展，于是他作出重大决策：离开万通，自立门户。他成立了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现在著名的“现代城”。当时那里是红星酒厂，一片烂地，公司所有人都反对，但他却认定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将来一定会有发展。果然，现代城创造了北京房地产史上的很多奇迹，这就是潘石屹与众不同的眼光。

很多人只能看到现在，看到当下的现实，而他能看到未来，看到将来形势的变化。

正是由于其独特的眼光，现代城项目从开发到销售，一直备受瞩目和争议。特别是风格另类前卫的ＳＯＨＯ现代城，出现过夜间排队领号购买的热烈场面，创下了北京市销售楼盘的最高纪录，但也因观念相左而被业界同人竞相批判。

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决计无法成为一个淘金路上的成功者。真正的企业家，要会从平凡的事情背后认识其根本的变化。要对周围的时代、社会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并能产生对比性的思考，从中总结出哪些是可以赚钱的机会，哪些却是危险的陷阱。

把认识的视野放得更高一点，看十步走一步，从历史看到今天，从今天看到未来，找出财富产生与变化的趋向。尽早抓住它，就能把握商机，这就是商人赚钱的秘诀。

１．有时候，与众不同恰恰意味着你的正确，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２．看十步走一步，可以保证少犯错，并且总是走在别人的前面。

３．走一步看一步，就像井底之蛙，只能看到头上一片巴掌大的天。

４．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能从微不足道的事情里面发现巨大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