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支配传统法律的思想主流是周公制礼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提倡的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认为，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礼教和道德规则，法律只不过加强了礼教的作用而已。所以，古代法律差不多等于刑法。礼教性的法律观是中国独有的，它不重视用外力强制人的行为，而是把礼教规条内化为生活习惯，使人们注重自省自律，借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中国古代法律的这些特征，在尚书中有着充分而深刻的体现。
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
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
王说：“你宣布法律，实施惩罚，判断案件，要依据殷人的常法，采用适宜的刑杀，不要顺从你个人的意愿。假如完全顺从你的意志断案才叫顺当，应当说不会有顺当的事。”
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１４４６年），曾遭人陷害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英宗被俘、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人心惶惶，这时于谦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
在此期间，于谦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拥立景泰帝。明朝因无国君，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当时英宗长子才３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监国的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２２岁，年富力强。于谦及百官与皇太后商议，拥立朱祁钰为帝，稳定了混乱的局势。
于谦
第二，力排南迁之议，保卫北京。翰林侍讲徐有贞等人想要南迁以避兵锋，于谦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南迁则北京、九边都将不保。在于谦的力争下，景帝下定决心保卫北京，并把守城的重任交到于谦身上。土木之变，英宗所率５０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１０万老弱病卒。于谦招勤王兵，整饬军务，列兵九门，亲自督战，破瓦剌军，成功地保卫了北京城。
第三，社稷为重君为轻。也先以英宗为人质，逼迫明廷就范，漫天要价。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战不主和，使得也先奇货可居的愿望没有实现，维护了明朝的利益。
后来，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就在当天，他传命在朝班中逮捕于谦。论刑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英宗颇为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此时，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杀于谦，你就是得位不正，没有合法性。这样英宗才下决心杀于谦。
于谦被杀，可能始终是英宗心中不可解开的一个心结。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英宗计无所出，忧心不已。有一天，恭顺侯吴谨趁机在旁进言：“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一定不会让敌人如此猖狂。”英宗听了，默默无语，也不怪罪吴谨，想必其内心肯定会起波澜的吧！
英宗复位后，陈汝言继于谦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因事获罪，抄家时缴获赃物巨万。英宗召大臣去看，很伤心地说：“于谦在景泰朝深受信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贪得也太多了吧！”于谦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正门锁得紧紧，打开一看，却都是景帝所赐的蟒衣和宝剑。故而英宗如此感叹。
李离，春秋时期晋文公的法官。他一直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然而有一次他因为听信不实之词而错杀了一个人，发觉错误后，悔恨不已。于是他把自己拘禁起来，并判处自己死刑。
晋文公劝他说：“官职有贵贱，所受的处分也应有轻重，大夫不应该被判死刑，何况，这是下属官吏的过错，罪责并不在你。”
李离说：“臣身为长官，职位高，并没有让位给下属；臣领取的俸禄高，也没有跟下属分享。如今，臣审理案件出了差错，误杀了好人，怎能把罪过推给下属呢？臣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他拒绝接受晋文公的赦令。
晋文公急了，说：“大夫因为与案子有关就自认为有罪，如此地推起来，岂不是连寡人也有罪吗？”
李离回答说：“治狱断案有规定：因为失察而误判了刑，断案人就要自己受刑；因为失察而错杀了人，断案人就应处以死刑。大王认为臣能够明察秋毫，判决疑案，所以才派臣担任法官。现在既然臣审理案子有了疏漫而置人于死地，理当接受死刑的处罚。”最后他自杀谢罪。
读了上面两则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尤其是君主，如果仅从个人利益出发而用刑，那必将会带来冤假错案，甚至会给社会带来动乱；而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都应该时刻警惕，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全方面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否则，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
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胤侯说）：“现在我率领你们诸位官员，奉行上天的惩罚。你等要与王室同心协力，辅助我认真奉行天子的庄严命令！火烧昆山，玉和石同样被焚烧；天王的官吏如有过恶行为，害处将比猛火更甚。应当消灭为恶的大首领，胁从的人不要惩治；旧时染有污秽习俗的人，都允许更新。啊！严明胜过慈爱，就真能成功；慈爱胜过严明，就真会无功。你们众士要努力戒慎呀！”
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代子孙。齐景公时，晋国出兵攻打齐国的东阿和甄城，燕国进犯齐国黄河南岸的领土。齐国的军队都被打得大败。齐景公为此非常忧虑。于是晏婴就向齐景公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说是田家的妾生之子，可是他的文才能使大家归服、顺从；武略能使敌人畏惧。希望君王能试试他。”于是齐景公召见了穰苴，跟他共同议论军国大事，齐景公非常高兴，立即任命他做了将军，率兵去抵抗燕、晋两国的军队。
穰苴说：“我的地位一向是卑微的，君王把我从平民中提拔起来，置于大夫之上，士兵们不会服从，百姓也不会信任，人的资望轻微，权威就树立不起来，希望能派一位君王宠信、国家尊重的大臣，来做监军，才行。”于是齐景公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派庄贾去做监军。
穰苴向景公辞行后，便和庄贾约定说：“明天正午在营门会齐。”
第二天，穰苴率先赶到军门，立起了计时的木表和漏壶，等待庄贾。但庄贾一向骄盈显贵，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自己又做监军，就不特别着急；亲戚朋友为他饯行，挽留他喝酒。
已经等到了正午，庄贾还没到来。穰苴就打倒木表，摔破漏壶，进入军营，巡视营地，整饬军队，宣布了各种规章号令。
等他部署完毕，已是日暮时分，庄贾这才到来。
穰苴问：“为什么约定了时刻还迟到？”
庄贾表示歉意地解释说：“朋友亲戚们给我送行，所以耽搁了。”
穰苴说：“身为将领，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庭，来到军队宣布规定号令后，就应忘掉私人的交情，擂鼓进军，战况紧急的时刻，就应当忘掉自己的生命。如今敌人侵略已经深入国境，国内骚乱不安，战士们已在前线战场暴露，无所隐蔽，国君睡不安稳，吃不香甜，全国百姓的生命都维系在你的身上，还谈得上什么送行呢！”于是把军法官叫来，问道：“军法上，对约定时刻迟到的人是怎么说的？”
军法官回答说：“应当斩首。”
庄贾很害怕，派人飞马报告齐景公，请他搭救。报信的人去后不久，还没来得及返回，已经把庄贾斩首，向三军巡行示众，全军将士都震惊害怕。过了好长时间，齐景公派的使者才拿着节符来赦免庄贾。车马飞奔直入军营。
穰苴说：“将领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又问军法官说：“驾着车马在军营里奔驰，军法上是怎么规定的？”军法官说：“应当斩首。”使者异常恐惧。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能斩首。”就斩了使者的仆从，砍断了左边的夹车木，杀死了左边驾车的马，向三军巡行示众。又让使者回去向齐景公报告，然后就出发了。
士兵们安营扎寨，掘井立灶，饮水吃饭，探问疾病，安排医药，田穰苴都亲自过问并抚尉他们。还把自己作为将军专用的物资粮食全部拿出来款待士兵。自己和士兵一样平分粮食。把体弱有病的统计出来。
三天后重新整训军队，准备出战。病弱的士兵也都要求一同奔赴战场，争先奋勇地为他战斗。晋国军队知道了这种情况，就把军队撤回去了。燕国军队知道了这种情况，因渡黄河向北撤退而分散松懈，于是齐国的军队趁势追击他们，收复了所有沦陷的领土，然后率兵凯旋。
还没回到国都，穰苴为了避嫌，就下令解除了战备，取消了战时规定号令。宣誓立盟而后才进入国都。齐景公率领文武百官到城外来迎接，按照礼仪慰劳将士后，才回到寝宫。
齐景公接见了田穰苴，敬重、推崇地任命他做大司马。从此，田氏在齐国的地位就一天天地显贵起来。
治军贵在严，领军须有威；治军不严，将领无威，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而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从严治军就是要以法治军，树立军法军纪的权威。将领就是要通过严格执法执纪来树立威严，严格执法执纪也是一种守信。司马穰苴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违反军法军纪的监军庄贾，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将士，从而增强了齐军的战斗力，击退了敌军，收复了失地。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应该像军队那样，对每个“士兵”都要严格管理，从严要求，才能打造出非凡的动力；现今世界是市场经济，商场如战场，只有在平时严格要求的军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严格也并非是过分的苛刻，而是耐心地改正属下的毛病，提高工作效率。这既是对国家、对企业负责，也是对属下个人的成长负责。
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用公正消除私情，人民将会信任归服。先学古代治法再入仕途，言论政事依据前人的法制，政事就不会出现大的错误。
汉高祖逝世以后，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不久萧何又逝世，曹参继为相国。刚即位的汉惠帝看到曹丞相一天到晚都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不用心为他治理国家似的。惠帝感到很纳闷，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以为是曹相国嫌他太年轻了，看不起他，所以就不愿意尽心尽力来辅佐他。惠帝左想右想总感到心里没底，有些着急。
有一天，惠帝就对在朝廷担任中大夫的曹窑（曹参的儿子）说：“你休假回家时，碰到机会就顺便试着问问你父亲，你就说：‘高祖刚死不久，现在的皇上又年轻，还没有治理朝政的经验，正要丞相多加辅佐，共同来把国事处理好。可是现在您身为丞相，却整天与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要是这样长此下去，您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和安抚百姓呢？’你问完后，看你父亲怎么回答，回来后你告诉我一声。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去问他的。”
曹窑接受了皇帝的旨意，休假日回家，找了个机会，一边侍候他父亲，一边按照汉惠帝的旨意跟他父亲闲谈，并规劝了曹参一番。曹参听了他儿子的话后，大发脾气，大骂曹窑说：“你小子懂什么朝政，这些事是该你说的呢，还是该你管的呢？你还不赶快给我回宫去侍候皇上。”一边骂一边拿起板子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曹窑遭了父亲的打骂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宫中，并向汉惠帝大诉委屈。惠帝听了后就更加感到莫名其妙了，不知道曹参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第二天下了朝，汉惠帝把曹参留下，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要责打曹窑呢？他说的那些话是我的意思，也是我让他去规劝你的。”曹参听了惠帝的话后，立即摘帽，跪在地下不断叩头谢罪。汉惠帝叫他起来后，又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
曹参
曹参想了一下就大胆地回答惠帝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是继承守业，而不是在创业，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就更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
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２０世纪德国有个皇帝威廉一世，他雄才大略，也富于侵略性。在国内他喜欢走遍祖国大地，喜欢到处巡视。他派人在波茨坦盖了个行宫。盖完之后，他发现前面有个房子特别碍眼，正好把朝前看的视线挡住了。皇帝很不高兴，马上找来他的内务大臣，知道那是个磨坊。他就说：“问问磨坊主的意见，看他愿意不愿意把房子卖给我，咱们买下来拆掉。”
结果内务大臣去交涉，想不到老磨坊主脖子一梗，坚决不卖：“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财产，我的任务就是维护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皇帝要买我不卖，那是无价之宝。”皇帝说给他提高补偿标准，给他高额补偿，但他还是不卖。皇帝一生气，派宫廷卫队把房子给拆了。
拆房子的时候，老磨坊主站在旁边，袖手旁观，摇头晃脑说了下面几句话：“你做皇帝的当然权高势重，你可以干此事。但是我德国尚有法院在，此不公平之事我必诉之于法庭解决。”
第二天，一纸控状送到德国地方法院，法院做出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皇帝败诉。
皇帝拿着这个判决书，只好苦笑几声，说：“我做皇帝有时候也会利令智昏，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幸亏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判我败诉，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赶快，恢复原状。”房子又给盖起来了。
过了几年，老威廉死了，威廉二世登基，老磨坊主也死了，小磨坊主“登基”。小磨坊主想进城，想把房子卖了，他自己手头也特别拮据。突然想起他爸爸以前说过，这房子老皇帝想要，小皇帝会不会还想要呢？他就写了封信给威廉二世，想把房子卖给他。
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听说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万万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磨坊主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请务必理解我作为一个邻居的心情，我派人送去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燃眉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还巍然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前人好的传统、好的做法、经验，要不要坚守呢？坚守应该坚守的，摒弃应当摒弃的。科学需要坚守，科学更需要创新。至于如何坚守、如何摒弃、如何创新，作为管理者应当有智慧区分它们的不同，有智慧去坚守，去摒弃，去创新。
当今社会，“以法治国”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法治”作为深受现代政治思想青睐的概念，说明了建立一个公正的人类社会的前提。首先，当然是建立一个规定与执行行为准则的机制；在原始丛林里没有法治可言。其次，“法治”意味着让人们事先了解行为的准则，以便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不公开的法律和追溯性法律是不能被接受的。最后，“法治”意味着由一个有效机制来确定一个人是否违反刑法（让他受到国家的惩处）或是否依照民法（例如有关合同和财产的法律）应对其他个人负法律责任。
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司法不独立于政治权力，如果司法不避免受到试图在审判的公开原则之外施加的影响，如果司法不能摆脱涉案各方私利的制约，如果司法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还关系到能否得到适当的工资），就没有法治可言。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
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高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
傅说接受王命总理百官，于是向王（武丁）进言说：“啊！古代明王顺从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侯王君公，又以大夫众长辅佐他们，这不是为了逸乐，而是用来治理人民。上天聪明公正，圣主羞于效法它，臣下敬顺它，人民就听从它。说话不注意会引来羞辱；甲胄轻用会引起战争；衣裳放在箱子里不用来奖励，会损害自己；干戈藏在府库里不用来讨伐，会伤害自身。王应该警戒这些！这些真能明白，政治就无不美好了。”
１．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少年时就放牛，给有钱人家做工，甚至一度还为了果腹而出家为僧。但朱元璋却胸有大志，风云际会，终于成就一代霸业。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天，他儿时的一位穷伙伴来京求见。朱元璋很想见见旧日的老朋友，可又怕他讲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犹豫再三，总不能让人说自己富贵了不念旧情吧，还是让传了进来。
那人一进大殿，即大礼下拜，高呼万岁，说：“我主万岁！当年微臣随驾扫荡庐州府，打破罐州城。汤元帅在逃，拿住豆将军，红孩子当兵，多亏菜将军！”
朱元璋听他说得动听含蓄，心里很高兴，回想起当年大家饥寒交迫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情形，心情很激动，立即重重封赏了这个老朋友。并说：“我也很相念当初咱们那些好朋友啊！”
消息传出，另一个当年一块放牛的伙伴也找上门来了，见到朱元璋，他高兴极了，生怕皇帝忘了自己，指手画脚地在金殿上说道：“我主万岁！你不记得吗？那时候咱俩都给人家放牛，有一次我们在芦苇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煮着吃，还没等煮熟，大家就抢着吃，把罐子都打破了，撒下一地的豆子，汤都泼在泥地里，你只顾从地下抓豆子吃，结果把红草根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一把青菜吞下，才把那红草根带进肚子里。”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真命天子”朱元璋又气又恼，哭笑不得，只有喝令左右：“哪里来的疯子，来人，快把他拖出去砍了！”
战国时期，大工匠公输盘（鲁班）为楚国造了云梯这种器械，造成后，将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就从鲁国起身，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楚国国都郢，会见公输盘。公输盘说：“您将对我有什么吩咐呢？”墨子说：“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人，愿借助你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我愿意献给你十镒黄金。”公输盘说：“我奉行义，决不杀人。”墨子站起来，再一次对公输盘行了拜礼，说：“请向你说说这义。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云梯，将用它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多余的土地，人口却不足。现在牺牲不足的人口，掠夺有余的土地，不能认为是智慧。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不能说是仁。知道这些，不去争辩，不能称作忠。争辩却没有结果，不能算是强。你奉行义，不去杀那一个人，却去杀害众多的百姓，不可说是明智之辈。”
公输盘听了他的话，觉得有些道理。墨子又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取消进攻宋国这件事呢？”公输盘说：“不能。我已经对楚王说了。”墨子说：“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公输盘说：“行。”
墨子见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他华丽的车，邻居有破车，却打算去偷；舍弃他的华丽的丝织品，邻居有一件粗布的短衣，却打算去偷；舍弃他的美食佳肴，邻居只有糟糠，却打算去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人一定患了偷窃病。”
墨子
墨子说：“楚国的地方，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地方，方圆五百里，这就像彩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楚大泽，犀、兕、麋鹿充满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富甲天下；宋国却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就像美食佳肴与糟糠相比。楚国有巨松、梓树、楠、樟等名贵木材；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这就像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相比，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认为楚国进攻宋国，与有偷窃病的人同种类型。我认为大王您如果这样做，一定会伤害了道义，却不能据有宋国。”
楚王说：“好啊！即使这么说，公输盘已经给我造了云梯，一定要攻取宋国。”
于是又叫来公输盘见面。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公输盘九次陈设攻城用的机巧多变的器械，墨子九次抵拒了他的进攻。公输盘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
公输盘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有什么方法对付我，但我也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军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
楚王说：“好啊！我不攻打宋国了。”
会说话的人可以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升官发财，不会说话的人却因为言语不当遭到灭顶之灾。可见说话的重要性。在社交场合中，少说多听是一条永恒的守则。侃侃而谈不见得给自己增添光彩，更不能说明自己有学问，相反，会给人带来言而不实的感觉，更有甚者还会招致祸患。
同样，战争是不可以轻易发动的，一旦战事发起，百姓遭殃。和平，众之所求。先秦诸子对于和平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什么事情都依靠战争来解决，民众又怎么能够承受？发动战争，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只好在春、秋进行。可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荒废了这两个季节，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进行战争，战死于战场的人又不可胜数；用于战争的牛马的死伤不可胜数；运输粮草而疲于奔命的百姓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如此危害民众的利益，又是为了什么？这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啊。为了得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却要死伤数万，这样的结果只能使土地太多了而自己一方的民众却大量减少，这种“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的做法不是国家的要务。
汝无面从，退有后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违，汝明。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
舜帝说：“大臣作为我的股肱耳目。我想帮助百姓，你辅佐我。……我有过失，你就辅佐提醒我。你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又去言论。要敬重左右辅弼的近臣！至于一些愚蠢而又喜欢谗毁、谄媚的人，如果不能明察做臣的道理，要用射侯之礼明确地教训他们……”
清朝光绪年间，袁世凯是握有重兵的大臣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是个诡计多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９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１６、１７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１８日夜，谭嗣同冒死密访袁世凯，谭嗣同试探地问袁世凯：“你对皇帝印象怎么样？”
袁世凯说：“当今皇上是从未有过的贤明君主。”
谭嗣同诚恳地说：“现在皇帝大难临头，只有你有能力救他。”
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营救皇上，我也有责任！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万死不辞！”
谭嗣同说：“只有杀掉荣禄。”
袁世凯说：“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
但是事后，光绪和谭嗣同他们都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袁世凯出卖了，他向荣禄告密，荣禄听后脸色骤变，立即去颐和园将情况禀报慈禧。
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９月２８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７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从６月１１日至９月２１日，进行了１０３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阳奉阴违的人就如同一枚暗箭，对集体的危害不可低估，有时甚至是致命之伤，因此管理好阳奉阴违的人显得尤为重要。阳奉阴违的人很善于伪装，很多时候不容易发现，等到管理者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危害已造成，甚而不可逆转，这就要求管理者对所有人要明察秋毫，做到知其心、听其言、看其行、查其绩，具体管理上要多管齐下，做到既关注结果，更关注过程；既关注业绩，更关注品德；既明察，也暗访，还接受检举，多措并举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所领导的下属，从而尽可能杜绝或减少阳奉阴违之人的生存空间。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大禹说：“啊！舜帝，您要考虑益所说的话啊！为政者有德才能推行善政，善政的目的在于养护、教养人民。水、火、金、木、土、粮食六件事要整治妥当，端正德行、便利用物、富贵生活三件事要协调办理。这九件事要安排好，九件事安排好了，人民就会歌颂君王的德政。要用美德来教诲，用刑罚来监督，用九歌来劝勉，使德政不致遭到败坏。”
明朝宣宗年间，江南直录巡府周枕，爱民如子，理财没有能超过他的。每到一处，一下车，就访民问苦。那时苏州松江赋税太重，非常忧虑，于是就在丰收年岁，用官砂存米，储藏积累，以备灾年赈济。宣德八年冬天，向上报告准备赈济粮仓的办法。命令一下达，就和苏州太守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协商实行。苏州得米三十万左右，连同松江、常州的，分藏于各县。
第二年江南大旱，苏州、松江饥民达三百多万，发放了所有的粮仓还不够救济。通过这个教训，周枕又在想一个更好的办法，他调查到以前储备秋粮时，负责的官员，多收粮而不上缴，损失国粮多年。于是周枕就在水道旁边设置收粮场所，选人总收发运，叫老百姓把粮食直接上缴，不再通过中间人的手，减少费用三分之一。
又因为三府要运粮一百万石，储存到南京仓库，作为北京军职人员的月俸，运输费用达每石六斗，所以周枕就和况钟等人商议。周枕说：“他们能够在南京受奉，就不能在这里受奉吗？如果在这里发给他们，不但免除劳民之苦，而且节省费用六十万石。用这些支出来充实赈济粮仓，今后也就没有忧患了。”况钟等人都说好，于是上报朝廷推行。这样苏州就得米四十万石，又有所储六十万石。
有了这么多粮食，周枕便说：“今后不仅要救济农民，凡是运输有欠失的，也可以从这里借给他，在秋收还清。如果农夫修筑堤岸，开通河道，也可以统计人数给予报酬。”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
第二年，江南又大旱，上面命各地大发赈济。从此以后，虽田禾受灾，而百姓没有饥饿，数年中救活灾民百多万。
正统元年，周枕核定官田征收标准，苏州、松江三百年来，造福百姓最多的，首屈一指应当是周枕了。但周枕并不就此满足，他一生平易近人，慈悲喜合。出于天性，出家僧人有所建造，向他募捐，他从来没有一次拒绝，并往往高于募捐的数目，而他的财富反而越来越多。
江南人依托周枕，都把他看作福星。
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极为关注并时时在考虑的问题，古今中外有关论著也已经数不胜数。君王的美德表现在管理国家事务当中，而国家事务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提高人民的思想品质。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所以必须注意这些问题，通过思想教育，使人们的道德行为合乎规范；发展贸易，扩大生产，让老百姓生活便利，日常服务器不致缺乏；轻徭薄赋，不夺家时，使天下移民丰衣足食，日趋富裕。这三件事处理好了，国家自然太平，民众自然安定，看似简单，但却道出了治国安民的要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