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
廉范治蜀，无为而治，实在是值得钦仰的。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杜黄裳对无为而治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唐宪宗继位不久，就召集大臣讨论如何治国，他希望通过讨论来确定正确的治国方略。杜黄裳在削藩问题上给宪宗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平定了藩镇的叛乱，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因此，宪宗十分器重他。这次，宪宗与大臣讨论如何治理好国家，其实主要是想听听杜黄裳的意见。宪宗道：“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国事辛勤操劳，卓有成效，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也能垂拱而治，他们各自都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
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必然朝夕忧劳，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和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分工的，国家的法度也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挑选天下的贤人，并委以重任，制定法则，当他们立功的时候便予以奖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便处以刑罚，赏罚分明，不失信用，选拔与任用都出以公心。这样的话，哪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杜黄裳又说：“贤明之君在寻求人才的时候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以后却可一劳永逸，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细微的小事情，应由各个职能部门去办理，不是君主所应该亲自过问的，如果所有事情都自己去做，那就会管不胜管。”
看到唐宪宗认真地听，他就又举例加以说明：“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每天一定要阅读一定数量的奏章，不可谓不勤勉了；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检校发行文书；隋文帝在议事的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这些人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不是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竭尽全力做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他最后总结说：“一般来说，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不忠诚其君主，上下不能同心，如果以这样的局面来追寻政治的修明，实在是太困难了？”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杜黄裳确实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所论述的道理应该是千古不易的，即使用今天的观点看来，他的主张也是完全适用的。
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必须要树立正确的观念。为了私欲而学习，他的私欲就会随着技能的增进而日益膨胀；为了品德、为了治国而学习，他的私欲就会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减少。学问越多，私欲越少，以至最终成为没有私欲而顺应百姓的人。如果治国者能成为没有私欲而顺应百姓的人，那就没有办不成功的事。
老子认为：为了私欲而学习，学问越多，他的私欲也就越增；为了寻求治国规律而学习，学问越丰富，他的私欲就越会减少。
没有私欲，顺应百姓，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治国者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须永远没有私欲；有了私欲，就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不体现自己的意志，像服务员那样按顾客的意志办事。对于治国者来说，就是顺从百姓，就是以民为主。
和其光，同其尘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道德经·第４篇
消磨它的锐气，解除它的纠纷，调和它的光芒，使它混同于尘土。隐没啊，又好像是存在着。
曾国藩是清末的名臣，他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被攻破，红旗报捷，他让捷疏之首为官文，就是有谦让之意，尤其是留存淮军而裁撤湘军，意义极为明显。如果不裁湘军，怕权大震主，恐危及身家，如果裁撤淮军，则手中不操锋刃利剑而任人宰割，因此他让李鸿章按淮军不动，而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实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曾国藩廉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语，为避权势，保令名。之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扬威西域，席卷宝田，征讨苗疆而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日，国藩之暮气，谦也。”
曾国藩立像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１２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１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２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５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５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１万余人防守江宁，１５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２５００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８０００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７５００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共６０００人。
曾国荃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藩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同治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在曾国荃４１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一首以示祝寿。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据说当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时，竟然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早在裁湘军前，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唯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有此意，幸而阁下证言。兵事未断，需要自我培养朝气，荡涤暮气。淮勇士气刚刚强盛，必然不适宜裁撤，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李鸿章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唯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的藏锋是“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价值实现的生存之道。正是由于他知道藏锋，才能在当时乱政时局中得以保全，也是因为他知道藏锋使他避免了杀身之祸，并且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得到了功德圆满的结局。
世界之所以有战争、有纠纷，就是因为人在思想上对事物的认识有差异。有的人以做可耻的事为荣，有的人做了光荣的事情却被人认为是耻辱。老子提倡统一思想，使大家对光荣和辱耻有相同的认识，就是希望人们对于光荣的事情，不仅我要做，你要做，而且大家都要做。而对于耻辱的事情（无德的事），不仅我不会做，你不会做，大家都不会做。这样，战争才会消失，纠纷才能解除。
以道治国，以德做人，不应该只是老子的希望，更应该是包括今天的我们在内的全人类的追求，如果治国者不懂得为这个理想而努力，那么百姓的希望还能在哪里？所以，老子希望治国者必须先懂得这个道理并带头自求。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道德经·第７篇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们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自然地运行着，所以能够长久生存。因此，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
老子“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论述，堪称是人生智慧的经典。老子这句话所说的人生智慧就是：人们如果以无私的心去帮助别人，最终受益的将会是自己。
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广招天下宾客，不管宾客有无才能，他都一律以礼相待，奉为上宾。
孟尝君
有人劝孟尝君不要这样，说：“你志在求取贤人，帮助你建功立业，如今很多无才无德的人混了进来，骗吃骗喝，而你却视而不见。”“我只不过破费些钱财，可赶走他们，他们就会以我为仇了，谁知道会有什么祸事发生呢？”孟尝君这样仁义，可有人还是不领情，一个宾客竟勾搭上了他的一位小老婆，暗地里私通。这是普通男人都难以接受的事，孟尝君知道后却十分平静。他不主张惩治那个宾客，反而为他开脱说：“男人喜爱美色，这是人之常情。要怪，也要怪我的小妾淫荡无耻了。如果她遵守妇道，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
孟尝君的手下人又气又怒，坚持要把那个宾客治罪，他们说：“你讲仁义，原谅他人的过错，所以他们才会胆子越来越大。如今这种无耻的事都做出来了，再不严办，我们都没脸待下去。你三番两次替坏人说话，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孟尝君说：“为了我自己啊！树大招风，我说不上哪一天就会大难临头，到了那时，只有我的仁义才会救我。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今天给人留条活路，他日人家才会卖力帮我。这也是我不咄咄逼人的原因。”
一年之后，孟尝君又推荐那个宾客到卫国为官。那个宾客感动万分，日夜思想报答孟尝君的恩情。
后来，齐国和卫国关系恶化，卫国国君想要联合其他诸候攻打齐国。这时，那个宾客冒死进谏，他对卫国国君说：“我并没有什么才能，多亏孟尝君的推荐，这才被大王器重。大王和齐国交战违背盟约，也不会占什么便宜，不该草率。大王如果坚持攻打齐国，我就死在大王的面前。”
在那位宾客的努力下，齐国避免了战祸，度过了危机。孟尝君受过多次挫折，都依赖他的宾客之力一一化解。他关心别人，为他人着想，结果受惠最多的还是他自己。这就是他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许多人求功心切，为了自己的目的，损人利己，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快快有成，其实他们大错特错了。成功需要别人相助，灾难更需要他人援手，没有朋友便会寸步难行。如果一个人极端自私，人们自会处处和他过不去，拆他的台，这样的人绝不会有大成就的。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道德经·第１１篇
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根毂中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揉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它的作用。
老子认为：“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事实上正如老子所说，物品只有保留一定的空间，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人又何尝不是呢？人若想发展也同样需要留出足够的空间才行。
有一天，有位大学教授特地向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禅师南隐问禅，南隐只是以茶相待，却不说禅。
他将茶水注入这位来客的杯子，直到杯满，还是继续注入。这位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停地溢出杯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终于说道：“已经漫出来了，不要再倒了！”
“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南隐答道，“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呢？”
心太满，什么东西都进不去；心不满，才能有足够的装填空间。
弓如果时刻保持张开的状态，那么等到使用它的时候就不会将箭射得很远，人的内心一旦被装得过满，就不会在人生之路上再有大的作为了。给自己的内心留出足够大的空间，我们才能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李博生
李博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作为国宝级礼品，由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尊贵的外宾。他的玛瑙作品无量寿佛曾获百花奖的金杯奖，是顶级作品。入行４５年了，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完善玉石，去除玉石瑕疵。
李博生告诉记者：“人要活的有激情，就要为自己找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１９５８年，李博生到玉雕厂工作。第一次进厂，他看到的是好几位玉雕师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打磨原石的场面。他于是知道了，做玉雕不光是雕刻那么简单，他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自己做到最好。琢玉三年，他出师了，好几位高级工围着他的考级作品做评判。看见评委们频频点头，他充满自信。可是分数打出来了，评委们只给了他９９分。他很不服气，问评委：“为什么要扣掉１分，明明可以打１００分的。”评委们没有跟他争执，只是微笑着不停地点头。最后，一位高级技师对他说：你别自以为是了，他们扣掉你一分，是为了你的明天；还差一分，你还有前进的余地；要是给你１００分，你就走到头了，你还有发展吗？你的明天因此也就完了！
李博生恍然大悟。从此，他不再满足自己。虽然前辈大师们的作品的影子已在他心里生了根，但他并不限于那些框框，而是执着地走更加艰辛的探索与创作之路。３０岁的时候，他进入了顶级玉雕大师的行列。
永远都不要给自己的人生打上满分，顶多打到９９分就可以了，否则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只能达到９９分的人生，就如同是一个永远都装不满的箩筐，因为装不满，我们才能往里面装进去更多的东西，人生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随时需要知识、咨询，不断吸取养分，所以心一定要空，也就是所谓的虚怀若谷，这样就能吸收无尽的知识资源，容纳各种有益的意见，从而使自己丰富起来。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道德经·第４５篇
治理天下合乎“道”，就可以做到太平安定，把战马退还到田间给农夫用来耕种。治理天下不合乎“道”，连怀胎的母马也要送上战场，在战场的郊外生下马驹儿。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是贪得的欲望。知道到什么地步就该满足了的人，永远是满足的。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才高八斗，刚直耿介。他在朝为官时，许多无才无德的小人就重点攻击他。
一次，唐宪宗召见白居易，对他说：“你诗名很大，为人忠直，不像是个奸诈之人，可为什么总有人弹劾你呢？”
白居易说：“皇上自有明断，我说什么也是无用的。不过依我看来，我和那帮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定是他们嫉恨我的才华忠直。否则，我和他们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会无端诬陷我呢？”
白居易自知难与小人为伍，却不屑掩饰锋芒，他对那些无能之辈常出口讥讽，绝不留半点情面。
一次，朝中一位大臣作了一首小诗，奉承他的人不在少数。白居易看过小诗，却哈哈一笑，说：“如果说这是一首好诗，那么天下人都会写诗了。”
事后，白居易的一位朋友劝他说：“你身处官场，不应该当众羞辱别人。你不是和朋友谈诗论道，在朝堂上若讲真话，人家只会更加恨你了。”
白居易
白居易说：“我最看不惯不懂装懂之人，本来我不想说，可还是压抑不住啊。”白居易自恃有才，说话办事往往少了客气。他对皇上也大胆进言，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事，他就直言上谏，全不顾任何禁忌。
河东道节度使王锷为了晋升官职，大肆搜刮百姓，他向朝廷献上了很多财物，唐宪宗于是准备让他当宰相。
朝中大臣都没有意见，只有白居易站出来反对。唐宪宗生气地说：“你是个才子，就该与众不同吗？你每次都和我唱反调，你是何居心呢？”
皇上发怒了，嫉恨他的小人趁势说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一时，白居易的处境更加恶劣，格外孤立。
大臣李绛同情白居易，劝他收敛锋芒，说：“一个人如果因为才高招来八方责难，他就该把自己装扮得平庸了。你的见识虽深刻远大，但不可显示出来，你为什么总也做不到呢？这也是为官之道，不可小看。”
最后，白居易还是因为上谏惹祸，被贬出朝廷。白居易的才能人所共知，他尽忠办事，见解高明，却不能建功，只因他的才能过于外露，优点反变成了缺点。
从白居易的遭遇中，可以看出，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是幸福的人，因为才能不仅能带来荣耀，更能导致灾难。才能让人羡慕，也让人嫉妒。才能出众如同树大招风，心胸狭窄的无能之辈总是与有才能的人为仇。因此，有才能的人更应懂得内敛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去运用它。要不然定会在这方面栽跟头。
人活在世，免不了和别人接触，在日常处世应当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内敛而不张扬。古人云：“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说的就是仪表、行为上的差异。它告诫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懂得在谦虚中善学，懂得在内敛中进步，而不要不知天高地厚，摆出一副唯我独尊、锋芒毕露的骄姿傲态。
祸兮福倚，福兮祸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
——道德经·第５８篇
灾祸啊，幸福依傍在它的里面；幸福啊，灾祸藏伏在它的里面。谁能知道究竟是灾祸呢还是幸福呢？它们并没有确定的标准。
战国时期有一位老人，名叫塞翁。他养了许多马，一天马群中忽然有一匹走失了。邻居们听到这事，都来安慰他不必太着急，年龄大了，多注意身体。塞翁见有人劝慰，笑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还会带来福气。”
邻居听了塞翁的话，心里觉得好笑。马丢了，明明是件坏事，他却认为也许是好事，显然是自我安慰而已。可是过了没几天，丢马不仅自动回家，还带回一匹骏马。
邻居听说马自己回来了，非常佩服塞翁的预见，向塞翁道贺说：“还是您老有远见，马不仅没有丢，还带回一匹好马，真是福气呀。”
塞翁听了邻人的祝贺，反到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什么福气，也许惹出什么麻烦来。”
邻居们以为他故作姿态纯属老年人的狡猾。心里明明高兴，有意不说出来。
塞翁有个独生子，非常喜欢骑马。他发现带回来的那匹马顾盼生姿，身长蹄大，嘶鸣嘹亮，膘悍神骏，一看就知道是匹好马。他每天都骑马出游，心中扬扬得意。
一天，他高兴得有些过火，打马飞奔，一个趔趄，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断了腿。邻居听说，纷纷来慰问。
塞翁说：“没什么，腿摔断了却保住性命，或许是福气呢。”邻居们觉得他又在胡言乱语。他们想不出，摔断腿会带来什么福气。
不久，匈奴兵大举入侵，青年人被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能去当兵。入伍的青年都战死了，唯有塞翁的儿子保全了性命。
其实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有些人考不上大学却自学成才。有些人被原单位辞退下海做生意，获得巨大成功。有些人去赌钱，因为赢了钱，心红了，想发达，结果输得一败涂地。有些人去炒楼，开始时顺顺利利，因此越炒越勇，最终又输掉了整副身家。有些人不敢去赌钱，他一进赌场便会输钱，表面上是坏事，实际上他不敢去赌钱是好事。有一句话，天以微福来试人。天以微小的福来试你，其实有一个大祸跟着来，所以福来不用太高兴。天又会以微祸来试人，但是，福又会跟着来。这句话的意思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一样的。
当一件事情来临时，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我们都不应太执着，太高兴，应以平常心去对待之。我们要看它的发展，因为好事可能变成坏事，而坏事又可能生出好的结果，这不在我们意料之中。但是若我们有这思想准备，不要把好的事情看定是绝好的，或者是把坏的事情看定是绝对倒霉，我们不是这样看事情的。
我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看事物的结果，看它一浪一浪地推进。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