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许多治国安邦的名言，成为历代统治者学习的典范。其中，老子被唐代的统治者奉为祖先，他的思想也得以传承下去，影响了唐代几百年。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能找到一种治国安邦之法，以保自己的基业能万古长青。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许多安邦治国的妙法，帮助他们建立健全的治国安邦的政治体系。

归纳起来说，老子的政治主张是君主无为而治，国家是小城邦一样的国家，提倡公平、简政、反战、寡民、愚民。但是，在那个动荡的社会时期，这样的政治思想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型。

在人类文明孕育发展的童年时期，这一政治主张是美好的，应该说也是人类永恒的理想。

圣人之治，则无不治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道德经·第３篇

不推崇贤能的人，使百姓不会互相争夺；不珍爱难得的财物，使百姓不会去偷盗；不炫耀能引起贪心的东西，使百姓的心里不会迷乱。

“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阐发的是治国要实行无为而治的策略的思想。无为治国就是国君不妄加干涉百姓的生活与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实行宽松的政策，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争兵役。这样的治理方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历史上，有许多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国家取得了经济繁荣、政治昌盛、人民安居的功绩。晋朝的皇帝司马炎正因为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而解决了内忧外患，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公元２６５年，司马炎以当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禅位几乎一样的形式，接受了魏帝曹奂的禅让，建立晋朝。

司马炎

司马炎即位后，首先要处理的是内忧外患。这内忧是他的父祖带来的。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司马懿与司马师、司马昭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人们仍然对此心有余悸。外患即是东吴，蜀汉已平，而此时的东吴虽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因此，要解决内忧外患，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于是司马炎刚即位，就下令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以魏为正朔，以魏之郊祀天地礼乐制度为上，上书于君不用称臣，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中一人为驸马都尉，然后又彻底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一箭三雕之法，缓和了朝廷内患、安定了蜀汉人心，还赢得了吴人的好感，进而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司马炎画像

为了使国家从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之策。司马炎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但是“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司马炎在缓和了朝廷的内患之后，为了进一步实现统一的目的，他决定出兵伐吴。

公元２７９年，司马炎下令，晋军２０万伐吴。吴军为了阻挡晋军的进攻，也早有准备，他们在长江的险要之处，布下长长的铁链，又在江中埋了长丈余的铁锥，企图使晋军的战舰陷入尴尬的境地。王溶是个有谋略的将军。他早就做好伐吴的准备，在益州督造了大批战船。这种战船很大，能容纳两千多人。船上还制造了城墙城楼，人可以站在上面四面眺望。所以也称作楼船。见吴军的防御如此，王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吩咐晋兵造了几十只大木筏，每个木筏上面放着一些草人，披上盔甲，手拿刀枪，还在木筏上灌足了麻油，一点就着。他又派几个水性好的兵士带领这一队木筏随流而下。当这些木筏碰到铁锥的时候，那些铁锥的尖头就扎进木筏底下，再被木筏扫掉了，碰到拦在江面的铁链以后，王溶命令点燃木筏，一时间，木筏燃起熊熊大火，烧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些铁链铁锁都被烧断了。王溶的水军清除了铁锥和铁链，战船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东吴的地界，很快就和杜预中路的大军会合。

他们一路南下，直驱建业。这时，另一路陆路大军在王浑的率领下也势如破竹，合围建业。在两路大军的夹攻下，建业城中的孙皓成了瓮中之鳖，只得素车白马，肉袒而缚，投降西晋。

司马炎灭吴之后，完成了西晋的统一，也结束了汉末群雄割据、三国鼎立的分散局面。这与司马炎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老子希望治国者除了要崇尚有贤德的人，懂得律己以外，还要让百姓懂得谦虚上进，懂得追求知识，懂得去除私欲，懂得强身健体，使百姓不愿想不美的事情，也不愿干不美的勾当，那天下就自然太平。

本篇中说，治国者不崇尚有贤德的人，百姓就不会谦虚上进；君王贪财，百姓就难免要成为强盗；治国者有私欲，百姓就肯定会作乱。

要治理好国家，首先是治国者要“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要关心百姓的疾苦，然后百姓才会“无不治”。就是说治国者必须先使百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然后才能让百姓“知不敢，弗为”。

治理国家是要让百姓得到满足，而不是治国者自己得到满足。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道德经·第５８篇

政治宽厚，人民就淳朴。政治严苛，人民就狡黠。

老子主张治人要宽厚，他反对刑政，反对用刑罚处理人，用制度压制人，认为治人不一定非严不可、非苛不可，强化自身修养，以自身的清与静、公与廉，更能治好人、治好事。

汉宣帝时的丞相丙吉，宽厚待人，惩恶扬善。尤其是对下属，从不求全责备。对好的下属，他大力加以表彰；对犯了过失的下属，只要是能原谅、宽容的，他都尽可能地原谅、宽容他们。

丙吉

丙吉有一个车夫，驾车的技术很好，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一个毛病——喜欢喝酒。他经常喝得大醉，出门在外也是这样。

有一次，丙吉出门办事，带了这个车夫驾车。殊不知他这次喝得大醉，车子还在路上，他就呕吐起来，把车上的座席都弄脏了。车夫一见自己弄脏了座席，吓得不知怎么才好。但丙吉并没有多说什么，只让他把车上的污迹擦干净，然后又赶车上路。

回到相府，管家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车夫一顿，并向丙吉建议说：“大人，这个车夫实在是不像话，干脆把他赶走算了！”

丙吉摇摇头说：“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喝醉酒犯了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赶走他，你让他到哪里去容身呢？他不过是弄脏了我的座席罢了，算不上什么大罪，还是原谅他吧，我相信他自己会改正的。”

管家这才没有赶走那个车夫。车夫知道是丞相的宽宏大量才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后，内心非常感激，决心报答丞相。从此更尽心尽意地赶车，酒也喝得少多了。

车夫原本是边疆人，熟知边防报急方面的事情。有一次，他在长安街上看到一名驿站的官员疾驰而过，猜想一定是边境上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于是他紧跟着到驿馆里去打听消息，果然得知是匈奴入侵中郡和代郡，那里的郡守派人告急。

车夫立即回到相府，把自己探听到的情况向丙吉报告。丙吉知道宣帝马上会召自己进宫商议，便叫来有关方面的下属，向他们了解被入侵地区的官员任职以及防务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思考了对策。不一会儿，汉宣帝果然召见丙吉和御史大夫等人商议救援之事。由于丙吉事先已知道了消息，并且有所准备，所以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很快提出了可行的救援办法。而御史大夫等人却是仓促进宫，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对被入侵地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一时间根本就说不出什么来，更不用说切实可行的救援办法了。

汉宣帝

两相比较，对照鲜明。汉宣帝赞赏丙吉“忧边思职”，对御史大夫等人却很不满意。

退朝后，其他大臣对丙吉十分钦佩，丙吉却对大家说：“实不相瞒，今天是因为我的车夫事先打听到消息并告诉了我，使我预先有了准备。当初，他曾经醉酒呕吐，弄脏了我的车座，我原谅了他，所以他才有今天的举动。”

圣人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们知道满足，懂得无为的道理，他们能够体悟大道的德行，他们将天地万物看成一体，在心中不做任何的分别，所以他们是圣明的。他们的圣明表现在对待任何人都没有私心，没有厌恶之心，他们以善良对待善良的人，也以善良对待不善良的人；他们对待诚信的人是诚信的，对待不诚信的人也同样诚信，没有分别。因此，我们也应效法圣人的做法，真诚地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的真诚感染了别人的时候，也就自然得到了别人发自内心的信任与尊敬，别人也愿意同我们做朋友。

老子为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一视同仁的道理，也告诉我们与人相处时应该如何对待别人。我们常说将心比心，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得到他人的赞同，就要先肯定他人的意见；当我们希望他人尊敬我们时，我们应该先尊敬他人。只有将我们同他人的意志放在一个称盘上，去掉分别心，我们才有可能拥有我们自己的意志。这就像大道一样，没有任何区分待人之心，它对待万物是一个法则、一个样子，不会厚此薄彼，更不会媚上欺下，它只会给每一个事物以同样的恩泽。所以我们也应秉承这种美德，敬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而当我们真心实意地热爱他人的时候也会同样得到他人的热爱与关心，我们从中会感觉到爱与被爱是相等的，像是从两面感受阳光的照耀。

圣明的人是不会有所隐藏的，他们会让自己与天下人同德同善、同心同信，与天下人和顺同一。当我们达到这个境界时，天下人是我们，我们是天下人，没有任何分别，我们又何愁不能与天下人轻松、和平相处呢？又何愁不能与天下人互敬互爱呢？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道德经·第３８篇

上德之人不刻意显摆自己的德行，所以真正有德。下德之人总是不忘彰显所谓的“德”，所以无德。上德之人面对功劳和诱惑总是显得无动于衷，下德之人则不同，他们面上一套，暗地里一套，明明没什么作为，却认为自己大有作为。具有大仁爱的人把仁爱发挥到极致，却不当作自己的功劳，具有大义之人行了义举，把自身义举视为最大的功劳。

三国志中记载：一次，曹操发布命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土大夫共定之。”并说，如果坐享胜利果实，我怎么能心安！于是大封功臣。他在另一次发布的命令中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王，何尝不是与贤人君子共同治天下的！唯才是举，我得到人才就要使用。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纷纷逐鹿中原的东汉末年，曹操的人马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扫平各路豪强，统一北方，功业可谓大矣，在我国历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可曹操在胜利面前，并未自我陶醉，也未居功自傲、贪天之功为己有。而公开宣布这些胜利“乃贤士大夫之力也”。这里，对曹操的此番举动，且不论是其使用人才的韬略，还是调动其下属积极性的办法，但有一点有目共睹：曹操有着宽阔的胸怀。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主要领导者的作用不容否定。但是也应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成功，实际是群体的成功。要把成绩交给下属。这点不易做到的，成绩对于下属来讲是一种最好的奖励，而你需要的是更大的成绩，你的下属的成绩越大，你的威望和在上层领导面前的成绩就越大，成绩不一定都要表现出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同下属争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做一个让下属感动的主管，你的前途将永远光明。例如，在某个公司的年终总结会上，总经理着重表扬了两组销售成绩较佳的员工，并邀请他们的主管上台。第一位主管好像早有准备，一上台便滔滔不绝地畅谈他的经营方法和管理哲学，好像所做的成绩是自己一个曹操

人的，令台下的同事们心里觉得很别扭。第二位主管，一上台便感谢自己的下属，并庆幸自己有一班如此拼搏的下属，最后一一邀请他们上台接受大家的掌声，展示一下各自的风采。

以上两种类型的领导，在员工心目中的印象会迥异，第一种主管是那种抢占功劳的人，不但令下属不满，同事也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的口吻；第二位主管能与下属分享成果，令下属感到受尊重，自然更加卖力工作。

其实，做出成绩的，是谁的功劳，一看自知，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清楚的，根本不需要刻意突出谁，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像以上的两位主管，应该怎么做才算合理，一比较自可见高下。

一个高明的领导，不但会与下属一起分享劳动成果，有时还会故意把本属于自己的那份功劳推给下属，在这样做时，切勿要求属下报恩，或者摆出高高在上的态度，因为下属可能会因此而感到自尊心受损，进而采取反抗的行动，如此一来，反而得不偿失。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道德经·第５７篇

使用正道治理国家，使用奇谋诡计用兵，用减少苛政不妄为管理天下。

唐朝大将李靖善于以出其不意的战术攻打敌人。

武德四年，唐朝准备消灭盘踞江陵的梁王萧铣。赵王李孝恭率军前往征讨，李靖为他的长史，总管军事。当时正是秋季汛期，江水猛涨，洪水汹涌。诸将见此情状，都主张停兵，等洪水退下之后再进攻。唐军将领们也请求等待水落后再进军，李靖说：“兵贵神速。现在我们的兵力刚刚调集，萧铣还不知道，如果我们趁长江涨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水挥兵东下，打萧铣个措手不及，到时，纵然敌人知道我军到来，也只能仓促应战，萧铣必定为我所擒。”

李靖

再说萧铣见江流猛涨，三峡路险，估计唐军暂时不会进军，便休兵不防备。他没有想到李孝恭听从李靖的意见，率领两千多艘战船沿长江东流而下，唐军一举攻克了萧铣的荆门、宜都两个镇，接着向前推进到夷陵。当时萧铣已听说唐军已大兵压境，大为惊慌，仓促征兵，然而所征之兵都在长江、五岭以南，路途遥远，不能马上调集起来，于是只好用现有的残缺兵力来迎敌。

这时，萧铣的部将林士弘正率领数万精兵驻扎在清江，李孝恭命令大举进攻，李靖劝说：“林士弘是萧铣手下的骁将，英勇善战，现在敌人刚刚失去荆门，如果这个时候攻打林士弘，他们必定会拼死抵抗，不易对付。我们最好暂时驻兵南岸，以逸待劳，等他们士气衰落时再发动进攻，那样便可打败林士弘。”但这次李孝恭并没有采纳李靖的建议，他留下李靖守营，自己率师向林士弘进攻，结果正如李靖所料，林土弘率部拼力作战，李孝恭兵败逃跑，奔向南岸。

萧铣军大获全胜后，便沿江大肆抢掠。有的士兵把船只都丢弃了，专门收拾和整理唐军丢下的军资，背负很多的战利品。整个萧铣军队一片混乱。李靖得知敌情之后，趁机挥兵奋击，大败敌军，乘胜直抵江陵城，进入江陵外城，缴获了敌人的大批船舰。并让李孝恭把所获的船舰全都散放到长江中。

将领们对此非常不解，说：“这是打败了敌人所缴获的战利品，应当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怎么能够放弃用来资助敌人？”

李孝恭

李靖解释道：“萧铣的地界，南到五岭以南，东到洞庭湖。我们大军深入，如果敌人的城池久攻不下，而敌人的援军又从四面八方赶来，我军势必会腹背受敌，进退不成，虽然有船舰又怎么用呢？现在放弃船舰，让它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敌方援军见到，必然会认为江陵城已被攻陷，就不敢轻易进军了，而是会派侦探前来侦察，他们行动迟缓十天半个月，我军取胜就有把握了。”萧铣的援兵看到这些漂流下来的舟舰，果然犹疑不决，不敢贸然前进。

随后，李孝恭派李靖带轻兵五千为先锋，乘胜直抵江陵城。林士弘败后，萧铣连忙在江南征兵，但唐军行军神速，萧铣的军队本源没有防备，江南的援军也无法赶到。李靖率前锋到后，李孝恭也率大军接踵而至。萧铣被困在江陵城中，内外阻绝，粮食日乏，不得不开城投降。

老子用“以公正就能治理地方，以奇谋就能用兵，以无私就能治理天下”的这个事实，说明治国不能靠太多的禁令和严酷刑罚。

老子认为，治国关键是要靠治国者以自己以身作则的品德去影响百姓。“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富”。

老子认为，治国应该先从治国者自我做起。老子的“先从自我做起”的观点，与詹何的“向闻治身，不闻治国”的观点，以及孔子的“治国，治于堂上则可矣”的观点是一致的。

国家对百姓的束缚越多，百姓就越贫穷，但也不能让百姓随便拥有锋利的武器；国家不能限制百姓的智能，如果百姓的智能被限制了，那么新奇的事物也就不能产生了。治理国家也不能依靠刑具的残酷，因为残酷的刑具并不能使盗贼减少。

所以老子指出：治国的最好办法是用品德去感化别人。也就是说，治国，先要治自己。

百川之王，善处低下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道德经·第６６篇

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注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

公元７４２年，唐玄宗连下三道诏书，征召大名鼎鼎的诗人李白入京。李白这一年４３岁，他一直都向往着建功立业，意气风发地来到了长安。唐玄宗在大明宫召见了他。

封建时代，皇帝召见大臣，气氛是十分尊严的，皇帝端坐御座之上，居高临下，而臣下则要一路小跑至他的膝下，行三跪九叩大礼，俯首称臣。而唐玄宗这一次召见李白，这一切森严的礼仪全都免除，他亲自坐着步辇（一种由人抬的代步工具）前来迎接。当李白到来时，他从步辇上下来，大步迎了上去；迎入大殿之后，又以镶嵌着各种名贵宝石的食案盛了各种佳肴来招待李白，唐玄宗还御手亲自以汤匙调羹，赐给李白，并对他说：“卿是一个普通读书人，可你的李白

大名居然传到我的耳中，若不是你有着超凡的诗才，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接着又赐他一匹天马驹，宫中的宴会，鸾驾的巡游，都让李白陪侍左右。

一个普通的诗人，无官无职，能够得到皇帝的召见、赐宴，已是非常的礼遇了，而降辇步迎，御手调羹，更是旷古的隆恩。虽然李白这一次来长安，在仕途上并没有多大发展，最后还被客客气气地赶出了长安，但唐玄宗的这一次接见，却在李白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使他终身引以自豪，至死都念念不忘。

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非常谦逊，总是处于卑下的地方。

治理天下的道理与此相同，君王若想让人们相信他、拥戴他，使自己位居人上，他就必须对人民亲切一些、谦和一些；君王若想站在人前，就必须把自身利益置于人后，对人民多关心、多体贴，如此人民觉得他可以信赖，自然会把他尊为领袖。

同理，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只有赢得全体员工的景仰、信任，才能排除企业潜在的障碍带领职工勇往直前。日本著名企业家永野重雄曾颇为感概地说：“经营者和雇员如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在企业的内部，没有经营者和雇员之间协调一致的巧妙配合，企业这部车就难以正常运行。”

要做到协调一致巧妙配合，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就必须做到谦和，对员工关心、体贴，重视员工的利益。香港富丽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就是一个善于协调自己与员工关系的管理者。

陈丽华

陈丽华的一千三百名工人都住在工厂里，一排排的“夫妻房”也建造得十分精巧。她还包揽了所有工人一年四季的衣服。过阳历年每个工人一件羽绒服，春节前她又为每人准备了一件真丝棉袄。

陈丽华花在紫檀事业上的钱难以计数，但是她看重的是紫檀和一刀一刀为她雕出紫檀王冠的工人。她的比喻朴实无华：“一天吃一头牛，一年吃三百六十百头牛，能有多少钱？你有病了，黄金不能把你送去医院，还得是人。工人也是一样，所以处理好人的关系是最关键的。”

一个企业就是一部机器，与员工关系处理好了，运转就正常了，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有干劲了，这样才能使企业蒸蒸日上。

工人是企业的根基，是企业良好的内部动力，优秀的管理者不会因为自己高高在上或是拥有千万财富而傲视无物，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人像慈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老子始终赞美能够为万物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自己却默默地处于卑下地位的道路以及水，此处，老子通过对江海吸收和融会了干川百谷的事实，说明了地位卑下才能获得万物的拥戴，能够成为百谷之王。由此引申到我们做人处世也是同样道理，应该有江海一样的胸怀和品行，做到真正的谦虚和廉正，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贤下士，不妄自尊大，这样周围的人就不会感觉到沉重，也不会使他人受到伤害，就会得到周围的人的拥戴而不会遭到反对。

心怀天下，得到天下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道德经·第４９篇

真正圣明的人，不会有执着自我的成见，必然以百姓的感受为感受，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

唐明皇李隆基是大家熟知的皇帝，他在当政期间，因为宠信杨贵妃家族，以致引起安史之乱。

当时，长安陷落，他带着杨贵妃逃往四川，路经马嵬坡，六军不发，几乎酿成覆国身亡的惨祸。后来虽然忍痛让心爱的杨贵妃缢死，换得随扈的效忠，度过危机，但他从此就丧权失势了。

其实，唐明皇在初期是非常英明的一个皇帝。当武后和韦后相继祸乱宫闱后，国家已残破不堪，人心尽失。李隆基以临淄王继任大统，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与民更始，便天下大定，宇内升平，“开元之治”就是指那段时候。此外，唐明皇很敬重言官，善纳忠告，任用张九龄、韩修等为黄门侍郎。皇帝稍有不妥，他们便上书劝谏，使李隆基左右为难，最后只好选择向善。

姚崇

有一天唐明皇对镜自照，叹着气说：“我近来是消瘦多了。”身旁的太监马上拍马屁说：“都是韩修那个老家伙，处处干涉皇上自由，不能痛痛快快地享乐，叫他滚蛋算了。”

唐明皇答道：“没关系，朕虽瘦，天下老百姓一定会肥。”

这里，唐明皇深知“民为根本”，所以，他自己虽然瘦了，可是百姓“肥”，因而天下大治。只可惜后来唐明皇沉溺于私欲逸乐，不能“慎终如始”，否则他会成为历史上的明君。

唐玄宗是有爱心的，他爱民如子，宁可自己消瘦，也要让百姓“肥”。

反观现在，如果你真诚地爱着别人，别人也会同样对待你，这样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和谐，人与人之间将会更加融洽。

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要你做到容纳别人，像得道的圣人一样，没有私心没有偏见，有的只是爱心。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完完全全地被接受，希望能够轻轻松松地与人相处。

在一般情况下和人相处时，很少有人敢于完完全全地暴露自己的一切。所以，若是能让自我轻松自在、毫无拘束，我们是极愿和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希望和能够接受我们的人在一起。专门找人家错处而吹毛求疵的人，一定不是个好亲人，好朋友。

请不要设定标准叫别人的行动合乎自己的准则。请给对方一个自我的权利，即使对方有某些不是也无妨。

别要求对方完全符合自己的喜好，以及行动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

要让你身旁的人轻松自在。

容纳别人，爱每一个人，往往具有带动他人向上的最大力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纳什博士，１９９５年，不幸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刚满三十岁时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病情反反复复，成了这家医院的常客。他常在校园中徘徊游荡，烦躁地在图书馆中出出进进，在黑板上莫名其妙地涂写一些数学公式，成了学校中孤独的“幽灵”。

在严重的心理困顿中，纳什得到了周围群体的热情关照和呵护。学校的亲朋同道们常热情邀请他参加讲座、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人们对他亲善、友好，一点都不歧视他，这使他逐渐远离孤独。

置于被人关心的氛围中，纳什感到自己被承认是“社会的人”。他从自我抑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主动与同事和学生们接触交谈了。他的社交面越来越广，对事业的倾注之情越来越深。他的郁闷之心渐渐被化解，能正常地投入科研活动中，他在电脑的操作中，学会了编程等复杂的方法。周围人热情的关注和他对工作的迷恋，使他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的心理障碍渐渐排除了。１９９４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纳什博士成为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纳什和唐玄宗的经历告诉我们：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在爱的鼓励下，每个人都能创造奇迹。

某位心理学家说：“要改变一个人对你的态度，除了对他表示好意，让他自己改变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爱是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它能摧毁困住人们心灵的高墙，让怀疑与仇恨不复存在，爱会产生更加美好的生活，让和平永远成为时代的主题。

善士不武，善哉不怒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道德经·第６８篇

善于做将帅的人不会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会暴怒。

周瑜

孙子兵法上讲：所谓百战百胜，算不上真正的高明：不战而使敌人屈服的才算是真正的会用兵。所以，军事手段是以智谋为上，其次是外交，再其次是野战，攻城为最下策。攻城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措施。有没有智谋，是看一个将领够格不够格的标准。如果仅是敢于拼杀，那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不能成为将领。可是，将领的智谋是从哪里来的呢？绝不是来自天生的暴脾气，而是来自冷静细致的对敌我双方的可靠分析，也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周瑜为人气量狭小，容易生气。深谙兵法的诸葛亮，正是利用周瑜不善容忍的性格，才巧妙地用计激怒周瑜，实现了孙刘联合抗曹的计划，也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得这位才华出众的英才，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怅惘中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沿长江摆开阵势，想一举拿下东吴，实现他统一天下的夙愿。面对强敌压境，东吴众臣有主战的，也有主降的，弄得吴主孙权也不知该何去何从。诸葛亮为了实现他在隆中时对天下形势的分析，造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巩固孙刘联盟，他自告奋勇地去江东游说孙权，共同抗击曹操。

来到东吴以后，他知道周瑜是东吴举足轻重的人物，只有说服了周瑜，才能坚定孙权抗曹的决心。

周瑜是他这次出访的重点。此时的周瑜，虽心存抗曹的念头，可在诸葛亮面前故作深沉，不露痕迹，同时也想试探诸葛孔明，故而谈及抗曹之事，周瑜总是以言诺搪塞。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便针对周瑜气量狭小的特点，故意曲解曹植的铜雀台歌中的两句话，激起周瑜对曹操的满腔怒火，痛下不灭曹操誓不为人的决心。

诸葛亮

一天晚上，鲁肃引诸葛亮会见周瑜。鲁肃问周瑜：“今曹操率兵南侵，是战是和，将军欲如何？”周瑜说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难以抗命。而且，兵力强大，小可轻敌。战则必败，和则易安，我的意见是以和为上策。”鲁肃大惊道：“将军之言错啦！江东三世基业，岂可一朝白白送给他人？”周瑜说道：“江东六郡，千百万生命财产，如遭到战祸之毁，大家都会责备我的，因此，我决心讲和为好。”诸葛亮听完东吴文武两大臣的一段对话，觉得周瑜若不是抗曹的决心未定，也是一种有意试探，此时如果不另辟蹊径，只是讲一通吴蜀联合抗曹的意义，或是夸耀周瑜盖世英雄，东吴地形险要，战则必胜的道理，肯定难于奏效。于是，他巧用周瑜执意求和的“机缘”，编出一段故事，激起了周瑜的怒气。

诸葛亮说：“我有一条妙计，只需差一名特使，驾一叶扁舟，送两个人过江，曹操得到那两个人，百万大军必然卷旗而撤。”周瑜急问是哪两个人。诸葛亮说道：“曹操本是一名好色之徒，打听到江东乔公有两位千金小姐，大乔和小乔，长得美丽动人，曹操曾发誓说：‘我有两个志向，一是要扫平四海，创立帝业，流芳百世；二是要得到江东二乔，以娱晚年。’目前曹操领兵百万，进逼江南，其实就是为乔家的两位千金小姐而来的。将军何不找到乔公，花上千两黄金买到那两个女子，差人送给曹操？江东失去这两个人，就像大树飘落一两片黄叶，如同大海减少一两滴水珠，丝毫无损大局；而曹操得到两个人必然心满意足，欢欢喜喜班师回朝。”

周瑜说道：“曹操想得大乔和小乔，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一点呢？”诸葛亮答道：“有诗为证。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十分会写文章，曹操曾在漳河岸上建造了一座铜雀台，雕梁画栋，十分壮丽，并挑选许多美女安置其中，又令曹植作了一篇铜雀台赋。文中之意就是说他会做天子，立誓要娶‘二乔’。”周瑜问：“那篇赋是怎么写的，你可记得？”诸葛亮说道：“因为我十分喜爱赋中文笔华丽，曾偷偷地背熟了。”接着就朗诵起来：“从明后以嬉游兮，登高台以娱情……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霍地站立起来指着北方大骂道：“曹操老贼欺我太甚！”诸葛亮表面上是急忙阻止，其实是火上浇油说道：“都督忘了，古时候单于多次侵犯边境，汉天子许配公主和亲，你又何必可惜民间的两个女子呢？”周瑜说道：“你有所不知，大乔是孙策将军夫人，小乔就是我的爱妻！”诸葛亮佯作失言，请罪道：“真没想到是这回事，我真是胡说八道了，该死该死！”周瑜怒道：“我与曹操老贼势不两立！”诸葛亮却故作姿态地劝道：“请都督不可意气用事，望三思而后行，世上绝无卖后悔药的。”周瑜说道：“我承蒙伯符重我，岂有屈服曹操之理？我早有北伐之心，就是刀剑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变卦的。劳驾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同心合力共破曹操。”于是孙、刘结成的抗曹联盟得到巩固，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

诸葛亮首先了解到周瑜的气量比较小，容易被人激怒，再者他也知道，大丈夫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全，是人生的一大耻辱，周瑜绝不会忍受这样的耻辱。尽管这一切不过是诸葛亮假借曹操的诗赋牵强附会的一说，却达到了激怒周瑜联合抗曹的目的。

勇武主要表现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是英雄，能够折冲于樽俎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更是英雄。所以真正善于领导作战的将帅从不逞强斗勇，也不凭借一时怒气而盲动，而是用智慧取胜。

勇是矛，智是盾，智勇双全才是真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智与勇往往是互为条件，并且相互转化。有了智谋，锐气倍增，有了锐气，妙计叠出。没有一个锦囊妙计不是以勇气作为前提的。诸葛亮最著名的空城计，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取胜的勇气，他那双弹琴的手就会打颤，就很难逃得过司马懿的耳。所以说没有英雄胆，也不会有空城计。现代人讲个人奋斗，锐意进取也是如此，智力低下的人，目光短浅的人，在战略上失误的人，越斗越疲，最终锐气不存。而明智的人，意识超前的人，选择正确的人，越战越勇，成绩卓著，让世人刮目相看。

英雄无畏，必须谋算在先。条条大路通罗马，可这道路是遥远的，任何聪明绝顶的人，或体力充沛非常的人，都不可能只做一次努力就能成功，它必须由一次次具体的成功的行动促成，每一次小小的成功就是一个加油站，胜利者最终都是智勇双全的英雄，都有惊人的胆识、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