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得其所，大者谦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道德经·第６１篇

所以，或者大国对小国谦让而取得大国的信任，或者小国对大国谦让而见容于大国。

大国不要过分想统治小国，小围不要过分想顺从大国。

两方面各得所欲求的，大围特别应该谦下忍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庄王就是一位很会恕人之过的贤明君主。

楚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连续几次取得了胜利。群臣都向楚庄王祝贺，庄王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庄王命最宠爱的妃子为参加宴会的人敬酒。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厅里开始燃起蜡烛。猜拳行令，敬酒干杯，君臣喝得兴高采烈，好不热闹。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客厅内所有的蜡烛一下全被吹灭，整个大厅一片漆黑。庄王的那位美妃，正在席间轮番敬酒，突然，黑暗中有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对这突然发生的无礼行为，美妃喊又不敢喊，走又走不脱，情势紧迫之下，她急中生智，顺手一抓，扯断了那个人帽子上的缨。那人手一松，美妃趁机挣脱身子跑到楚庄王身边，向庄王诉说被人调戏的情形，并告诉庄王，那人的帽缨被扯断，只要点明蜡烛，检查帽缨就可以查出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了宠妃的哭诉，却不以为然。他想，怎么能为了这点儿事就使部属受到惩罚呢？于是，庄王趁蜡烛还未点明，便在黑暗中高声说道：“今天的宴会，盛况空前，请各位开怀畅饮，不必拘礼，大家都把自己的帽缨扯断，谁的帽缨不断谁就没有好酒喝！”群臣哪知庄王的用意，为了讨得庄王欢心，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等蜡烛重新点燃，所有赴宴人的帽缨都断了，根本就找不出那位调戏美妃的人。就这样，调戏庄王宠妃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就连尴尬的场面也没有发生。按说，在宴会之际竟敢调戏王妃，那是杀头之罪了。楚庄王为什么不加追究呢？他对王妃解释说：“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追查处理，反会伤了众人的心，使众人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楚庄王借口郑国与晋国在鄢陵会盟，于第二年春天，倾全国之兵围攻郑国。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三个多月，发动了数次进攻。在这次战役中有一名军官奋勇当先，与郑军交战斩杀敌人甚多，郑军闻之丧胆，只得投降。楚国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才得知奋勇杀敌的那名军官，名叫唐狡，就是在酒宴上被美妃扯断帽缨的人，他此举正是感恩图报啊！

容人之过，方能得人之心。有过之人非常希望看到他人的宽容和友谊，希望得到悔过自新的机会。这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其对立情绪便会立即消失，感恩戴德，“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情感很快在心理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稍加引导，就会产生像“戴罪立功”那样的心理效果。

楚庄王之所以没有对唐狡赶尽杀绝，主要是仁德，以及明白“大者谦下”的道理。一般说来，有臣子调戏自己的宠妃，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楚庄王却没有那么做。正是因为他的宽宏大量，才网罗了众多的人才，为自己成为春秋霸主奠定了基础，使得他周围的人，都为他拼命。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楚庄王是睿智而深沉的，深深懂得为君之道，同时，他也是我们可以佩服的榜样。

无信不立，有信则成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经·第１７篇

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们自然不会相信他。

元太祖成吉思汗在他成大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老子的这一点。

有一次，成吉思汗听说亦乞列思的部族里有个叫孛秃的青年，是骑马射箭的好手。于是便暗暗派遣他的手下人术儿彻丹去调查，术儿彻丹骑马来到亦乞列思部族所在的额儿古纳河边。

孛秃知道术儿彻丹是成吉思汗派来的，恰好天已将黑，便留他住宿，并且杀了一头羊款待术儿彻丹。第二日送别术儿彻丹时，见他的马太疲乏，便牵了一匹好马让术儿彻丹骑走。当晚，术儿彻丹来还马，孛秃对他的招待更加周到。

术儿彻丹回去以后，便把调查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听后十分高兴，当场许诺要将自己的妹妹帖木伦嫁给孛秃，并派术儿彻丹将这喜事通知孛秃。

成吉思汗像

亦乞列思是个小部族，原先一直惧怕成吉思汗的乞颜部族，现在听到联姻的喜讯，全部族都兴高采烈。于是部族便推举了孛秃宗族的长者也不坚歹为代表来见成吉思汗议亲。

也不坚歹见到成吉思汗后便说：“我们亦乞列思部族听到大汗要将皇妹下嫁给孛秃，好像是云雾散了见到太阳，春风溶化了冰块一样，喜不自胜。”

成吉思汗问道：“孛秃家喂养了多少马羊？”也不坚歹回答说：“孛秃家养的马不多，只有三十匹，现在愿以十五匹作为聘礼，请大汗应允。”

成吉思汗一听聘礼的事，很生气地对也不坚歹说：“你们误会了。我是看中孛秃这个人才，而不是看中他的家产。婚姻讲求钱财，这不等于商贾做买卖了吗？古人说过，人们的心想到一块是很难的。我现在正想攻取整个天下，你们亦乞列思部族，能够跟从孛秃效忠于我，我就满意了，何必谈什么聘礼呢！”

结果，成吉思汗便将皇妹帖木伦嫁给了孛秃，还陪嫁了不少钱财。孛秃受到这样的恩遇，自然全心全意地为成吉思汗效力。乃蛮部族叛乱时，孛秃带兵赶到，一举击溃乃蛮部族，立下大功。

后来，帖木伦病逝，成吉思汗又将自己的女儿火臣别嫁给孛秃，孛秃成了成吉思汗手下一名英勇善战的猛将。

大汗之恩宠，使得孛秃感激涕零，英勇善战的他除了精忠报效外，别无他求。

成吉思汗是一个有信用的皇帝，答应将自己的皇妹嫁给出身不好的孛秃，就真的嫁了，而且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孛秃做续弦。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信治国的行为。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信”。信仿佛就是道德的标志，正如古人所说“德无信不行，人无信不立”。事实也在确如此，你答应了别人什么事情，对方自然会指望着你；一旦别人发现你开的是“空头支票”，说话不算数，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空头支票”不仅仅增添了他人的无谓麻烦，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对别人委托的事情既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又不要应承自己根本力所不及的事情。

华盛顿曾说过：“一定要信守诺言，不要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这位先贤告诫他人，因承担一些力所不及的工作或为哗众取宠而轻诺别人，结果却不能如约履行，是很容易失去依赖的。

只有守信，才会有人信任你。只有做到一诺千金，你的事业才会蒸蒸日上。也只有信守，你才能有“道”、有“德”，才会少有灾祸，而多有得益。

言必有信是做人的起码准则，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不诚实守信，都将被人们所唾弃。诚信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品质。养成诚信的习惯，是为人处世的基础，是我们成大业必备的要求之一。

无为而治，清净治国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第３篇

圣人的治理之道是：使大家的心灵虚静，生活务实。心志淡泊，平安健壮。常常使大家不去刻意追求知识和欲望。让智巧聪明的人没有特殊的目的和机会去妄为。

东汉时期，吴祐在任新蔡县县令时，有人给他出了很多点子治理百姓，吴祐却无一采纳，他说：“现在不是措施不够，而是措施太多了。每一任知县都强调己能，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啊。”吴祐不仅不提出新的主张，只是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他召集百姓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凡事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你们尽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吴祐不干涉百姓的生产生活，又严命下属不许骚扰百姓。闲暇的时候，他整日在县衙中看书写字，十分轻闲。

有人将吴祐的作为报告给了知府，说他不务公事，偷懒放纵。知府于是把他召来，当面责怪他：“听说你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分外自在，难道这是你应该做的吗？”吴祐回答说：“新蔡县贫穷困顿，只因从前的县令约束太多，才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官府重在引导百姓，取得他们的信任，没有必要凡事躬亲，把一切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我这样做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百姓休养生息，进而达到求治的目的。我想不出一年，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一年之后，新蔡县果然面貌一新，粮食有了大幅增长，社会治安也明显好转。知府到新蔡县巡视一遍，对吴祐说：“古人说无为而治，今日我是亲眼见到了。从前我错怪了你，现在想来实存惭愧。”

吴祐的无为而治不是消极的，他是针对从前的弊端而制定的全新措施，看似无法无为，其实大有学问。

老子最经典的智慧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在这里讲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之意，更不是什么都不做。这里的“无为”是指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就必须以“有为”为之。老子所指的“无为”智慧，只是让人在处世之时顺应大势、顺应自然。所以老子这种“无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而且还有助于事物的成长和发展。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勉强，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是无为的核心内容。

“无为而治”又是一种管理之道。在老子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奉行无为而治，管理者应当不断减少对人的管制和束缚，制定政策不能政出频繁，更不能朝令夕改。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是不可否认的，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水遇热变成蒸汽，这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用这一规律来生产暖气，制造人工降雨等。这正是说明，我们无法改变铁一般的规律，却只有顺应它，利用它。

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道德经·第６８篇

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和敌人对阵。善于用人的人对下属谦卑、和蔼、尊重。这叫作不争的德行，这叫作善于使用人的力量，这叫作配合自然之道，是古代最高的法则。

古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之间尚且如此，何况经营管理者与员工。经营管理者如果没有柔弱谦下的品质，而是一位强势霸道，不善待员工，那就很难达到真正的管理效果，也就无怪乎员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敷衍塞责了。须知，凡人皆有满足生理、安全、归属感的基本需求，也有被尊重、被重视的需要，以及在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企盼。

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以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是说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会很谦逊，能恰当地抑制自己，显扬他人。如果唯我独尊、刚愎自用、态度傲慢、放纵无礼，就会给自己设置障碍，增添麻烦，甚至会毁坏自己的事业。

战国策

战国策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山国君王宴请都城里的军士，有个大夫司马子期在座，只有他被忽略了未分得羊羹，便一怒之下跑到楚国，劝说楚王攻打中山国。中山君被迫逃走，他发现，逃亡时有两个人拿着兵器一直跟在他后面，寸步不离地保护。中山君回头问这两个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已落难，你们为什么还保护我？”两人回答说：“我们的父亲有一次快要饿死了你却把一碗饭给他吃，救活了他，我父亲临终时嘱咐我们：‘中山君如果有难，你们一定要尽全力报效他。’所以我们决心以死来保护你。”中山君感慨地仰天而叹：“给予，不在于多少，而在于正当别人困难时；怨恨，不在于深浅，而在于恰恰损害了别人的心。我因为一杯羊羹而逃亡国外，也因一碗饭而得到两个愿意为自己拼命效力的勇士。”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更是因为对待“小人物”的态度不同而影响大业。在官渡之战兵处劣势时，曹操听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访竟顾不得穿鞋，赤着脚出来迎接，对许攸十分尊重。许攸感其诚，遂为曹操出谋划策，帮了他的大忙。然而曹操也吃过忽略“小人物”的亏，当他正一帆风顺时，西川的张松前来进献地图，他却态度傲慢，以至于给张松留下了“轻贤慢士”的恶感，于是张松立刻改变了主意，把本来要献给曹操的西川地图，转而献给了刘备。这对曹操来说不能不是事业上的一大损失。可以想象，曹操对张松如果像对许攸那样尊重，西蜀的地盘或许很容易地归入囊中了。

记住老子“善用人者为之下”的箴言吧，它会让你受益无穷。

老子在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上，进一步以“水”喻人事，他把这种观点运用于人事政治，形成了一系列柔弱谦下的驾驭术。主要内容有：

（１）处理君与民的关系上，主张不与民争，“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不重，处前而不害”。如此才受拥戴。

（２）用兵上，主张“不怒”、不逞匹夫之勇，提出哀兵必胜。

（３）在用人上，主张“善用人者，为之下”。即善于用人的，对人谦下。

（４）在做人上，主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即以柔忍退让、卑弱谦下的态度对待人生。

（５）在处事上，主张致静守虚、深藏不露、委曲求全，不与人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谦下、不争之德的实际效果表现为：处上者不使自己成为处下者实际上的或心理上的负担。老子说：“是以圣人处上而不重，处前而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领导者位置处于众人之上，但人们感不到他的重压。“重”犹“累”也，领导者也不成为人们的烦累；走在众人的前列，人们并未感到他对众人的行进构成妨害。“乐推而不厌”，这样的领导者才为众人所尊重和拥戴，人们永远乐意追随他。

领导之道，其实就是“人”之道。一个将领，就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虽然各有各的特点，但无疑都是在做好自己、把握好自己的基础上，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与修养的同时，再去影响别人的。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亡吾宝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亡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道德经·第６９篇

灾祸没有比轻视敌人更大的，轻视敌人几乎要把我的法宝丧失殆尽了。所以说，势均力敌的两军相临，具有仁慈之心的一方获胜。

小冯与小黄竞争部门经理一职时竟然输在一纸总结上。小冯爱好文学，发表文章不少于百万字，又有５年的文秘工作经历，知道他的人都认为他写的总结会比小黄好。

公司部门经理跳槽没几天，总经理就把小冯和小黄叫进了办公室，直奔主题地说：“根据你们平时的表现，你们当中的一员将是新的部门经理，请你们这几天交一份自己的业绩工作总结报告上来。”

小冯当然有意部门经理之职，可又觉得这份总结有些多余。本人表现如何？业绩如何？写与不写都在那里摆着呢！自有公论。于是写总结也就不太用心，几句话完成，但为了表现自己的文采，用词造句还是斟酌了一番。

就在小冯上交了总结后，小黄请小冯吃宵夜，求小冯帮他修改总结。他讨好说：“老兄，都知道你的文笔非常好，这忙你一定要帮我。”小冯说：“咱们是对手，你就不怕我把你的总结越写越差。”小黄笑嘻嘻地说：“你老兄不是这种人，我知道的。”经不住小黄的高帽，小冯真答应了。接过小黄的厚厚初稿，小冯吓了一跳，这家伙这么用心呀。但很快小冯就释然了：跑业务的人总结真这么重要吗？不至于吧！于是坦然答应帮小黄润色总结，可是在修改总结时他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后悔的事，因为小黄的文字太差了，而小冯又想显示自己，经过近一个星期的修改，小黄终于把小冯修改好的总结交了上去。

几天后，公司宣布小黄晋升为部门经理。散会后，总经理把失落的小冯叫到他的面前说：“无论从哪方面，我都看好你的，也多次在老板面前推荐你，可这次你却输在一份总结上。”见小冯嘴巴张得老大，总经理说：“老板看了你们两人的总结后，决定要提升小黄，小黄的总结找出了自己工作中的问题症结，制订出有效的计划，比你那份好多了。”

小冯想告诉总经理，小黄那份总结花了他多少脑细胞，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小冯知道自己不是输在一份总结上，自信写文案总结肯定比小黄内行，但他输在对事情的认识上，认为小事一桩，没有好好地去写总结。如果当初知道这份总结这么重要的话，也许……他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而这种失衡源于他没有很好地平衡与竞争对手的力量，以为自己业绩比对手强。小黄不同，他知道自己的业绩不如小冯，但他想在总结上突破，并利用小冯的特长完善总结，结果他胜了小冯，当上了经理。

老子不仅是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军事家。他主张在不得已的战争中，要以退为进，切忌轻举进攻。这也是老子的无为思想在军事中的具体运用。

在老子看来，主动出击去侵略别人，其本身在道德仁义上就输给了别人。因为我们主动出击，对方就为正义而战，人都是有正义感的，对方的民众因我们的贸然进攻而心怀愤怒，其战争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其还击的力度就会很大，这对我们是极其不利的。相反，如果我们守而不攻，给对方主动出击的机会，我方的士兵就会愤然还击，制敌于败局。主动进犯别人微不足道的一寸，都会被对方视为凌辱，就会有遭受反击的可能，所以主动进犯别人应极力避免；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后退一尺，我们表现出的是谦让和宽容的美德，虽然仅为微不足道的一尺，却会感化对方，使对方也以退让相待。

老子在这里强调，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不是骄傲轻敌而不做应战的准备。骄傲轻敌的人必败无疑，这对我们也有启发，不论在任何领域，骄傲自大、轻视他人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

老子最后说“哀者胜矣”，点明了自己的主旨，这里的“哀”不是悲哀，而是心怀仁慈的意思，老子认为应在战争中怀着一颗仁慈的心，只有怀着一颗仁慈之心，才能在战争中不滥杀无辜的生灵，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道德经·第２６篇

一件东西，较重的地方自然形成较轻一方的根本；而安静，则是能控制焦躁的君主。所以君子每日的行为，都展现稳重、安定的样子。

汉成帝

１７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曾经向世人表示，他并非一般人所称赞颂扬的科学奇才，他说：“我常觉得自己不过是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在海滨上游玩，偶然发现一些发亮的贝壳，由于好奇心的作祟，而加以观察一番而己，事实上，整个宇宙的奥秘，就像那浩瀚的海洋内部一样，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但历史上也不乏有一些人自身有一定的天分，却因为他们的狂妄、轻浮而一败涂地，遗憾终身。

西汉成帝时，著名大儒刘向受成帝的指派，率领儿子刘歆和一大批学者整理藏书。

刘向治学严谨，为人正直，他告诫儿子刘歆说：“我们读书人有个毛病，一旦书读多了，便以为无所不知了，浑身染上傲气，你一定要自律啊！”

刘歆聪明好学，深得父亲厚爱，他提出疑问说：“父亲学问精深，人所敬仰，难道非要做出谦逊之态吗？和那些无知的俗人相比，父亲用不着自抑啊。”刘向一听大怒，斥责说：“我哪里是什么惺惺作态？我是真的自觉无知啊！你这样狂妄，不知世情，将来要吃大亏的！”

刘歆心中不服，对刘向的话并不放在心上，他对别人说：“我父亲太迂腐了，这只怪他事事不张扬。如果换作他人，就会有更高的官职，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刘歆写成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在别人的恭贺声中，刘向提醒儿子：“你写得很好，但我并不想夸赞你。很多人就是在他人的赞颂声中毁灭的，因为这助长了他的傲气。大地如此之大，我们所学所知的实在太少，如果你知道这一点，时刻牢记在心，做事才不敢张狂啊。”

整理图书之中，一批战国以前的典籍浮出水面。刘向对此并不推崇，而刘歆却主张向天下人推行这些典籍。为此，父子二人发生了争论。刘向劝说儿子道：“古时典籍固有些道理，但它并不能揭示万物的规律。世事千变万化，一切贵在创新，何必拘泥于古呢？”

王莽

刘歆辩论说：“是好是坏，相信人们一看便知，我敢断定，我的意见终会有人赏识的。”

后来，汉平帝继位，王莽掌握了朝廷大权。王莽为了篡权的需要，他召来刘歆，假作诚恳说：“先生聪明过人，从前主张推行古籍，这实是远见之举啊。我的心意和先生相同，先生的大志可伸了。”

刘歆感激涕零，马上投到了王莽的怀抱。有人提醒他说：“如果事关个人前途、国家命运，那么一切就必须慎重。王莽要重用你，福祸未知，你不能太草率了。”

刘歆自信满满地说：“我一向不甘为人下，今日终有出头之日，可见苍天佑我。以我的智慧，只要王莽纳谏，天下的局面定会焕然一新。”

刘歆自恃己能，频频向王莽进言，建议全面复古，他信誓旦旦地说：“在我看来，世事的变化已被古人全然掌握了，现在只要大胆实行便是。治理天下虽不是易事，但只要多读一些古书，也就了然于胸，化难为易。我看古籍所述完全可行，称得上尽善尽美了。”

刘韵的朋友为他担心，说：“凡事说得容易，但做起来就难了，你不该轻下断言。老实说，你做学问可以，对治国之术就生疏了。纸上谈兵害国害己，怎敢涉足呢？”

刘歆暴跳如雷，大骂朋友是个愚人，朋友说：“我宁肯做一个愚人，这样至少不会招惹祸患。你把自己看得无所不能，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王莽依刘歆所议全面改制，结果遭到了惨败，激起了各地的民变。

刘歆害怕王莽追究，又自作聪明地想要发动宫廷政变，除掉王莽。很快，消息泄漏出去，刘歆绝望之下，无奈自杀了。

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大都具备虚怀若谷、常言谦卑的态度，很少有骄傲自负、狂妄自大或目空一切的习惯。也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不断地继续努力，不停地探讨钻研，发掘创造、永远不以已有的成就感到自满。俗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唯有谦逊卑下的态度才能使人变得更有成就。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几乎莫不如此。

西方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发人深省的这一段话：“一个人如果骄傲，即使是身为天使也会沦为魔鬼；如果是谦卑，虽是凡人也会成为圣贤。”由此可见，谦卑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也是导致成功和伟大的一个途径。

人和自然社会相比，始终是渺小的。在无穷奥妙的宇宙面前，人应该保持一种谦卑态度。实际上，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所知的也很有限，这就决定了人不能自持聪明，傲视一切。总有人处处显露精明，玩弄手段，他们自以为这才是聪明人的表现，也能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真正的聪明人是勇于承认自己无知的。

治理大国，若烹小鲜

治大国，若烹小鲜。

——道德经·第６０篇

治理国家就像烹调小鱼一样。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企业家，政治家。他曾经经营了很多实业，也包括钱庄。

有一次，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存入阜康钱庄一万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用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就是那位绿林军军官罗尚全。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庆生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麻烦。

胡雪岩

得知这一情况，胡雪岩当即决定，第一，虽然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刘庆生代管。因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全后来果然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戚。罗尚全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的或麻烦，甚至怕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阜康除为了证实他们确是同乡，让他们请刘庆生出面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这笔存款不仅全数照付，而且还照算了利息。

胡雪岩将道德置于自己的心灵之中，所以，他能取信于人、生意兴隆。但纵观我们周围表面上有道德，内心却奸诈无比者甚多，这样的人去做事，哪怕像那“烹小鲜”的小事，也不会成功，甚至会有大的损失。

一个人只有将道德置于自己的心中，他的心中才不会有自私、邪恶、不正当的意念。倘若一个人只是表面上装作有道德的模样，即使他装得很逼真，也终有露馅的那一天，终会被他心中的无德所害。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很有名的一句话，七个字就把治国之理分析得清清楚楚，不仅为中国人所熟知，即使在欧、美、日等地亦被一些政治家及企业家奉为治国、治企业的重要法则。

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调一条小鱼，或是一道精美的小菜，需要按规律、按步骤一点点地来，既不能着急，也不可乱动。因为着急了，就会乱了分寸；乱动就会搅得一塌糊涂。所以圣贤之人都会遵循大道的规律、顺其自然的法则去治理国家，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春风拂面般的欣慰，让所有人在心灵深处体会到大道德性的淳朴率真。这样人们就不会被自私狭隘、邪恶无耻的念头所左右，它们也无法在人们心中存活和作乱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心境，都有这样的觉悟，那又何愁国家不兴旺昌盛呢？治理一个国家是这样，管理一个企业也是一样的，只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净化人们的心灵作为企业管理的根本和风尚，又何愁企业不发展壮大呢？

强作妄为，失于治理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道德经·第７５篇

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强作妄为，所以才会难于治理。

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登基为皇帝。

她登基之后，很清楚宫内外的形势，反对的势力仍然潜伏着，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清除，巩固自己的政权。

武则天在消除政敌斗争中，采用过两个特殊手段——铜匦与酷吏。

使用铜匦，大兴告密之风。

武则天

为了大兴告密之风，武则天规定：凡告密者，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外地人来京告密，官府给予马匹和住宿方便，沿途以五品待遇供给。揭发属实，升官给职；揭发不实，也不予追究。从此，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至，来京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

铜匦设置以后，告密者日多，案积如山，武则天就拔擢了一批新法官来刑讯治狱。这些人多是告密者，出身无赖，性情残忍，善于罗织罪名，陷害无辜。武则天就以这些酷吏做刀斧，先诛杀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军政官吏则不计其数了，有力地打击了李唐王朝的势力，从而得以听政于朝，安居后宫。

告密之门一开，使得大臣们人人自危，提心吊胆。

胡人索元礼，因告密有功，成了游击将军。武则天还命他审判制狱，他极端残暴，审判一个必须牵连几十或几百人。武则天几次召见并加以赏赐。因而有很多人，如周兴、来俊臣、万国俊、薛季昶、侯思止、王弘义之流都向索元礼学习，居然个个都升了官。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等每人还私养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职。来俊臣和万国俊两人还同撰罗织经，专门教人如何陷害忠良。他们发明了各种形式的酷刑，如“突地”、“死猪愁”、“求破家”、“凤凰晒翅”、“驴驹拔橛”、“仙人献果”、“五女登梯”等。

这些酷吏不但可以随意屠杀大臣，他们甚至对宰相与王公贵族都敢下手。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公元６９３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

狄仁杰画像

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一开始不承认，来俊臣于是对他严刑拷打，狄仁杰见这样硬撑下去会被他们打死，审时度势之后，不得不暂时服软，承认自己谋反。

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狄仁杰把他在来俊臣手中所受到的种种待遇，写成材料，将棉衣拆开，将材料藏于棉衣的夹缝中，以换单衣的名义，棉衣被送回了狄仁杰的家中，他的儿子狄光远发现书信和材料，遂上呈武则天诉冤。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你们为何要承认谋反？”

狄仁杰答道：“若不承认谋反，已死于鞭笞。”

武则天又问：“那为何要做谢死表？（来俊臣为了确实证明狄仁杰犯了谋反大罪，叫人以狄仁杰的名义，写了一个‘谢死表’。）”

狄仁杰答道：“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七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酷吏横行时，无辜惨遭诛杀者不计其数。内常侍范云仙等仅仅因为去拜见了一下被软禁的睿宗李旦，便被腰斩。史载：“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家，来俊臣所破千家。”故自武则天临朝称帝以来，李唐宗室、贵戚被诛戮者数百人。除李显、李旦和他们的子女尚能保全外。其余的或被杀，或自杀，子孙和亲属流放岭南，罪及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弄得朝廷官吏人人自危，上下一片恐慌。

武则天就是这样靠手段打击政敌。只要被告反对武则天，就是谋逆造反，这班酷吏即对其施以酷刑，枉杀株连陷害。这样，宗室王公及其追随者再也没人敢振振有词地反对女人临朝。武则天利用酷吏从垂拱二年（６８６）到长寿元年（６９２）共六年时间，基本上消灭了所有的反抗势力。随后，这些酷吏也因客观上的罪行被一个个杀掉，他们犹如武则天手中的打狗棍，该用时随手捡来，用过后一并烧掉。

“反者必杀”是南北朝时的流氓皇帝高洋说的，他一生就用这一句话治理国家。这句话成为历代皇帝的治国箴言。武则天对待政敌的时候，没有继承唐太宗宽仁的治国策略，而是高举屠刀。她在朝廷上对大臣吼叫：“与朕为敌，朕都能杀掉他们！”霎时，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大唐江山，大唐的天空被鲜血映成了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