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这个镌刻在中国气象史上的名字，在历史的深处闪烁着温和的光芒。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肩负崇高的科学使命，心系苍生疾苦，不惧艰难险阻，把自己远渡重洋学到的理论知识，化作点点滴滴的实践，建设气象站、建立物候观测网，开辟出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道路。在辛勤探索的同时，他智慧的大脑也在不停地思考和探索着，从地理学到物候学、区域气候学、农业气候学、气候变迁台风、季风等，一篇篇凝聚着他的心血的文字奠定了中国气象学的理论基础。他要把天管起来，为中国千千万万农民造福。

今天，中国的气象事业已建设成为一栋高耸云天的大厦，而竺可桢，就是这栋大厦最下层那块最坚硬的基石。

生平

要做一个“管天”的人

“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１９１８年，看到在西方列强践踏下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学业有成、留学归国的竺可桢四处疾呼着，他渴望祖国能够独立自主管理自己的气象事业。

竺可桢

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粮商之家，小名兆熊。后来，父母请镇上的私塾先生帮他取名“可桢”。私塾的先生说，“桢”字的意思有两种，一是坚实的木头，一是古时候筑土墙时用的木柱子称作桢干。取“可桢”这名字，表达了父母对他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美好愿望。

童年的竺可桢聪明颖悟，５岁便识字千余。他常常趴在窗前，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地落下，在门前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坑。母亲告诉他，这叫水滴石穿，无论读书、做事情，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所成就。“水滴石穿”从此成为他的座右铭，伴随着他从绍兴走向世界。

在父母开的小米行里，有乡下的农民来的时候，小可桢便勤快地端茶倒水。懂事的他常常会问上一句：“今年收成怎么样？”农民伯伯忧心忡忡地说：“人种天收啊！”小可桢此时就懂得了天气对于农民是多么重要。如果遇到天灾，他们只能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常常想，如果能把天管住，农民伯伯不就衣食无忧了吗？于是，他下决心将来要做一个管天的人。

１９０５年，竺可桢小学毕业，考入上海澄衷学堂。在澄衷学堂学习的时候，由于他瘦弱，经常被大家取笑。有一天，同班同学胡适看到身材矮小、病病殃殃的竺可桢，取笑他活不过２０岁。于是，竺可桢便和他打赌。赌注是，如果竺可桢能活到６０岁，胡适则在他６０大寿的时候给他磕三个响头，如果比胡适活得长，那么可以踢胡适的尸体一脚。

打这个赌后，竺可桢想，如果不锻炼好自己的身体，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呢？于是，他制订了详细的健身计划，还写了“言必行，行必果”的警句贴在自己床头。从那以后，他每天清晨都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跑步、做操。即使下大雨，也从不间断，他瘦弱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最后，竺可桢活到８４岁，而胡适享年７２岁。

在澄衷学堂临近毕业前三个月时，同学们推选竺可桢为班长，向校长交涉撤换一个不称职的老师，结果校长不同意。于是，同学们进行集体罢课，专横的校长勒令全班停课。竺可桢被迫转入复旦公学学习。由于热爱自然科学，一年后他转入唐山铁矿学校学习。

竺可桢手迹

在唐山铁矿学校，他三个学期五次考试都获得第一名，连那些鄙视中国学生的英国老师也不得不承认竺可桢是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才生。读书期间，他写下誓言：“吾将一生学好科学，吾要以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

１９１０年，竺可桢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乘船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对于这次出国留学，竺可桢并没有太多喜悦。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这些美国政府提供的学费，来自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协议赔款所得，是国家耻辱的象征。他决心利用这次学习机会，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报效祖国。

到达美国后，竺可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农学。他知道中国是以农业立国，万事以农为本，选择这个专业，将来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美国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而且农业的体制和耕作方式也和中国完全不同。但此时，想改专业已经来不及了。在伊利诺大学学习的三年，为了更好地掌握农业实践知识，他利用暑假去美国南部调查水稻和甘蔗的种植情况，到农村给农民做帮工。毕业后，他转入哈佛大学地理系，选定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气象学，继续深造。

在美国留学期间，竺可桢加入了“科学社”，并很快成为该社的管理者之一。科学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宣传科学和领导科学发展的学术团体，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民间科学社团。它聚集了数千名学术精英，促成并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

“科学社”成立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１０日，由任鸿隽、秉志、杨铨、赵兀任、胡明复等九人发起创办，主要目标是集股创办传播宣扬科学的科学杂志。在国内“尊孔复古”逆流横行之时，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高呼“科学救国”的口号，推动中国民众了解“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唤起国人对科学的重视。在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社树起“科学、民主”的大旗，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和不可或缺的一支方面军”。

加入科学社后，竺可桢积极参与各种事务，担任科学编辑，并开辟“卫生谈”专栏。１９１６年９月，竺可桢在科学社首届年会上当选为一年期董事。１９１７年再次当选董事。在此期间，他在科学社主办的月刊科学和美国的气象、地理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雨量和台风方面研究成果的文章，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引起国际上的重视。竺可桢和科学社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这个平台，他在学术上逐步走向成熟，并结交了大批志同道合的人才。此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他始终关心着科学社的发展。

１９１８年，竺可桢以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文，获得哈佛博士学位。

研究气象，鞠躬尽瘁

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竺可桢谢绝了美国的高薪邀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竺可桢带着他在哈佛大学学到的知识，在中国开创了气象预报、台风、季风、气候区划、气候变迁等领域的研究。

竺可桢回国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列强肆虐。中国的气象预报和气象资料都掌握在殖民者手中，仅有的几个位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简陋的气象站都被操纵在外国人手中，为外国人的航运服务。中国连一个自己的气象站都没有，更谈不上独立开展气象预报。

当时，国内气象事业一穷二白，气象人才极其缺乏。竺可桢深知人才是气象事业发展的基础。于是，他放弃了许多优厚的职位，全青年时期的竺可桢

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先后应聘执教于武昌高等专科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等高校，倾心培养人才，为发展我国的气象事业做准备。

１９２１年，在东南大学任教的竺可桢发表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呼吁各地政府予以重视。他还拟订本校急应在北极阁上建筑观象台意见书，希望能在北极阁建立气象台。北极阁是钦天山的通俗称呼，位于南京城边，是一个海拔６７米的小山丘，山巅平坦，四周无障碍，非常符合建台要求。

１９２７年北伐胜利，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组建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并邀请竺可桢做筹备委员。竺可桢以最大的热情抓紧时间筹建。他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借用了购自法国的设备，还积极培训天气预报人员。通过自己的关系，他派出了两名人员前往菲律宾学习培训，同时又招聘几名观测人员。他找来以前自己教过的学生作为筹备骨干，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忙碌准备，房屋、仪器、人员都已齐备。不久，天文台和气象所分别成立，竺可桢被聘为气象研究所所长。

１９２８年，竺可桢辞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此时，经过长期军阀混战，中央研究院及所属各研究所经费极其缺乏。竺可桢尽量挤出经费购置现代气象仪器、设备和书刊等。到抗战爆发前夕，各种仪器设备都已初具规模。除了努力完成气象所基本建设工程，竺可桢着手气象观测业务，包括地面气象观测、物候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为中国气象业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从１９３０年元旦起，气象研究所正式向全国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开创了我国独立进行气象预报的新纪元。除了气象所发布气象信息，为了让海轮和渔船也能知道气象预报，竺可桢和交通部洽谈，由上海国际电台和天津、烟台等沿海各海港口电台同时转播，用来保证航运的安全，渔业和盐业也从中受益。

除了进行天气预报，竺可桢还带领气象研究所开展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等各种业务和研究。他组织在南京、北平等地开展测风气球、探空气球和气象风筝业务，并在北极阁进行地震观测，派人进行海洋气象观测。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６日，北极阁施放了升空高达１７万多米的探空气球，成为东亚各国第一次进入大气洋流层观测气象的国家。

竺可桢知道，气象台站的建设，关系着气象科学研究及农林、水利、交通、国防和国计民生。气象研究所成立的当年，竺可桢就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同时也建成了钦天山气象台。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为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也成为我国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源地。

１９２８年６月６日，竺可桢向国民政府呈报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十年时间内，在全国建立气象台１０处，测候处１５０处，雨量测候所１０００处。当时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没有资金。竺可桢便克服困难，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他一方面从气象研究所本来就不太多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资金，自建少数测候所。另一方面要求需要气象资料的有关部门也建立一些测候所，同时也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４１年年底，在竺可桢的努力下，全国已有测候所２８个。在泰山、峨眉山，甚至“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的拉萨都建成了我国自己的测候所。

竺可桢故居

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竺可桢决定实现全国气象事业的统一发展。当时，气象台和测候所分属各个系统，建制繁杂，仪器规格紊乱，观测时制不同，规章制度各不相同。这种混乱的状况对气象资料的分析、预报和应用都造成很大困难。１９３１年，在竺可桢的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协商，通过了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同时，还定期出版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刊物，气象月刊中所记载的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重要的台站，对各台站之间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竺可桢一面呕心沥血建设我国的气象事业，一面努力维护我国气象事业的主权。１８９７年，德国侵占青岛，并在那里设立了观象台，“一战”后，又被日本强占。１９２２年，战争结束后，日本本应归还观象台。但政府却愚昧地同意了让气象台继续由日本掌握。竺可桢气愤难平，写下青岛接收之情形一文，发表在史地学报上，以引起国人的关注。

在此情形下，竺可桢和全国气象学界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气象学会，促成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交涉，收回了青岛观象台的主权。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气象学会正式在青岛成立，我国气象学界最高的学术团体诞生了。

在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立之前，中国的气象工作被法国的上海徐家汇气象台垄断，其气象播报由上海顾家宅电台霸占。竺可桢一直致力于收回中国的气象主权，当他发现顾家宅电台不仅播放气象，还播放商业信息的时候，就抓住顾家宅电台的“尾巴”，和蔡元培等商议由中央研究院出面，发函请交通部取缔徐家汇气象台和顾家宅电台。但当时国力薄弱，要收回外国人把持的气象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１９３１年，经过竺可桢的努力，我国的气象体系已初具规模。但徐家汇气象台设在法租界内，难以收回，只能采取以等为主、限制外台发展的办法，等待时机。竺可桢收回我国气象主权的愿望直到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该台被新中国接管，才彻底实现。

为了统一全国各气象台的工作，竺可桢于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７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商讨，做出相关决议，全国的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气象研究所除了发展气象事业，还进行了诸多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内，竺可桢写了大量关于气象的研究论文。

１９１３年，出国之前曾经亲眼目睹台风威力的竺可桢，在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台风的研究。１９１８年，他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受到好评，在此文中，他提出了台风的新分类方法，将台风分为６大类２１副类，概括了各类台风的活动特点，他也凭此文获得博士学位。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对于台风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竺可桢首先提出以风速大小等级来判定台风及其强弱，这一观点一直为研究台风者所遵循。归国后，他在台风的利害，台风的分类，台风的源地和转向，台风的结构、生成和预报方面都提出了创新的观点，先后发表论文７篇。

竺可桢塑像

１９１６年，竺可桢在他的文章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一文中指出：“季风者，陆地与海水之比热不同，大陆较海洋为易热亦易冷，是故在夏则大陆较海洋为热，冬季则相反。海陆冬夏有如此之变更，而接近之空气亦因以随之。大凡气热则上升。夏季水冷于陆，近陆之空气浮升，海面稍冷之空气群趋之，故其风常自海而陆。冬季则陆冷于水，在大陆之气压较在海面者为高，故其风常由陆至海。此季风之所由来也。”这是竺可桢最为经典的季风理论。

竺可桢是我国第一个指出季风系统概念的科学家。研究表明，亚洲季风分为印度季风和东亚季风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我国冬季干燥，夏季多雨，正是受到季风的影响。正如竺可桢所说：“中国之季风系统，复控制中国降雨之时季……即夏季之多雨，冬季之少雨是也。”此后，竺可桢先后发表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国气流之运行等重要学术论文，为我国季风气候的研究以及长期天气预报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和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物候领域，竺可桢几十年如一日，不懈地进行观察研究。钢笔、日记本和温度计，这三样观察记录物候变化的宝贝，竺可桢随时都带在身上。春天盛开的第一朵桃花，飞来的第一只燕子，都是他认真观察的对象。他认为，观察物候可以认识自然，明白四季变化和各地冷暖差异，可推知历史上气候的变迁，农业生产离不开物候知识。竺可桢在自己坚持观察记录的同时，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我国民间和古籍的物候记载。在研究了物候记载和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后，他认为中国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知识就已完备，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１９３１年５月９日，竺可桢在气象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第一篇物候论著论新月令，文中将“物候观测标准”、“动（植）物选择标准”、“物候学定律”等，与“中国之节气”和“中国古代之月令”等相联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为一篇完整的物候学大纲，这本论著奠定了中国物候学的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１９３６年４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他公开发表论文６０余篇，其中大约有５０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竺可桢亲自主持编印出版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这两本书中记载着丰富的气象资料，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

竺可桢一边建设我国的气象事业，一面四处网罗人才。当时，我国气象人才严重缺乏。气象所建成后，竺可桢一方面接受各单位派员前来实习进修，一面举办培训班。他身体力行，亲自订立管理规章，编写讲义，安排学习计划。他常常是急匆匆地前来上课，课后又急匆匆地到气象所办公。经过竺可桢的长期努力，我国气象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不少培训班学员成为我国气象工作的骨干。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的炮火中，竺可桢克服重重困难，继续维持着中国的气象事业。不仅如此，竺可桢还建议成立了中国气象局，这成为新中国气象局的前身。

胸怀坦荡，创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当上浙江大学校长之前，浙江大学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学校，然而，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浙江大学很快发展成为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东方剑桥”。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５日，由于浙江大学原校长郭任远联合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学生罢课要求换校长，竺可桢临危受命成为浙江大学校长。上任之前，竺可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三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

竺可桢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学校管理改革。他发起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全体教员民主选举的教授组成，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学校一切事务。１９３６年９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创刊。通过这份报刊，各种会议纪要，校内消息拾零，天天都能与师生见面，使得师生能够及时了解学校事务。经过改革，浙大很快呈现出民主和谐的新气象。

竺可桢仿照哈佛大学的管理，广泛吸纳贤才。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竺可桢家庭照

竺可桢四处奔波联络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为浙江大学网罗最优秀的人才。对物理造诣很深的胡刚复，在东南大学时的同事梅光迪和自己的高足张其昀，都在竺可桢的邀请下加盟浙江大学。因反对前任校长郭任远而离开的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人，竺可桢一一请了回来，还有何增禄带来的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这些优秀的人才充实到浙江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成为浙江大学的中流砥柱。

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业务蒸蒸日上。然而，此时，日本军队侵略的炮火破坏了竺可桢设想的浙江大学的发展进程。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杭州附近的全公亭登陆。为了保护这所大学，竺可桢带领着全校师生在这一天撤离浙大，踏上了辗转迁徙的艰难旅程。在迁徙途中，竺可桢和同学们冒着枪林弹雨，在乡间破庙祠堂继续读书学习。而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因搬校途中拖儿带女，跋山涉水，颠沛流离，心力交瘁而撒手人寰。竺可桢的次子，１４岁的竺衡也因缺医少药，患痢疾去世。竺可桢怀着国仇家难，挥泪掩埋了妻子和爱儿，率领浙大１０００多名学子继续迁移。

１９４０年２月，浙大迁到遵义。在遵义，竺可桢和师生一起度过了七年艰苦的岁月。在这七年里，物质十分短缺：“自习桌子很小，用桐油灯照明，灯油不多，有的为多一点自习时间，常两人合点一盏灯以节约用油。三更灯火中，大家都是一双被烟熏过的黑鼻孔。教学和试验用品也很简陋，光线很差，又必须仔细做笔记，用的是土纸和自制的墨水，书写要有较高的技巧才行。”

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没有敌机轰炸，没有奔波劳顿，教学秩序井然有序。竺可桢一面管理学校，一面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从１９３６年４月到１９４４年年底，竺可桢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３９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颇受中外好评。

在竺可桢的感召下，浙大云集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国内名流和年轻有为的教师，他们在破庙陋室中从事科学试验，开展学术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比战前还多，各种学术演讲和学术纪念活动也络绎不绝，如“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讨论会”。

１９４４年４月和１０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两次到遵义参观浙江大学。他对学校进行多方考察，并与各学院教师座谈、交流。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浙大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让李约瑟惊叹不已。李约瑟回国后，于１９４５年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文章，称浙大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冠之以“东方剑桥”的美誉。他说：“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对于浙大学生参与抗日宣传、战地服务、反内战、争民主等活动斗争，竺可桢坚决予以支持。每当掀起学潮的时候，作为校长，他没有迎合当政者的需求，而是一切从保护学生的立场出发。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当时的大学校长中无人能比。１９４９年３月６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校长６０寿辰举行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竺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热情高涨，他们献给校长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浙大保姆”四个字，表达了学子们对老校长深深的敬意。

数学家苏步青说：“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校长。”

老当益壮高山仰

新中国成立前夕，竺可桢致电蒋介石父子，拒绝前去台湾，一个人躲在上海，等待全国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全身心地投入了我国的气象事业，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从１９５７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１９６１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３３种、草本植物２种、动物１１种。观测资料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和内容，都是竺可桢亲自审定过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数单位中断了观测，直至１９７２年才得以恢复。

１９６３年，他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我国物候南北、东西、高度和古今差异的规律及缘由，系统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定律。从我国古代的物候学知识到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他把自己多年来对物候学研究的知识和经验都融入了这本书中。

在这本书中，竺可桢特别着重于物候与农业的关系以及物候知识在农业中的应用。他强调：“我们所需要的是各个地方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物候历或自然历。”在竺可桢的倡议下，１９８３年，我国物候季节划分的标准和物候季节的划分得到了统一，不少省、市都做出了适应本地区的物候历，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物候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１９７３年，这本书再一次增订重印，加入一年内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节。在这一节中，竺可桢认为物候的内因和外因都很复杂，要从遗传学、生理学等方面来寻求物候的奥秘。物候工作大部分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应当在农村广泛开展物候工作，发挥它的作用。

１９６３年，竺可桢在当年第一期的科学大众上的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中发表文章大自然的语言，现被编入中学教材，成为青少年了解物候学的启蒙文章。

气候学是我国一门古老的科学，在我国疆域辽阔的土地上，地形复杂，气候差异很大。竺可桢根据国内新建的少数气象台站网的观测资料，科学地研究我国气候特征，开创了我国区域气候和地方气候的研究先河，先后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中国的亚热带、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等气候研究论文。其中，他写的中国的亚热带一文制定了我国亚热带的指标，结束了当时学界的众说纷纭，至今仍为大家认同。

竺可桢在气候学领域不断开拓，除了区域气候学，农业气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竺可桢深知农业和气候紧密相关。早在１９２２年，他在气象与农业之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发展农业，不能不研究气象。新中国成立后，他特别重视农业气象、农业气候工作，大力支持此类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人才的培养。

１９６４年，他的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一文，详细介绍了我国的气候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利用气候发展农业生产的设想。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高兴，把他请到中南海进行面谈。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１９６１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１９７２年，他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这项研究，大量引用古代物候资料，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一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会长。这个地理学会最早由他和翁文灏、胡焕庸等人在３０年代成立。竺可桢亲自主持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并将其发展成为国际著名的综合性地理科学研究中心。

早在１９２１年，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根据教学需要编撰地学通论，成为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后来，当他赴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也随即建立了史地系，事实上也就是地理系，培养了我国早期的地理人才。

晚年竺可桢

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竺可桢开始关注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１９５６年，竺可桢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的工作重点是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区规划和自然环境资源的考察。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

在担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期间，竺可桢为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倾尽了心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前苏联大量需要橡胶，我国为了对苏联的援助进行回报，于是，准备大规模种植橡胶，并提出在华南地区发展橡胶种植计划。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带领考察队前往华南地区实地考察。考察过程中，他发现华南地区各级政府盲目扩大生产，大量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来种植橡胶，忽略了环境的承受能力。

经过详细的调查，竺可桢向人大提交了雷琼地区考察报告，报告针对“扩大橡胶种植”的计划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建议放弃雷州半岛和粤西地区的橡胶林，而在海南实行橡胶密植。对于牵涉到前苏联需求的橡胶种植计划，当时已属政治问题，竺可桢不惜冒着政治风险，执着地保护环境。幸运的是，国家听取了竺可桢的建议，压缩了华南地区橡胶种植的规模。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先后组织了西藏考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考察，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西北防沙治沙，黑龙江新疆综合考察，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考察，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考察，柴达木盐湖考察等综合考察工作。这些考察为我国地学、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填补了很多项国内空白。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２５个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１００多个单位，１万多人次，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１９５９年，竺可桢沿着包兰铁路，到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进行考察，沿途中，他发现流沙威胁着农田、水渠、公路等设施。他指出要树立治沙的信心，保护好草皮和林带。他说：“干旱地区的雨量虽然少，但是要造林种草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

竺可桢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和向沙漠进军。在他的倡导下，我国设置了六个治沙综合试验站。其中沙坡头试验站在三年内引种成功１２种植物，固定了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座７千米长的沙丘，取得了良好的治沙效果。

在长期的自然资源考察过程中，竺可桢形成了一套经实践检验正确的观点。他曾经这样概括：在任何地区的自然资源中，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对自然界采取措施，必须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违背规律，就会使自然走下坡路。如对于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开发，竺可桢认为，草地只能作为畜牧区，绝不能大面积开垦。否则，肥沃的土壤就要被吹蚀，导致土壤肥力的退化，甚至变为沙荒。竺可桢的这些研究观点，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共同呼吁的“可持续发展”不谋而合，他可谓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先行者。

在竺可桢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开拓发展的资源环境方面的研究体系，已成为我国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基础，随之而来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方法，为我国治理沙漠、水域、山川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８４岁的一代科学大师竺可桢离开了中国这片让他呕心沥血一生的土地。此后的岁月中，他的各种文集陆续出版。而他从１９３６年就开始坚持记录的日记，也结集成册，留给后人一笔巨大的财富。

“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四海东风驰荡，红旗三面辉煌，后来自古要居上，能不发奋图强？”１９６２年，竺可桢以７２岁的高龄入党时，郭沫若写了这样一首诗赠送给他，这是竺可桢一生精神的真实写照。

总结

竺可桢，中国近代气象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一个能管住天气的气象学家。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站，收集整理气象数据，使我国的气象事业逐步走向正轨。

作为卓越气象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他的许多见解，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公认。

如今，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竺可桢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