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陈景润（１９３３—１９９６），出生于福建福州，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１９５７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华罗庚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１９７８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７日，陈景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诱发帕金森氏综合征。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日，因病住院，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６２岁。
陈景润是不幸的，本是青春年华、大好前程，他却饱经忧患、历经坎坷。在北京，他当过中学老师，却因不善言辞，木讷有余而被学校辞退；在福州，他摆过地摊，却因不谙商道，不会经营而穷困潦倒；在大连，他洗过瓶子，却因做着工作，想着数学而无法谋生；他又是幸运的，经历过苦难，才更懂得美好。爱惜人才的王亚南把他重新安排到厦门大学数学系；慧眼识珠的华罗庚让他回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曲折的人生、多变的命运不曾改变他的初衷，在浩瀚的数学王国里，他自由驰骋，被誉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
生平
痴心少年怀揣数学梦
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２日，正值江南梅雨时节，陈景润出生在一个叫胪雷的南方小镇。父亲是一个三等邮政局的局长，母亲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女子。处在动乱年代，日子不很富裕，但也过得有滋有味。
陈景润
陈景润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所以夹在中间的他，难免受到父母的忽略。他生性腼腆、偏内向，透着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平日里他从不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争抢，没事时总爱抱着书，经常看得忘乎所以，就连玩捉迷藏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总是躲在一个别人不易发现的角落，边看书边等待来捉他的人。
童年的陈景润有着乡间孩子的质朴，也有着城里孩子的灵秀，虽然身处动荡年代，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他却始终有书为伴，上学堂、读新书，孜孜不倦。在福州南台工作的父亲把陈景润送到了福州仓上读三一小学，这是所教会学校，有着较好的师资和完善的设备。在这里，少年陈景润仿佛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发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遨游其中，如痴如醉。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福州也难逃此劫，不久就被日本侵略军强占了，小城不再宁静和安逸。为了生存，陈景润兄弟几人随父亲来到了当时偏远破旧的小县城三明。父亲依旧当他的邮政局长，而陈景润却不可能再读教会学校了。三一小学成为过往，迎接他的是一所简陋的学校。但是陈景润却暗自庆幸，连年的战争已让他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他高兴即便这样自己还是可以读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父亲从三明重新回到福州，当一个邮电局的局长，陈景润也一同回来。１９４８年２月，陈景润在三明一中念完了初中，来到了当时的福州名校英华中学读高一春季班。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古木参天、青藤绕窗，曲折蜿蜒的小径、灿若朝霞的凤凰花，西式的教学楼、哥特式的教堂，别有一番神秘的色彩和厚重的感觉。
已是高中生的陈景润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依旧很瘦弱，依旧穿着哥哥不穿的旧衣服，用着哥哥不用的旧文具，依旧有些沉默不善言谈，依旧质朴纯真痴迷于书本。唯一不同的是，他戴了一副断了一条腿的眼镜，因为长期长时间的看书，不注意保护眼睛，患上了近视。一来到学校，他就扎进书堆里，很少和同学们来往，所以当时班上同学戏称他为“ｂｏｏｋｅｒ”，是福州方言中书呆子的译音。
陈景润读高一那年，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沈元教授。当时沈元年轻潇洒博学多才，他是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留英博士。沈元因父亲去世，回福州奔丧。由于正值解放战争，战火连天，形势危急，南北交通暂时中断，只好暂时待在相对安全的福州。英华中学曾是沈元的母校，得知他滞留福州之后，英华中学对他发出了邀请，他决定去英华给那里的学生们教授数学，恰巧走进了陈景润所在的班级。
那天，博学多才的沈元一站在讲台上，马上引起了一片哗然。早在他来讲课之前就有耳闻的同学们，被这位和蔼可亲的年轻老师征服了，他们好奇地、仰慕地看着他，陈景润那双躲在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也离开了书本，细细地打量着他。受过西方教育的沈元显然更知道如何启发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他讲课生动形象，妙趣横生，仿佛每一个单调的公式都变成了鲜活的精灵，听得同学们心驰神往，而陈景润更是陶醉其中。
这群天真烂漫而又刻苦好学的孩子激起了沈元极大的讲课热情。有一次在讲授中学数学的时候，他讲述完偶数、奇数、素数的特性后，似乎意犹未尽，便饶有情趣地讲起了数论中著名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尝试着带领孩子们走进更为幽远的数学之境。
在人们看来数字再平凡不过，一加一等于二谁都会算，可就在这些貌似波澜不惊的数字背后实则隐藏着难以证实的奥妙玄机。１７４２年，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数学现象：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例如１２可以写成５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研究了很久也无法证明，就写信给当时意大利一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忙证明，可是大数学家欧拉付出毕生的心血却没有成功。此后，这道数学难题引起了无数的数学家探索尝试，可２００多年过去了，谁也没有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依旧还是个猜想。
书堆中的陈景润
听完老师的讲解之后，同学们惊讶无比，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难以掩藏一颗颗跃跃欲试的心。而此刻的陈景润还没回过神来，他的思绪早已飘到了那遥远的数学之境。课间休息，几个学习不错的学生向老师夸下海口说，这道题他们小学三年级就接触过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由他们来解决。
看到这帮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什么是巅峰的孩子们，沈元笑了，善意的笑容里包含了太多的关爱和期望，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你们中间有一个同学，他真是了不起，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说大话，他只是记住了老师的那个梦，记住了哥德巴赫猜想。
或许沈元也没想到，当年所谓的梦竟然真的变成了今日的现实。人生总是充满着各种际遇，百态人生或许才是生命的真谛。
陈景润并不是读死书的学生，他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些痴迷。他不仅仅满足于读懂，也从不止步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他通常先把老师讲过的定理、公式推演明白，然后背诵记忆做到烂熟于心。完成老师的作业之后他总会在找一些课外题，享受着成功解题后的喜悦。
从他当年的借书卡上可以看出，当时读高中的他已经开始借阅大学的书，包括大学丛书微积分学、大学丛书达夫物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实用力学等，其中微积分他先后借了两次。当年教过他的陈老师回忆说：“陈景润不仅向我请教初等数学，还经常问一些高等数学有关的问题，还曾向我借阅过日本学者写的微分学问题详解、集合论初论等。”正是这份勤奋和苦读为他日后的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爱因斯坦”
１９４９年秋天，福州终于解放了，一切都换了一个容颜。沉寂了多年的小城，沿街红旗招展，突然一下子热闹起来。那年陈景润１６岁，还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他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朝阳班”，他们被誉为新中国的朝阳，未来的希望。１９５０年夏，高中还没有毕业的陈景润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取了著名的厦门大学数理系。
１７岁的陈景润提着简单的行李，外加一件哥哥送给他的旧大衣来到了学术氛围浓厚、风景优美的厦门大学。当时，数理系入学时只有三个人，后来上一届留下的一个同学插了进来，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班级。今天厦门大学的人类博物馆就是他们当年住的学生宿舍楼，１２３号房间是陈景润当年的宿舍。当时，六个学生一个宿舍，陈景润睡的是下铺。
由于学生少，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教他们。在这种优越的学习环境中，陈景润仿佛是脱缰的野马自由自在地驰骋在知识的原野上。在厦大三年，他没有去过抬头便可望见的鼓浪屿，没有看过一次门票只有５分钱的电影。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是他真实的写照。生活中，他一向节俭，每月只有三四元的伙食费，厦门靠海，海鲜多，价格也便宜，可是他却经常馒头就咸菜。为了减少衣服的磨损，他舍不得用手搓，经常放水里泡一泡，拿出来晾干就穿。在他看来生活越简单越好，他不羡慕别人的新衣服，也不醉心于美味佳肴，无心海边冲浪，也无暇领略美景，在这里唯一能让他陶醉的是浩瀚的数学王国，藏书众多的图书馆。
有一次陈景润吃午饭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头发太长了，心想，得赶紧去理一理，要不别人看见了，还以为自己是个姑娘。于是，他吃完饭赶紧跑到了理发店。中午的理发店，人很多，大家各自拿着一个号牌，排着次序。他一看自己是３８号，心想，轮到自己还得一段时间，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背背外文生词，想着想着他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走出理发店。背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上午看外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弄明白。依照他的个性，不懂的地方就一定要弄懂。他觉得时间尚早，查完再来理发也来得及，起身就往图书馆去。可是他离开没多久，就轮到他了，理发员喊了很久也不见３８号的踪影，而彼时彼刻正在图书馆里的陈景润怎陈景润夫人和丈夫的塑像么可能听得到呢？
当他弄明白正准备起身回去理发时，路过外文阅览室的他又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新书，爱书如命的他一头扎进书堆，直到太阳落山。小小的号码牌静静地躺在他的口袋里，已经没有了用处。
还有一次从食堂出来，天气多变的厦门突然下起了雨。旁边的同学见状纷纷跑了起来，只有陈景润独自一人漫步雨中，从容不迫，怡然自得。看到这种情景，他的同班同学杨锡有些惊讶：“你怕不淋雨吗？”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意识到正在下雨。后来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为厦大的“爱因斯坦”。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侵略者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试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作为前线的厦门，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为了预防不测，厦门大学理工科奉命转移至革命圣地龙岩，最后到了龙岩附近一个叫白土的地方。这里四周是茫茫林海，泉水叮咚、溪水潺潺，质朴的山里人热情地招待了这群读书人。条件依旧简陋，可是教书的先生们却个个博闻强识。
当时数理系的系主任是方德植教授，他亲自讲授“高等微积分”、“高等几何”等基础课程，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经常教导他们要打牢基础知识，勤于练习运算技巧，锻炼逻辑推理能力，同时他还很注重教学方法，经常讲一些古今中外的大数学家的故事以此来激励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另一位是留日归国的李文清教授，教授“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论”。此外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洋教授沙鹏。沙鹏是个法国人，平时和学生们讲英文，因娶了一位福州姑娘为妻便也学会了福州话。沙鹏博学多才，尤其对数论有较深的研究。陈景润了解到这一点，从小就学英语的他便经常向老师请教问题，当然也难免交流受阻，结结巴巴，这时候福州话便派上了大用场。一来二往两个人便熟悉起来，沙鹏也着实喜欢上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于是他们经常一起聊天，一起散步，沙鹏教授毫不吝啬地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
不知道是巧合，亦或上天的安排，李文清教授在日本的时候对日本学者高目贞治所著的初等数论和数论史做过深刻研究，每每谈及数论他总是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有一次他提到了数论史上三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问题、孪生素数问题、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和蔼可亲的老师看着自己四位年轻的学生充满期待地说：“我们班上谁要是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对世界就有了了不起的贡献！”老师的这番话仿佛一股电流划开了陈景润的记忆，想起了在英华读高中时沈元教授的那个梦。龙岩读书的日子固然艰苦，可是也有城里找寻不到的那份宁静和放松，陈景润很快就融入了环境，痴迷地学了起来。
１９５３年，因国家急需人才，陈景润这一届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了。全班四名同学，三个留在了厦门大学，而成绩一直很突出的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老师，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能到北京工作自然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
这光荣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他专业精深、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可是生性内向不善言谈的他，一站到讲台上面对台下的学生就慌了神，仿佛一个孩子茫然不知所措。一直以来他努力钻研的数学在这里并无太大用处，他只需要给学生们讲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他感到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失落，现实照进梦想剩下的只有无奈。最后不善周旋的他被学校给辞退了，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回到老家福州，摆起了小摊。
了解到陈景润的境遇后，爱惜人才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心疼极了。他决定把陈景润带回厦门大学。和数学系的领导商量之后，他们决定让陈景润在系资料室工作。陈景润像难以呼吸的鱼儿终于重新回到海洋，只是经历了这次失业之后他更沉默了，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一看到书就会欣喜的他，在资料室这片圣土里开始自由翱翔，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读了多少书，很难计算也无法计算。他担心夜晚读书开灯太晚影响别人休息，就做了一个黑色的灯罩遮住四溢的灯光。他把厚厚的数学著作一页页拆开分别携带，以便随时随地阅读。青春的年华，美丽的校园总是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恋爱、舞会、游戏、旅游……丰富多彩、摇曳生姿。而陈景润仿佛一个绝缘体，他依旧过的是“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资料室，晚上回到小屋，固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乐此不疲。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主席向知识科技界提出了一个响彻全国的口号“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这犹如一声春雷，给知识界带来了一场久违的甘露。作为南方著名学府，厦门大学也不甘落后，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自己的科研计划。当时数学系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他们甚至提出在１２年内赶上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积淀多年的陈景润则特别引人注目，其实他当时只有２３岁。数学系根据他的具体情况，除了让他在资料室工作外，还特地安排他担任“复变函数论”的助教。这些变化让陈景润兴奋不已，他选择了自己向往多年的数论为切入点，开始钻研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
１９４０年华罗庚大概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堆垒素数论，除了西革尔关于算术数列素数定理未给证明之外，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三角和估计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应用及所有定理的证明，称为数学史的一座丰碑。
为了尽快地把巨著堆垒素数论读懂弄透，陈景润延续了他以前的学习习惯，把板砖厚的书一页页拆开，一字一字地研究。当时和他一起住在勤业斋的人说，只看到陈景润的门一天到晚都关着，偶尔吃饭时能看到他，眨眼的工夫又不见了。其实，他没有出行也不可能远游，只是独自一个待在小屋里一次次地推理，一次次地演算，遍地的草稿子，满脑的数字账，生活对陈景润来说只剩下两个字——数论。
有时候困极了，就和衣而睡，醒来继续研究，当时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残兵败将经常向着厦门开炮，挑衅滋事。有一次，又有敌机突然盘旋在厦门上空，防空警报响起，人们纷纷逃往防空洞，而此时的陈景润却仍然沉醉在自己的数论里，直到全副武装的民警硬生生地命令他撤离，走时，还不忘带上几页书。
陈景润以顽强的毅力和滴水石穿的精神，前后读了３０多遍，几乎倒背如流，终于把华罗庚这本硬骨头般难啃的科学巨著啃完了。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灵感犹如汩汩而流的溪水，陈景润发现可以用第五章的方法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其实他的这个发现就是当时数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他利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华罗庚曾在１９５２年６月份出版的数学学报上发表过等幂和问题解数的研究一文专门讨论，并将其归结为对指数函数积分的估计，但是笔锋一转他又指出：“但至善的指数尚未获得，而成为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而如今所谓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已不再是难题，倾注了这么多年的心血，陈景润终于培育出了成熟的果实——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
激动不已的陈景润把自己这篇论文交给曾经教过他的李文清老师看。看完后，李文清老师同样激动和兴奋，这可是数论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继而把这篇论文交给了华罗庚。华罗庚接到后亦是眼前一亮，他仔细审阅后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数论组的一批年轻人，经过大家反复审阅，证明陈景润的论证没有任何问题。对于这篇论文的水平和价值，数学研究所的专家们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一个数学家一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的发现，就算是幸运的了。华罗庚也十分惊叹于陈景润的才华，转而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待在我身边，反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１９５６年８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这是一个中国数学界元老新秀、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经华罗庚推荐，陈景润也参加了会议，被分到了数论代数组并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４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大会时指出：“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此时陈景润的成果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
回到厦门大学的陈景润，并没有满足于得来的荣誉，而是向着更高的山峰攀爬，在数论上的三角和估计等方面开展研究。不久，他的第二篇论文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不等式，刊登在１９５７年第１期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经过这次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华罗庚记住了那个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的陈景润，慧眼识珠的他推荐陈景润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５７年９月，陈景润调到了北京，开始了他新的研究旅程。
中科院的资历最浅的人
初到研究所的陈景润只是个实习研究员，论资排辈当属小字辈，住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
但是生性内向，习惯了独来独往的他并不善于和别人交往，为了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竟然发现了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于是他开始和舍友协商，希望能把厕所让出来供他一个人用。得到室友们的同意之后，他立马拎起铺盖卷，住进了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两年。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数学所的领导动情地说：“厕所里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天气奇冷无比，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照明又取暖。时到今日也难以想象陈景润当年是以何种姿态，何种精神发挥着他最大的潜力。”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夫……”或许只能这样来解释陈景润超人的意志。
华罗庚与陈景润
解决了“他利问题”后，他决定下一个目标定为华林问题。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数论难题。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曾进行过研究，只有Ｄｉｅｋｓｏｎ解决了ｋ４５以外的最小ｇ（ｋ）。剩下的问题在数论史上仍是一个空白。１９５９年３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关于华林问题的论文华林问题ｇ（５）的估计，再一次弥补了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命运再一次和他开了个玩笑。１９５７年一场“反右”斗争开始，政治舞台上的坎坷开始迅速地波及教育、知识界。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大篇幅地报道了知识分子批判运动的情况，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重点放在华罗庚身上，认为他“毒害青年”。并且很快就烧到了并不懂政治的陈景润身上，指责他走“白专道路”。初到北京的陈景润确实不懂得名目繁多的政治学习，有时候陶醉在数学里便忘了此事，有时候又会认真地闹出了笑话。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单纯得像个孩子的年轻人，却被认为是白专典型。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迷茫、无助、恐惧，让他无所适从。如果说在数学王国里，他是一个聪明高傲的王子，那在政治变革中他则是坐井观天的青蛙，搞不清、弄不懂。面对这一切，他只能承受，和恩师一起接受批判。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作为“小白旗”的陈景润被毫不留情地拔了下来，他被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学数学的陈景润在化学所究竟干了什么，众说纷纭。但是陈景润没有这样一直沉寂下去，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党中央开始主动纠正“左”的错误。１９６２年周恩来主持讨论了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广州会议，华罗庚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调回陈景润的请求，获得了支持。陈景润终于又回到了北京，重新开始他喜欢的数学科研工作。
他越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１９６２年陈景润在第１２期的数学学报上发表了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论证严密，气势非凡，轰动数学界。１９６３年，他又在数学学报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进一步改进了恩师华罗庚的结果。陈景润的速度和魄力，让数学所的同事们有些无可奈何了，他们有的甚至想着要改变研究方向。
几年的科研成果积淀下来，陈景润再次想到了中学时老师讲过的哥德巴赫猜想。大概１９６４年的时候，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向着数论中的明珠进发。当时数学所的大多数人响应上级号召，去农村参加了“四清”。由于陈景润身体太差留了下来，开始了他新的攻坚之旅。
其实，自哥德巴赫猜想提出以来，数学界的攻坚者一直络绎不绝，但是论证的难度异常艰辛，攻坚也好像是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竞赛：１９２０年，挪威数学家布朗首次证明了（９９）；１９２４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哈证明了（７７）；１９３２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６６）；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于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４０年分别证明了（５５）与（４４）；１９５６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３４），同一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３３），１９５７年，王元又证明了（２３）。虽然这些结果犹如星辰熠熠生辉，但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肯定为素数……
１９６３年，潘承洞、巴尔巴恩、王元又都证明了（１４），１９６５年，阿·维诺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数学家朋比尼证明了（１３）。好消息不断传来，与摘到明珠越来越近，但是越是接近就越难，好比登山，到达山顶的那一步就最难迈出的，但是陈景润不怕，他决定向阿·维诺格拉多夫的（１２）发起攻击。
究竟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除了陈景润自己恐怕无人知晓。１９６６年春，满脸倦容的陈景润说他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或者说他得出了世界上距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结果（１２）。整个数学所震动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却要来了，知识界又将遭到一场劫难——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对陈景润的论文是否发表争议颇多。
当时关肇直坚持认为：“我们不发表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将是历史的罪人！”最终，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在１９６６年第１７期科学通报上刊出，虽然在世界数学界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可是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淹没了一切的光辉。此后，科学通报也被迫停刊了，更没有让陈景润想到的是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一夜之间似乎什么都变了，他成了市一级的“牛鬼蛇神”，所谓的科研攻关变得一文不名，甚至连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了唾弃，有人扬言研究什么１２＝３，根本就是领着国家工资研究伪科学！更令陈景润不解的是，这些人中不乏他数学研究所的同事。
从那以后，陈景润被挂上了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牌子上写着他子虚乌有的诸多罪名，连去食堂买饭，都要带着。牌子不大，却犹如一座大山，本来就瘦弱的陈景润更显得弱不禁风。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意志坚强的陈景润，抚平伤口，擦干唾沫，他仍旧在完善哥德巴赫猜想（１２）的论证过程。
他变得更沉默，也更不轻易出门了，完全把自己封闭在小屋内。他的老乡、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林群院士说陈景润不善于申诉，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是一个人忍着。沉默成了他最好的反抗，他用沉默保护着他的恩师，也用沉默不屑于外人的喧嚣，这时候哥德巴赫猜想成了他心灵的唯一的慰藉。
造反派更加疯狂地闯进陈景润的小屋，掀开了他的床板，抢出了他的演算草稿纸，撕毁了他一生的心血。疯狂的他们还不过瘾，就扒了他的衣服，抢去了他省吃俭用攒下了的存折和母亲留给他的金戒指，甚至撕毁了他那把福建产的油纸伞。赤条条瘦骨嶙峋的陈景润被关进了“牛棚”，他的心在滴血，所有的一切都被毁灭了，他肝肠寸断、欲哭无泪，绝望的他一步步走向了窗口纵身而下。
或许是上天怜悯这个单纯善良如孩童般的天才数学家，跳下去的他经过屋檐和杨树的缓冲，安然无恙地落地了，只是大腿擦破了点皮。后来，造反派一直没有抓住陈景润的“罪证”，他又回到了他的小屋，不同的是满屋灰尘的小屋已经面目全非，就连电线也被全部扯断。陈景润只能靠点煤油灯度日，昏黄微弱的灯光下，他那瘦弱多病的身躯委实让人心疼。
有一个陈景润就很了不起
响应时代号召，当时中科院的人绝大部分都去了“五七干校”，而体弱多病的陈景润则被留了下来。陈景润的小屋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只有每晚微弱的灯光尚能证明他的存在。心不死，希望就在。虽然草稿、手稿全被毁了，但是他相信只要有信念，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坚持不懈。于是他又开始驰骋在数论的国度里，夜以继日，不眠不休。
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陈景润整日把自己关在六平方米的小屋，没有人知道四年来，他到底烧了多长的灯芯，也没有人能计算点了多少煤油，人们只知道唯一见到陈景润就是他提着破旧的暖水瓶、拿着斑驳的搪瓷碗去食堂吃饭的情景。
在他封闭的世界里，他总是不忘关心他人，有一次他的一个侄子来看他，他既欣喜又担心，临走的时候不忘叮嘱他，以后少来看他，恐怕影响他的前途。
１９７２年，历经了千难万险的陈景润终于登上了喜马拉雅的巅峰，他创新性地进一步完善地论证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１２，此作与１９６６年的发表的论文相比，简直就是大巫见小巫，如果这是一篇完整的论文，那就是一个论文的摘要。
这时候政治形势已经有所缓和，但是历经批斗和迫害的陈景润为了保护自己的心血，只是和好朋友透露过这件事。后来，经过认真考虑陈景润把这个流光溢彩的作品交给了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当时已经生病的闵教授极其认真地审阅、核查了陈景润的论证，历经三个月的审核，最终闵先生甚为高兴地说：“为了这篇论文，我至少少活了三年。”后来，曾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过程中做出过突出成绩的王元也独立审核了陈景润的论证，写下了“未发现证明错误”的结论，并嘱咐他尽快发表。
１９７３年４月６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第７期刊登了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后来在全院的功过大会上，院副书记武横表扬了这一科研成果，他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此事引起了坐在下面负责报道科技战线新闻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的注意，她随即向坐在旁边人询问，得知这人是“怪人陈景润”。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陈的论文发表后，会轰动世界”，一说“陈命在垂危，亟待抢救”。
同年，中国科学杂志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成绩之和，文章一出确实撼动了世界数学界，国内外的学者一致认为这将是数论中的瑰宝。当时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贝斯特坦在香港中文大学看到了陈景润的文章的复印件，他惊叹不已，视若珍宝，随即编入自己的书中，命名为“陈氏定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领导看到后，要求准备详细的材料报送中央。这一切都被毛泽东主席看到了，他在中科院后来的报送材料上写上了“要抢救”三个字。
４月下旬的一天，关在屋里的陈景润忽听房外脚步匆匆，接着便是咚咚地敲门声，出于往常的惯性，他以为又要出什么事了，决定不开门，结果屋外人高喊：我们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的。此刻的陈景润悲喜交加，竟然热泪盈眶，哭了出来。
毛主席要抢救陈景润的消息传遍了中关村的每一个角落，周恩来得知了这一情况，他审时度势，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于是决定树陈景润做科研攻关的典型，将其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然对于他成为代表，外界的争议也相当多，可是陈景润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当然他不是不爱党、不爱国，他像一个孩子一样，把心灵全部都投入在了数学研究上，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表达着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当接到通知时，陈景润一脸的庄严和肃穆，他早早地准备好自己的行李，包括被子、脸盆以及洗漱用具，来到接待的宾馆。此时，单纯的陈景润才明白原来这些都不用自己带。
１９７５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总理毅然参加了会议，会上总理激情洋溢地描绘了“四个现代化”的蓝图。陈景润也被“四个现代化”的梦想深深地激励着……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总理的身体不容乐观，邓小平代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后的“全面整顿”工作。邓小平十分关注知识分子的遭遇，当时陈景润的事迹传到了邓小平那里，“文化大革命”的残毒让很多人觉得陈景润是典型的“白专分子”、走“白专道路”。可是邓小平明白经历过这场劫难的新中国，人才、知识、科技是多么的重要。
１９７７年，人民文学复刊，召开了一个选题会，恰逢同年９月１８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于是选题自然和科学挂了钩。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编辑们认为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也应该积极响应，有所突破，如果能写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则恰逢其时。写谁、谁写成了这次选题会的主要议题。
这时不知道是谁讲了一则民间流传的故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我们的一位大数学家陈教授。有关方面经过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找到了他，令人惊讶的是竟然谁也不知道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后来，编辑们开始热烈地补充起他们听到的关于陈景润的趣事：他从三楼上跳下去，安然无恙，不愧是数学家选择了一个好的角度；他不爱刷牙不洗脸整天不睡觉；他非常吝啬棉衣里藏着金戒指，可是衣服却总是破破烂烂……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还是决定就写陈景润。可是谁来写呢？又成了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
有人提出来徐迟很合适，虽然他是诗人，但是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成功的人物通讯，其中１９６２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曾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当时的编辑周明开始联系徐迟，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的老先生很是兴奋，但是家人却觉得陈景润争议颇大，还是不写为好。还是徐迟的姐夫，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一锤定音，说：“写！陈氏定理了不起！”
１９７７年的一个秋日，周明陪着徐迟去采访陈景润，那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对于当时的情景，周明记忆犹新：“他非常瘦小，脸上虽然红扑扑的，但却是一种病态的红（大概是因为结核病），我们都穿单衣，他身上却是一件半蓝不灰的中山装，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一个翘在外面，一个窝在里面，头上的棉帽歪戴着，两个护耳，一前一后地耷拉着，确实是个怪人，挺邋遢的。”陈景润显得很冷的样子，手插在袖子里，有点心不在焉地说：“哦，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然后就一直重复自己很高兴，并强调不要写他，还是多写写老前辈、老科学家。徐迟笑了，告诉有点紧张的陈景润说，我不是写你，我来写数学界。这时的陈景润才算是松了一口气，释然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于是他们俩随意聊了起来。
历经磨难的陈景润说话总是夹着报纸上的套话，但是他那种心不在焉和恍惚的神情，让徐迟觉得：陈景润并没有生活在政治中，他单纯地活在数学王国里。徐迟忍不住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此后徐迟开始外围采访，为再次走进陈景润做好准备。
有备而来的徐迟在他们第二次见面时抛出三个问题，陈景润也不像第一次时那么羞于开口，他的话多起来。他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照猫画虎地描了下来，后来，公式出现在了文章的开篇。
第三次采访陈景润是周明徐迟和李尚杰一起策划，因为陈景润几乎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小屋。于是三人先一同上了８８号楼，老李是中科研的领导陈景润不得不开门。就这样过了十分钟周明和徐迟才去敲门，只说找李书记有急事。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时，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急忙挤进了这个六平方米的小屋。眼前的一切让两个人震惊了，一张单人床，床上蚊帐包着的褥子；墙角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着他的换洗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这就是陈景润日日夜夜待着的小屋。
源于心灵的写作总是让人震撼，徐迟文思泉涌、激情迸发，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当然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家也在较为敏感的地方做过文学的处理。１９７８年１月号头条人民文学刊发哥德巴赫猜想。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中国大地上刮起了“陈景润旋风”，很多人把投身于科学当成自己的毕生理想。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说，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从此，他们走进了文学画廊。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陈景润应邀参加，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经过“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知识分子们重新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阳光洒满心田。在会上，邓小平高度肯定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的一句“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不知道打湿了多少知识分子的眼眶，很少流泪的陈景润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报告结束后，邓小平亲自接见了这位有特殊贡献的数学家，他激动地说：“有一个陈景润，就了不起！”此后，邓小平持续不断地关心他、爱护他……
１９８４年４月的一天，陈景润由于被撞倒昏迷，送到医院后，被诊断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征。几个月后，陈景润在去开会的途中，再次摔倒昏迷，从此，生活一直需要人护理。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日，陈景润逝世，他的妻子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总结
陈景润是我国著名数学家，他发表的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１２”），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而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之为陈氏定理。
陈景润这一研究成果的问世，轰动了世界，也使世界对中国人有了新认识。陈景润的这一发现，意义是重大的，不仅攻克了世界级的难题，也开创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里程碑。为此，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为的就是纪念陈景润这位有点木讷、有点笨拙的伟大数学家。
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有着非凡头脑的数学家，在２００９年９月的时候，陈景润被评为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的确，陈景润不仅是２００９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而且还会是以后几个世纪感动中国的人物。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