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吉鸿昌（１８９５—１９３４），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父亲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１９１３年秋天，不满１８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１９３０年９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任第２２路军总指挥兼第３０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４日，经蒋介石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

吉鸿昌

生平

吉鸿昌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１８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就帮助父亲劈柴，担水，在茶馆里打杂。为了糊口，还要拾柴，拾庄稼，或是在镇上提篮叫卖烟丝。冬季农闲季节，他时常和一些岁数，搭伙做些纸糊的小玩意，拿到集市上去卖；到了夏天，又率领这些孩子在夜晚捕捉蝎子卖给药材店，以补贴家用。镇上的穷孩子都非常喜欢他，尊重他，有事请他帮忙。吉鸿昌身上所特有的勇于负重、敢作敢为的气质，幼年时代就常受到乡邻的称道。

在那样的年头，不管人们多么勤奋，生活总是很苦，总没办法填饱肚子。可是，“人穷志不穷”，吉鸿昌因受父亲家教的影响，再加困苦生活的磨炼，自幼就刚直倔强，很有骨气，从来不肯向地主老财和恶势力低头。

有一年端午节，吕潭镇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镇上几家大地主，在镇子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搭起大棚，吃酒唱戏，寻欢作乐，显示威风。他们还支起一个秋千架，高悬一个纸包，让狗腿子当场宣称：如果谁能打秋千上去，拿到那个纸包，里面的“点心”就全归他，另外再送五块大洋。

半天没人理会，有几个农村来的穷孩子，不知底细，想试一试。结果谁也没有打那么高，反被狗腿子一顿臭骂。

爱打抱不平的吉鸿昌行经这里，看到这种情景，为了给穷哥们争这口气，立即拨开众人，腾身上去，秋千几乎荡平，伸手就把纸包抓到手里。吉鸿昌一下秋千，狗腿子就跑上来嘲弄，要他快把纸包里的“点心”吃掉。吉鸿昌骂道：“谁稀罕你们的臭东西！”顺手就把纸包摔得粉碎，露出里面装的驴粪。

吉鸿昌一见，怒火千丈，两眼圆瞪，愤怒地盯着地主的狗腿子，把对方逼得连连后退。他随即抓起地上的驴粪，突然冲到地主桌前，劈头盖脑地向地主砸去，弄得地主脸上、桌上、杯盘里都是驴粪。

看热闹的人，齐声喝彩称快。

地主恼羞成怒，忙令狗腿子上来揪他。

吉鸿昌毫不畏惧，将先上来的两人打翻在地，后边的迟疑不敢近前。在场群众见地主要抓人，都围上来护着他。地主感到众怒难犯，只好悻悻地溜走了。

１９０９年春，吉鸿昌到扶沟城里进一家名叫松盛楼的首饰店学做银匠。他在这里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操劳繁重，难得一饱。老板不顾徒工死活，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因受毒物腐蚀，他的双手常被弄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到了冬天，缺衣少穿手脚冻得裂口流血；一年四季都没被褥，冷天就睡在煤火台上取暖。有一次，他身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也被烧着了。后因这家生意倒闭，他又回到家里。

１９１１年，吉鸿昌独自跑了一百多里路，来到贾鲁河与颍河交接点的周家口，又进一家名叫增盛合的杂货行当学徒。俗话说得好：“天下乌鸦一般黑”，杂货行的学徒生活并不比首饰店好。老板见他粗壮有力，除要他在店铺里面忙做生意，还给他增加了很多繁重的体力活，像拉水、劈柴、做饭、喂猪，等等。不但老板斥骂毒打，还要受老板娘的责罚凌辱。这使性格耿直的鸿昌非常恼恨，难以忍受。

吉鸿昌到周家口这一年，正当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袁世凯为了实现做皇帝的梦想，到处招兵买马，极力扩编军队，以增强北洋军阀的羽翼。

１９１３年８月，冯玉祥前来郾城招募新兵，扩展其“备补军”。１８岁的吉鸿昌，不堪忍受学徒生活的煎熬，只身逃出投军。这时的冯玉祥雄心勃勃，图谋自成系统。他对所招募的新兵，挑选比较严格，提出的招募条件是：出身劳动阶层，年轻力壮，品行端正，思想开通。冯玉祥常说，他挑兵光要土里土气的壮小伙子，油腔滑调的坚决不要。招募人员检验新兵的时候，总先摸手掌上有没有厚茧子，凡是手无老茧的一概不收。

吉鸿昌来到郾城城关，在一家小客店门前的敞棚外面，看到一根杆子上挑着的“招募新兵”的白幛，旁边一个戴着红箍圈大顶军帽的士兵，正朝街上的行人喊着：“招募新兵！招募新兵！大白米，细洋面，一月管饷六块半……”他便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跟在一行年轻人后面接受检验。

招募人员见吉鸿昌相貌堂堂，宽脸膛，大眼睛，宽背阔肩，体格魁伟，谈吐忠实厚诚，一验就选中了。这样，吉鸿昌便开始了军旅生涯。

１９１５年秋，冯部回驻西安，每日早晨练兵前，冯玉祥总要坐于司令台上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台下官兵便齐声喊：“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一天早上，冯玉祥又这样问。话刚落音，只听得吉鸿昌答道：“我们是洋人的军队！”

顿时，全场大骇。

冯玉祥也很震惊。卫兵将吉鸿昌揪至台前，冯玉祥问：“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

吉鸿昌答道：“听洋人的话，替洋人打仗，信洋教，为啥不是洋人军队！”

冯玉祥又问：“你这小伙子，难道你不怕洋人吗？”

吉鸿昌答：“我们都是中国人，干吗要怕洋人？要使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就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冯玉祥很赞赏，问其姓名。第二天冯玉祥挑选了精壮士兵数十人，成立学兵连，让吉鸿昌也到学兵连学习。

吉鸿昌以后更加吃苦耐劳，打仗勇敢机智。１９１７年，吉鸿昌被提拔为手枪队的连长。

１９２０年５月，当时只有２５岁的吉鸿昌已经升任营长，这时，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他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含着热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做官即不许发财”７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吉鸿昌的碗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

自此，吉鸿昌就将那只写有“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带在身边，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应如何为人处世。

１９２４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吉鸿昌被调到北京驻防。部队改称国民军。第二年段祺瑞政府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将西北各省划归国民军管辖，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

１９２６年，吉鸿昌带兵救援甘肃，任第二师五旅旅长。他抱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志向，部队佩戴着白底红字的臂章，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士兵常为老百姓干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吉鸿昌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在家乡办了一所学校，使平民子弟有入学的机会。

同年９月，冯玉祥组织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部为西北军的先锋，从兰州出发。首先赶到西安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解了西安之围。五旅编为十九师，吉鸿昌任师长。他率部继续东进河南，取洛阳，克巩县，强渡黄河，占领新乡，一路打了许多胜仗，十九师被誉为“铁军”，吉鸿昌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１９２９年，吉鸿昌任第十军军长，他赶走原宁夏省主席门致中，自己兼任宁夏省主席。当时他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这样几句话：“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动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民众需要。”他以此作为座右铭。试图“化剑戟为农器，舍破坏丽生产”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还自任开发大西北的总指挥，决心做一番事业。他经常对属下说：“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

蒋、冯、阎军阀混战于１９３０年爆发。在此前已改任第十一师师长的吉鸿昌，被调往前线，打破了他开发西北的梦想。对于内战他并不情愿，但仍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的意识努力作战。在这场战争中，西北军失败，冯玉祥下野。蒋介石企图拉拢吉鸿昌，委他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调往河南信阳。

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遣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一带的红军。为了解苏区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吉鸿昌化装进入苏区调查，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启发。

吉鸿昌回到部队后，他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让部队在苏区周围绕圈子，还编造假捷报，上报蒋介石。

吉鸿昌的下级军官中，有的被蒋介石派往二十二路军监视吉鸿昌的特务冷欣收买，将吉鸿昌的做法报告给冷欣。蒋介石接到冷欣的密报，急调陈诚等十几个师的兵力近逼吉部。

１９３１年８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蒋介石强令他“去出国考察”。在出国前夕，“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请缨杀敌，未被批准。９月２３日，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受难的祖国，登上一艘美国轮船，开始了海外的流亡生活。

吉鸿昌抱着“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的决心，先后在欧美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并写成环球视察记一书。考察期间，他向广大华侨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激励侨胞做抗日救国的后盾。

那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中华民族，在许多西方人的眼里，就是“劣等民族”的同义词，国家不富强，人民也直不起腰。许多海外华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卑。而吉鸿昌却以自己的行动唤醒了中华儿女的自信。

有一天，吉鸿昌穿着军装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拦住他，故意问道：“你是日本人吧？”吉鸿昌却说：“不，我是中国人！”

又一天，吉鸿昌到邮局邮寄包裹。邮局的人问他：“你是哪国人？”

吉鸿昌骄傲地回答：“我是中国人！”

对方带着奚落的口气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随行的工作人员也埋怨他不该说自己是中国人。

吉鸿昌听了怒不可遏，大声斥责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接连受到的侮辱，让吉鸿昌很气愤。他严肃地说：“侮辱我吉鸿昌本人，我并不在乎，但我们是代表中国到美国来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

吉鸿昌随后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注上英文。他戴着这块牌子，挺着胸膛，昂首阔步地穿过围观的人群，显示出中华民族的骄傲。

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消息传到国外，吉鸿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爱国的热情，立即乘船归国。２月２８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北上天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１９３２年４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

８月间，吉鸿昌到了湖北策动旧部起义。这时军官们多数被蒋介石收买，他带领三十师的一个旅奔向苏区，中途遭到敌人的阻击，只有吉鸿昌和少数人突围。到苏区后，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热情接待。

不久，吉鸿昌又返回天津，积极组织抗日军队，他毁家纾难，拿出六万元购买军火。同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

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冯玉祥就职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以及北路前敌总指挥，实现了他多年来抗日救国的心愿。他率领同盟军驰骋战场，英勇杀敌，很快收复了康保、保昌等城。

吉鸿昌与同事

同年７月５日，吉鸿昌在沽源附近大柳树村召集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开会，决定分三路进攻日伪军重兵把守的多伦。７日，吉鸿昌指挥各路向多伦进军，节节胜利。１０日，包围了多伦。可是多伦城池坚固，敌人火力猛烈，进攻受阻。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勇猛登城三次，均未成功。１２日吉鸿昌暗遣副官刘亨香、马国栋率精兵四十余人，乔装潜入城内。入夜，吉鸿昌指挥全线猛攻，并袒臂冲锋在前，同盟军里应外合，经三小时激战，攻克多伦。

在党的领导下，吉鸿昌再度广泛联络抗日反蒋的力量，为重建抗日武装而奔走。５月，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担任党组织领导成员。他的住宅——天津法租界霞飞路四十号，成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还设有秘密印刷所。大同盟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就是在这里印出的。同志们称他的住处为“红楼”。

以后，这里被特务发现，他又在国民饭店开了房间，作为联络点。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９日晚，吉鸿昌在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同广西李宗仁派来的代表秘密会谈，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枪击，吉鸿昌胳臂受伤，当即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随后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关进陆军监狱。

党组织多方营救吉鸿昌，他的部队准备在吉鸿昌押往北平的途中劫车。吉鸿昌得知后要求停止劫车行动，认为这种冒险行为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１１月２２日，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北平。

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仍然是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吉鸿昌刚下火车，就有军分会的一个名叫祝士勒的上校军官，拿了一份写有“立即处决”字句的电报递给他看。

吉鸿昌看过电报，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说：“你们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吗？赶快收回去吧，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有没有这份电报，对我说来都一样！”

吉鸿昌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动手就请快些，也好弄几个赏钱花花！”

敌人讨了没趣，便将他关进东直门内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第二天，何应钦就迫不及待地亲自组织对吉鸿昌的“军法会审”。这是一场亲日派反对抗日派的最卑鄙无耻的审判。

经受过酷刑的吉鸿昌被押解到法庭上，神情镇定地屹立在被告席上。尽管肩膀上刚刚受过伤，连续遭受酷刑的折磨，但他仍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审判官看看面前摊开的卷宗，望了吉鸿昌一眼，随即色厉内荏地大声喊道：

“吉鸿昌，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快招出你们的秘密来！”

挺身站着的吉鸿昌不假思索，马上高声回答：“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四万万人民的事情，是最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秘密？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人人应知，人人能知的事情，哪里会有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这班狗奴才，祸国殃民，残内媚外，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这才有秘密，才见不得人。”

吉鸿昌把敌人骂得低下头去，他随即乘胜追击，在敌人的法庭上侃侃而谈，畅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的抗日决心，他在察北亲率民众抗日同盟军杀敌的经过。

吉鸿昌说到兴奋处，不禁慷慨流涕，听者都很感动。他还解开上衣，露出身上的刀伤弹痕和遍体鞭伤：这里的枪伤，还留着多伦城下日本强盗的子弹；这一块块刀疤，是被国民党军队在长城外勾结日军包围打击同盟军留下的；这一道道鞭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监狱中对他舍死求生，不分昼夜地奔走呼号、宣传抗日的报偿！吉鸿昌指着胸脯上的伤疤告诉敌人：“看！这就是我仅有的一点‘秘密’，是你们军队勾结日本鬼子给我留下的‘纪念’！”

审判官被他弄得张口结舌，半天讲不出话来，突然恼羞成怒地厉声问道：“不要拿抗日来掩饰你的罪过。你抗日就抗日好了，为什么要反蒋？作为一个军人，难道你不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吗？”

看到敌人处境尴尬，神态沮丧，吉鸿昌满心高兴，不禁发出冷笑，带着讽刺的口吻回答说：“我吉鸿昌要救国，蒋介石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救国而讨蒋；我吉鸿昌要抗日，蒋介石迫害抗日，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所以我的军队就叫抗日讨蒋军，这还不是名正言顺吗？难道说，你能指出来蒋介石有一点抗日行动，或者有一点容许他人抗日的意思吗？就拿你来说吧，假如你还有一点儿中国人的味道，请你们扪心自问，也不能不反蒋吧？”

审判官又急忙改换话题问道：“那么，你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呢？你抗日好了，为什么加入这个‘危害民国’的共产．党呢？看，我们这里有张证明你早已加入共产．党的字据，你可不要想抵赖！”

吉鸿昌听完敌人这段话，他的神态更加轩昂，急忙跨前一步，气呼呼地指着敌人质问：“你说，我干吗要抵赖！你说，你说……”

审判官心慌意乱，不晓得该怎样答话。

吉鸿昌微微一笑：“看你也回答不上来！”这个时候，他显得格外威严镇定，又以雄壮而果敢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讲道：

“对，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动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这正是我不同于中国一般流俗军人所在。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授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这正是党的意志。你们说我们共产．党是‘危害民国’这完全是无耻的诬蔑！到底是谁‘危害民国’？试问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的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三省，断送了热河、察哈尔，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贪污枉法的政治，你们的残暴专横的措施，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真心爱国家，为人民，在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时候，举起革命的大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要保护民国！”

这个时候，审判官瞠目相视，茫然失措。吉鸿昌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陈词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吉鸿昌越说越激动，越讲越气愤。处于窘境的审判官，多次想从被动中解脱出来，始终没能得逞。敌人眼看着“犯人”竟然成了审判者，自己倒变成了被审者，理屈词穷，为了封住这张锋利的嘴巴，转而对他施加酷刑，幻想逼他屈服。但是，不管敌人加给他的非刑拷打有多么重，他都没有叫过一句苦，没喊过一声痛。

连当场值勤的国民党士兵都敬佩地说：“从来没瞧见过这样的硬汉子！”

审判结束后，吉鸿昌知道自己已经濒临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仍然继续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救国的大义，希望大家出狱后，能够奋起抗日杀敌。吉鸿昌说：“我就要和大家分手了，我要在死以前，把抗日的道理再和你们谈谈。”他向同狱的难友讲了抗日的道理，讲了共产．党的政策，还讲了他为什么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把嗓子都说哑了，仍在不停地讲。好多人都被感动得哭了。最后他把自己贴身的金壳表取出来，让典狱长帮他卖掉，置办一些较好的饭菜，给同监的难友吃。他说：“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出狱就可以去抗日了！”

审判官把审讯的结果向何应钦报告，正逢蒋介石令何应钦将吉鸿昌和任应歧处死的电报来到，何应钦急用朱笔在卷上批道：“立枪决”。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在殉难的这天早上，吉鸿昌显得异常镇静安详。就在从容就义的前几小时，他向敌人要来笔墨和信纸，写下了一封遗书。他的笔力仍是那么苍劲。在这封遗书里，他写下了自己迂回曲折然而终于走向真理道路的一生，历述了蒋介石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

在吉鸿昌殉难之前，他曾托监刑官将这封遗书转交给夫人胡鸿霞，以便由她转送到党组织的手里。监刑官却把它递交给何应钦。何贼看毕，两手发抖，面色铁青，立时把这封正义凛然的遗书扔进火炉里去。

这天上午他还写了三封短信，分致他的夫人、兄弟和朋友。后来这几封信辗转到了吉夫人手里。信中勉励家中人要很好地团结，生活下去，指引他们继续为革命奔走。他在给吉夫人的遗书里面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于伤悲，因还有儿女待你照应。”遗书再三叮嘱让儿女们努力读书，“以成有用之才”。在致亲友的信里，他还念念不忘生前捐资创办为故乡“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的学校，希望他们尽力支持下去。

当日１３时３０分，最后的时刻到了，吉鸿昌慢慢地披上斗篷，宛若平时从家里出远门似的，走出阴黯的牢房，沉静缓慢地走着，昂首仰视着布满阴霾的天空，大踏步走向陆军东场院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在刑场上他以手指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浩然正气的诗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写毕，步子迈得更快了。同他一起就义的任应歧，忽然抢上一步对他说：“我死了倒没有什么，你死了太可惜了，国家正用着你啊！”

吉鸿昌回过头来，见任应歧满面泪痕，皱起眉头，抱怨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别让他们小看了咱们！”

任应歧擦了擦眼泪，走上前去，枪声响了，任应歧应声倒在地上。

吉鸿昌把头一摆，朝特务招招手：“这样死可不行！告诉你们，我为抗日而死，堂堂正正，决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接着喝令特务：“给我搬张椅子来！”

特务们不敢违拗，便把椅子搬了来。

吉鸿昌坐下后，行刑的特务绕到他的身后。吉鸿昌转过头来，把手一挥说：“这不行！我为抗日而死，一生行为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特务发起抖来，颤声问道：“那您说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看你们怎样打死我！”

特务迟疑地绕到前面，躲过他的逼视，右手颤巍巍地举起手来……

在这一刹那间，吉鸿昌瞪起了两只大眼睛，高举起拳头，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大声喊道：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喊声，震撼得敌人在颤抖。

共产．党员、民族英雄吉鸿昌就这样英勇就义了，年仅３９岁。

总结

吉鸿昌是一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伟大的爱国者。七十多年前的中国，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侵略我国和蒋介石政府“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时代。那时，蒋介石只想消灭红军，而不去抗日，于是要他手下的军队“围剿”红军。吉鸿昌坚决反对主张“枪口不对内”，结果被解除军权。在以后几年中，他积极宣传抗日，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冯玉祥一起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把日本赶出察哈尔；他还变卖家产，一次就捐出六万银元支持抗日部队。这些事反映出吉鸿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在战争年代我们就能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英勇奋战；在和平年代，我们就能为艰苦奋斗为祖国的富强昌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我们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永远都要认真学习吉鸿昌的爱国主义精神。

吉鸿昌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不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且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反对任何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吉鸿昌在刑场上，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在这首诗里，吉鸿昌对没能战死在抗日战场上，而做了卖国贼的刀下鬼，深为遗憾。他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是无罪的，因此在就义前，他提出，决不跪着死和死后决不爬下，因此不能从他背后开枪，只能对着他的脸开枪，这表明了吉鸿昌决不屈服于反动势力、英勇的大无畏精神。现在，日本的右派势力，妄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要坚决反对，并学习和继承吉鸿昌的这种精神，为反对任何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吉鸿昌将军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我们要刻苦学习，自强不息，将吉鸿昌那种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精神镌刻在心中，时刻准备着，为辉煌的未来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