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彭湃（１８９６—１９２９），乳名天泉，原名彭汉育，曾用过王子安、孟安等化名，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年年初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早年在海丰第一高等小学、海丰中学、广州广府中学等校读书。１９１７年夏去日本求学，其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１９２１年回到广州，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同时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同年１０月在海丰县赤山建立中国第一个农会。１９２３年元旦，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１９２３年７月至１９２５年年底，在广州举办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第一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参加两次东征。１９２５年５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副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任区委委员，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兼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１９２７年３月到武汉农讲所工作。５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缺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１月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任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７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冬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４日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８月３０日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４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仅３３岁。
生平
彭湃
１８９６年，在那辽阔无垠的南海畔海丰城，诞生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始人彭湃。儿时的彭湃生活得惬意无忧，富足的家庭让他从小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从读小学开始，祖父便很关心彭湃的学业。每天放学回来，他必定要检查功课，彭湃总是对答如流。彭湃１２岁那年，在海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而那时的祖父想选择聪明的小彭湃作为彭家继承人，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想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那种舒适日子的人。而彭湃却不愿收租，只想靠自己种田过日子。
时光如梭，１８岁那年，彭湃考上了县立海丰中学。入学那天，彭湃觉得什么都新鲜。学校的环境是幽静的，背面靠山，三面环田。山上百树成荫，田园菜花飘香，蜂唱蝶舞，鸟儿啁啾，令人陶醉。彭湃喜欢这优美的环境，但他更喜欢的却是那间藏书万卷的图书馆和后山坡上的方饭亭。开学以后，彭湃经常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到方饭亭去瞻仰文天祥遗像，朗读这位民族英雄留存后世的文章和诗词。读到诗人在敌人威迫下，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的铿锵诗句时，他感情激越，热血在胸中翻滚，英雄的高大形象陡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他心里也很激动，暗暗下决心要做个像先烈们一样的爱国者。
有一天，澎湃对同学们说：“我想把大家组织起来，一道读书读报，学习时事，评论政局，写文章，做宣传，这样多好啊！而且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群进会’。你们看怎么样？”
同学们觉得彭湃说得有情有理，大家都没有异议，名称就这样通过了。最后由陈复担任群进会会长。
这年十月，海丰发生了一场反对林干才统领的斗争，群进会的同学立即被这场风暴卷了进去。这林干才是广东省都督的爪牙，派他来海陆丰当清乡统领，就是要他来镇压反清的革命党人的。
当时，陈月波是海丰城内最反动的劣绅，一贯维护旧礼教，欺压百姓。年初，他无理霸占了刘福田的墓地。这刘福田是当时海丰反清复明秘密组织东成五党的头目，平日里恨透了陈月波，这次墓地被挖他哪里肯依。等到陈月波修好了祖坟，便带领村民去挖陈月波的祖坟。
陈月波自然不肯罢休，以族长身份跑回老家东笏，煽动村民起来与他一起械斗。
林干才这家伙为了急于讨功，正愁找不到开刀的对象，听到陈月波这么一禀报，喜形于色，当即走出公案台，两个家伙一前一后躲入内室密谋去了。
为了摧毁林干才的嚣张气焰，彭湃便领着人去砸别人为他塑的石像。但石头太坚硬了，彭湃伸出手来把石像的头部摸了摸，忽然喜上心头，便左手按住凿子对着石像鼻梁，右手挥起斧头，用力朝凿子猛敲下去，“嘭！嘭！嘭！”连击三下，石鼻“咔嚓”飞掉了。然而，彭湃因砸烂林干才统领石像，被牵连进了跟劣绅陈月波的官司。
经过许多周折，官司终于算是打赢了。
那个年代的广州正在大兴新学，一些中学开设了物理、化学等新的课程。有许多青年为了复兴祖国，千里迢迢到日本和法国去留学。彭湃也动了心，便在日本留学的人士的资助下，从广州转香港，乘搭轮船去了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
在彭湃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北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祖国处在危亡之中。彭湃和许多爱国志士终日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奔波，彭湃是留日学生中对革命十分活跃的人。不久，他当选为广东留日同学组织的领导人。
１９１９年１月，一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和会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合谋强迫中国代表承认它在山东胶州湾和青岛的永久的权益。消息传来，留日学生悲愤跺足，一齐起来反对巴黎和约。这件事导致彭湃连日来饮食无味，夜难成眠，适时在考虑对策。
叛贼章宗祥要在第二天回国述职的消息，留日总会知道后，决定采取行动，秘密通知彭湃、黄霖生等６０多位同学到火车站去斗争这个卖国贼。他们一大早分别化装成旅客或送客的亲属潜入火车站，演出了一出痛打卖国贼的好戏。
留日学生痛打中国公使的消息，一下子轰动了东京。日本当局又急又恨，怕事态发展下去不好收拾，于是，他们暗中策划了一个报复的行动。在５月７日，留日学生召开了反对巴黎和约的集会结束后，三四千名学生分成五路纵队上街游行。在游行队伍经过的大街上，日本当局派了很多军警监视着。
彭湃发现气氛不对，便跳上一个台阶，鼓舞同学们说：
“国难当头，我们要做救亡先锋，让我们用自己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
说罢，彭湃跳下台阶，冲到队伍的最前列，从高个子杨嗣震手中接过大旗，向前挺进。
游行的队伍从大街转往一条横道，突然从两旁巷口冲出一队手拿棍棒的军警，不由分说，对着手无寸铁的留日学生乱打起来，当场有好几个同学被打伤了。彭湃和总部的几位领导人立即组织同学进行反击。一场镇压与反镇压的激烈搏斗开始了。他们并肩向前，后面有许多同学陆续跟了上来。大旗在挺进，同学们手挽着手汇集成队，跟着红旗向前挺进！
队伍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有几个总会负责人和同学被捕了。但是此时没有人中途退却，负伤的同学忍着伤痛，也跟着继续前进。这支游行队伍没走出多远，迎面又有一队军警挡住了去路。这些军警荷枪实弹，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学生。
彭湃气得眼睛里直冒火。这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一定要冲过去，他们要开枪，就让第一颗子弹穿过我的身躯吧！彭湃掉转头去看了看，后面的队伍整齐不乱，大伙儿唱着救亡歌曲，喊着口号，个个面无惧色。彭湃心想，这样顽强的队伍，这样无畏的同学，不是帝国主义的警棍所能吓倒的，冲过去，一定要冲过去。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空气在凝固，人们的心也在紧缩。眼看就在咫尺之间了，那个小头目忙朝天空开了一枪，以示警告。彭湃手执旗杆左扫右挡，在前头开路。他几次被军警围住，浑身上下不知挨过多少警棍和枪托，脸上的鲜血直往下淌。这时的彭湃像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横冲直闯，率先踏出一条道路。后面的同学们像潮水一般卷了过来，军警们被冲得连连后退。
经过了大半天激战，同学们陆续回到住地。当天夜里，彭湃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白天帝国主义残酷镇压学生的情景，又一幅幅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忍耐不住了，眼泪潮涌似的夺眶而出，他要永远记住这民族仇恨，奋起雪恨救亡。
１９２０年春，彭湃从日本留学毕业归来，便去了离海城不到七八里地的赤山约农村，尽管北京大学要留他当教授，广州也有人想留他在省城工作，但他哪里也不去，却偏偏要回海丰家乡做农运工作。彭湃就是这样一个脾气，凡已认定了的事情，他从不轻易改变。
彭湃回到海丰，深感搞农运没有干部，就想从培养青年入手，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社，吸收一批先进青年来学习，其中有中学时群进会的同学。后来陈炯明想笼络他，委他当了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起初不想干，后来一想，这个阵地是培养干部的场所，便答应了。
上任的第一天，彭湃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贴上一副对联：
“漫天撒下自由种，倚看将来爆发时。”
但彭湃失算了。地主劣绅们哪容许他们这样做，写黑状、打报告、一封封告到反动军阀陈炯明那里，一道命令下来，便把彭湃撤职了。
这种打击对一般人来说是致命的。但彭湃从青年时候起，就没有向恶势力低过头，也从没有在困难面前哀声叹气过。他要向着他的理想前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现在他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决心下到农村的。
第二天黎明，彭湃穿上跟长工借来的那套补着补丁的粗布衣服，头戴竹笠，赤着脚板，下乡去了。彭湃觉得只要抱着迎难而上的坚定信念，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宣传，并以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崇高道德威信感化民众，获得民众的认同，激发起他们的阶级觉悟，革命激情最终便会以排山倒海之势迸发出来。
彭湃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这次农民们没存着太大的戒心了，使彭湃收获不小。他从农民把他当作收捐佬，躲避他，到把他当作庄稼人，亲近他，给他提供情况，出主意，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变化啊。彭湃告辞了乡亲，脚底生风地赶回家去。
彭湃一脚踏进门槛，正要向妻子蔡素屏报告今天的成绩，妻子没等他开口便扑了上来哭倒在他的怀里，把彭湃弄糊涂了。彭湃一时找不出个头绪。他觉得应该跟妻子说清楚，让她有个思想准备，便说：“我下乡搞农运，是要唤起千百万农民起来摧倒这个人压迫人的制度，让农民个个都过上好日子。这是一场革命。地主老爷们，包括我们的大哥哥他们当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扬言要和我持刀相见，也是说出了心里话。你别害怕，几个地主绅士，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说起彭湃的妻子，当初是在封建家庭的支持下成婚的，他虽然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但他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地帮助她进行思想改造，使她摆脱封建的枷锁，锻炼成为一个有能力参与社会活动的新人。彭湃对妻子不仅温柔体贴，而且鼓励她学习文化，他们纯真的爱情成为传颂一时的佳话。
而这次分家风波是哥哥彭银被地主劣绅们暗中挑动起来的，这是多么阴险毒辣。彭湃无法再忍受了，他恨不得把这个地主家庭一脚踢翻，跟一贯反对他的大哥拼个人仰马翻。他怒冲冲地走出寝室。
彭湃来到大厅上，看见许多家人都在场。他转念一想，这个家庭也并非铁板一块，也还有同情自己的人，要慎重从事，争取把这场分家风波，变为一场说理的斗争，争取一些弟妹站过来才好。
想到这里，彭湃尽量压制着冲动的感情，出人意料地用一种平静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
“千万农民永远受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所以，我们家中每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青年，都要起来和贫苦农民一道破坏这个封建制度。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自甘以农民为友，被你们当作疯子的主要原因。”
分家后的第二天，彭湃仍旧去下乡继续对农民进行宣传。好像所谓的造谣攻击，家庭的风波和分裂，对他都毫无影响似的。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这些天的风风雨雨，不只在思想上给他施加沉重的压力，在心灵上也留下了道道的伤痕。这几天晚上他几乎通宵达旦没合眼。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了回国后的种种事情，从教育局长到下乡以后的各种困难和打击，几乎每前进一步都有重重的阻力，都有几只带血的魔爪向他扑来。
彭湃又同往日一样下乡去找歇脚的农民谈心、讲故事，等到聚集的人多了，他仍然以演讲的形式，指控地主剥削的罪行和讲解农民的痛苦。不过，今天还增加了一个有趣的节目——留声机。别小看这个带喇叭嘴的笨家伙，在当年还是个新鲜的玩意儿。海陆丰农民还没有欣赏过这种会唱歌的机器。彭湃演讲了一阵之后，把留声机扭开，一串清脆的歌声立即飘荡在大榕树周围。
农民们都对这稀奇的宝贝好奇，争先围过来观看。彭湃把留声机的道理简单和农民解释了一番，接着他告诉大家，这玩意儿在西方已经很普遍了。唯独我们中国，几千年推行封建统治，不提倡科学与民主，结果什么机器也造不出来。那些做官和收租的，终日挥霍人民的血汗；我们种田做工的，年年累死累活不得温饱。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
彭湃觉得有组织领导，才能发挥集体的力量。现在豪绅地主有官僚做后台，资本家有商会的组织，唯独农民像一盘散沙，无依无靠，因此我们也应该搞个团体，有了团体才可以同舟共济，危难相扶。这就是农会的由来。
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９日晚上，彭湃与另外５位农民便在他的住处——得趣书室，组成一个六人秘密农会，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在会上，彭湃神情庄重地宣布说：“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我们今晚这六个人就算是第一个农会了。我们这个组织，是为穷苦农民谋利益的，所以还要大家服从命令，不怕困难，勇敢奋斗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彭湃铜像
“歃血为盟，决心组织农会，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生同生，死同死，一心一意闹革命，誓与反动势力血战到底，如有变心，神人共诛，天地不容，特此盟誓。”
夜，已经很深了，天上星光闪闪，地上万籁俱寂，唯有这钢铁般掷地有声的誓言，一句句在书房里震响。这几声极响亮的呐喊，将唤醒沉睡的海陆丰，唤醒千百万做牛做马的奴隶，为谋求自身的解放起来造反，彻底将旧世界埋葬。
农会小组正式成立后，彭湃的工作好做多了，他每天由张妈安、李思贤一些人领着，过村串户，在昏黄的油灯下，在禾町旁，与农民促膝谈心，结交了许多知心朋友。特别是结识拳师杨其珊之后，由他领着去串联各村拳馆青年，农会小组就有如春风助烈火，蓬勃发展起来了。
彭湃还把自己从家庭分得的那一部分田契分发给佃户，佃户不敢接受，他便当众将田契烧毁，并向佃户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这一行动，表明了他已彻底与封建地主家庭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终于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通过农会会员的进一步宣传发动，加入农会的农民日益增加，农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了９月，赤山全约二十八个乡，乡乡有了农会小组。至１０月２５日成立了赤山约农会，会员达５００多人。
彭湃看时机已到，便正式提出成立赤山约农会。赤山农会这面红旗一扬开，那闪闪红光，照亮了海丰全县农民的眼睛，几千年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忧愁、顾虑一扫而空。一股谋求自身解放的热情，就像那地下炽烈的岩浆，从心底迸发出来，他们开始觉察到自己的力量，要站起来做人了。他们纷纷要求加入农会。近几个月时间，全县大多数农村也都有了农会组织。
１９２３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这标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进入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
县农会一成立，彭湃便领导农会起来抗捐抗税。但这些行动，直接威胁了地主豪绅的利益，地主们恨得咬牙切齿，扬言要报复。
果真到了５月间，双方便打了一场官司。
不久，海丰一带连续受强台风暴雨袭击，酿成空前的大水灾，农民的生命财产和农作物遭到严重损失。
彭湃听了事情的经过，把拳头攥紧一晃，以坚毅而充满信心的口吻，鼓励大家说：“自古以来地主欺负农民，为所欲为，农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有了农会，团结起来，有了力量，他们就不能作威作福了。上法庭就上法庭，跟他说理去。他们要是胡乱来，我们农会做你的后盾，替你撑腰。”彭湃立即召开海丰县总农会代表大会，决定减免交租。
劣绅法庭判败诉之后，愤愤不平，当天去找陈月波诉屈。陈月波是海丰城里的反动首领。数年前，他因为林干才立石像，被彭湃出了丑，这口冤气一直积压在心。彭湃组织农会，他更是恨之入骨，恨不得一下把农会压垮，无奈找不到适当的时机和借口。而今他认为时机已到，第二天，他便以自己的名义，在城内大摆酒席，宴请全城绅士和地主，当场组织起一个粮业维持会，由自己出任会长，来与农会对抗。
得知此事后彭湃提议大家开会，商议对策，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向法庭示威请愿，并决定分头通知附近各农会：明早１０时左右在龙舌铺集合，然后向法庭进发。
火红的朝阳爬上了树梢，清澈的龙津溪立时幻映出万道金光，此刻龙舌铺上汇集着七千农友，红旗招展，梭镖林立，气势雄伟壮观！彭湃穿着一套粗布唐衫，腰里束紧一条水布，裤脚高卷。他站在队前，带领人群似潮涌一般冲过大门，逼近法庭会客大厅。
彭湃脸色严峻，郑重其事地讲道：“今日不能论朋友，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的。农会议定了三个条件请你马上答复：一、立即将余坤等六名农友放出；二、放出时须鼓乐齐鸣，燃放爆竹欢送；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承认错误。”
大法官张泽浦冷汗津津，浑身像浸在河里一样。他低头寻思了一下，只好赔着笑脸站到彭湃跟前，毕恭毕敬地说：“我接受你的条件，立即放人。”
庭内庭外鼓掌声、欢呼声汇集成一片欢腾的海洋，撼天动地的口号声响彻全城，万众欢腾。
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赤山约。这是彭湃第一次下乡组织农会的地方。他从这里点燃了农会第一把火，星火燎原，很快燃遍了全县，照红了东江。敌人千方百计要把它扑灭，阴谋杀害彭湃，可是他们的阴谋失算了，农运之火不但没有熄灭，邻近各县也跟着燃烧起来，而且越烧越旺，越烧越广。现在，彭湃又回来了，他要把这烈火拨得更旺，烧得更红，让地主老爷们没有容身之地。
彭湃连夜召集会议，听取了林苏、张妈安、彭汉垣等同志的汇报。他觉得海丰当前的形势比他估计的还要好。县农会被取缔后，各区各乡农会仍继续坚持斗争，会员人数越来越扩大，这是迫使敌人不敢放肆迫害农会的主要原因。彭湃决定亮出牌子公开大干。同志们也同意了。
第二天，彭湃便在得趣书屋设立了农会临时办事处，１９２４年旧历二月二十三日，县农会恢复典礼在海城龙舌埔隆重举行。
晨曦初露，龙舌埔已经沸腾了。农会队伍打着旗帜走来了。红旗似海，歌声如潮，万张笑脸朝着主席台的农会旗，朝着彭湃鼓掌，欢呼！这是彭湃和千万农会会员用血汗赢得来的一天，也是农会会员们扬眉吐气的一天。
一个月以后，彭湃接到调他去广州的命令。他把工作做了一番交代之后，１９２４年春天，便告别了战斗的故乡，搭船西去，走上新的艰苦的战斗历程。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４月，彭湃到广州，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负责处理部务工作。为了适应国共合作以后农民运动的开展，急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彭湃利用自己在农民部工作之便，积极倡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农民运动讲习所得以开办。
从１９２４年７月至１９２６年９月，在广州先后举办了６届农讲所，彭湃担任第１、第５届主任，并在历届兼任教员，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课程，系统传授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他讲课通俗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在彭湃主持下，农讲所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农民运动的方法，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还组织学生参加农村实习和社会活动。他为培育农民运动干部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创办农讲所培育农民运动干部的先驱。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被第６届农讲所所长毛泽东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成为指导我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彭湃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和要求。他了解到广州的人力车工人绝大多数是海陆丰等地的破产农民，其中有的是农会会员，在“七五”农潮以后被迫到广州当苦力拉黄包车，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彭湃便亲自去拉黄包车，深入工人中宣传，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反对车主、工头和包租人的剥削和压迫。经过彭湃和李劳工等的努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８日建立了广州市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第二、三人力车工人协作社。
１１月下旬，一个新任务又落到彭湃的肩上，中共两广区委要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马上赶往广宁解决民团镇压农会的严重事件。
这个问题一时竟也把彭湃难住了。他默默地沉思着，写信跟广州革命政府去要兵火，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运到，远水救不了近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民团的枪，又太冒险。
为了保卫农民的利益，维护社会治安，彭湃便将民团枪支没收。告诫他们今后再不准肆意欺压农民，否则将自食其果。
夺枪的战斗胜利结束了。彭湃带着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扬眉吐气，扛着缴来的胜利品，凯旋回到了社岗。
彭湃带领社岗自卫军缴了民团的枪，声威大震，各乡农会也仿效社岗组织起自卫军。各区各乡有了自己的武装做后盾，心里更加踏实，发展也更迅速了。到了农历十月间，广宁全县性的农民协会便宣告恢复，选举了周其鉴为农会主席兼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各区民团五六百人已蓄势待发，就要来攻打社岗。
彭湃暗暗吃惊：敌人果然使出调虎离山计，攻我不备，把自卫军一窝端，他跟胡炳辛商定，要避敌锐气，把自卫军主力撤出村外，打它个伏击。
胡炳辛送走了乡亲，带着林火几个自卫军战士留守村里。
社岗村静悄悄的，隐没在夜幕中，只有几只黑狗在戏逐着。林火是第一次参加打仗，不免有些紧张。他不时翘首望着村外那被夜雾染得黑乎乎的竹林和那辨认不清的山坳，但是那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民团由江维英带着进村来了。打头阵的是黄洞乡的民团团长黄胡子。胡炳辛指挥着自卫军战斗小组且战且走，黄胡子穷追不放。追到大片竹林，自卫军的人不见了影子。江维英从后面赶来，问明情况，知道上当了。
这时，自卫军开始了强大的反扑，民团好似一群干鸭子被胡炳辛他们追赶着，争先恐后，跟着江维英的屁股，朝山坳跑去。江维英只顾自己逃命，由几个贴身护弁架着才逃出了重围。民团失去了总指挥，如丧家之犬，各自奔命。自卫军紧紧追杀一场，直追出社岗十多里地，才鸣锣收兵。
国共合作以后，广东农民运动在彭湃、阮啸仙等的领导下迅速发展。１９２５年５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被选为常务委员。
同年６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彭湃积极发动和组织全省农民支援罢工斗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并肩战斗，检查“仇货”，封锁港口，断绝对香港供应大米蔬菜等。８月４日，出席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８次大会，并发表演说，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明确提出了工农大联合的口号。１０月１８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３６次大会上做报告，再次强调工农联盟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
１９２６年５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彭湃再次被选为常务委员。当时广东省有农会组织的县达６６个，农会会员达６２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广东的农民运动为全国的农民运动树立了榜样。彭湃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广东各地农村指导农民运动，他的足迹遍及东江、西江、北江和中路。
同年８月，广州市郊花县发生地主民团杀害农民的惨案，他代表广东省农民协会前往调查处理。经他的努力，广东革命政府派兵赴花县协同农民自卫军向团匪发动反攻，并组成调查委员会到花县办理此案。经彭湃有理有节的斗争，调查委员会最后决定，地主武装交出全部枪支，赔偿农民的全部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不法行为。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革命中心向北转移。１９２７年３月，彭湃与陈延年、苏兆征等一起从广州到武汉工作。他除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外，还与毛泽东、方志敏等筹建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彭湃和方志敏等支持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
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彭湃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军于８月１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彭湃是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并在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委员兼农工委员会委员。而后，他随起义军南征广东，除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外，还在炎热的行军途中，积极从事宣传鼓励工作。起义军进入潮汕后，他担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负责组织农军收容伤员和转移武器，接着，根据党的指示赴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联系。
１０月３０日，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第三次起义，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政权。随后，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负责筹建工农兵苏维埃。
１１月１３日和１８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彭湃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彭湃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立即实行分田地，迅速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这为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和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引起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遂纠集重兵围剿海陆丰。革命武装红二、四师及农军奋起反击，坚持了四个月之久。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彭湃率领革命武装转移到潮阳、普宁、惠东交界的大南山，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彭湃巡视各地，目睹穷苦农民焚烧田契，感到无限自豪和幸福。得知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暴动，要他潜回海丰领导三次武装起义，扩大海陆丰割据局面，支援广州起义。现在，海丰三次起义成功了，可是广州起义至今还没有消息，这便成了他的一桩心事。
彭湃孑身一人住在苏维埃办公室里，制定破敌大计。他凝思片刻，转对杨其珊说：“你立即发个通知，叫城里各机关部队，派代表到龙山集合，下午四时一定准时到。”各机关和部队排列在纪念碑前，聚精会神听着彭湃讲话。彭湃容光焕发，清癯的脸庞仿佛抹上一层脂红。他说得激动时挥动着手，高亢的声音在操坪里回荡着。
会议结束之后，彭湃连夜离开海城，赶往红二师驻地，第二天便会同工农革命军，一起向惠阳边境进军。红军爬过吊贡岭，当天攻下铺心圩，接着又解放了三多祝，把躲藏在那里的蔡延辉匪军直赶到平山一带。部队日夜兼程，日行百里。那时候正是冬天，天寒地冻，山风阵阵。战士的手脚冻得赤红赤红的。一连走了三天，１月５日，部队来到紫金县炮子圩。
当夜他们在那里刚下寨扎营，彭湃抑制住内心的痛楚，不说话便带上电筒最先走了出来，去看看同志。冬夜里，寒星闪烁，山风呼啸，他冒着寒流，踏着坎坷的山路，朝对面山走去。
１９２８年３月，红军和工农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之后，主动撤出了县城，转移到中峒和碣石溪等根据地继续战斗。敌人疯狂地洗劫革命乡村。村屋一夜之间被烧成废墟。成千成万的农民被集体活埋、枪杀。
红军和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一个个怒火填膺，牙根咬出了血。
这是一支在中峒浴血激战后刚刚撤出的红二师、红四师一部以及工农革命军、赤卫队的混合队伍。他们现在正走在通往惠来的山路上。
走在队伍前面的彭湃，穿着一身带补丁的战士服，衣袖和袖口有几处烧焦的破洞，愤怒的眼睛出神地凝视着前面起伏的山峦。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红军迫近惠来城，把全城围得水泄不通。
担任主攻的是红四师和红二师的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出击。守城的敌军一个团，凭借坚固的城墙固守顽抗。红军多次冲锋，都没成功。
彭湃在城西苗海村临时指挥所里，看着一批批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员，像万箭穿心。彭湃捡起一张纸，用力一扬，纸飞上去又飘下来，他指着那张纸说：“如果它是一张写满口号的传单，又能随风飘进城送到敌军士兵手里，那不是可以达到争取、教育敌人士兵，瓦解敌军的目的吗？”
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有露脸，彭湃就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各部队“放风筝”配合军事进攻。下午４点左右，几十只风筝从我军阵地袅袅飘起，顺着东北风慢慢飘到城内上空。惠来城的敌军看我军在阵地上放起了风筝，开始感到非常奇怪，当他们还弄不清子午卯酉的时候，突然从风筝上飘下了纷纷扬扬的纸片，这些纸片，霎时像雪花落在城墙、屋顶、阵地和他们周围。他们争先恐后地抢那些纸片，捡起来一看，有的像捡着炙手的炭火急忙丢掉，有的则不声不响放进袋里，转身走开了。但是在每个人平静的心湖中已投下一块石头，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涟漪。
彭湃探知城内的情况，眼见时机已到，便命令部队对敌人发起总攻，集中火力猛攻东、南、西门，留着北门以稀薄火力牵制。
敌人乱作一团。敌团长企图组织火力反抗，士兵们乱哄哄的不听指挥。敌团长心慌意乱，无心恋战，见北门外枪声稀拉，便集合身边部队，下令打开北城门，冲了出来。
红军围城部队并不奋力阻击，乒乒乓乓虚晃几枪，便从两旁且战且走，给敌人让出一条路。
敌人如丧家之犬匆匆逃跑……突然，枪声大作，一队队红军直向他们扑上来，这才知道中了红军的埋伏，队伍全乱了套，像一群受惊的鸭子咿咿呀呀四散逃命。
红军紧追不放，杀得敌人狼嗥鬼叫，尸横遍野。惠来城解放了，彭湃带领红军和农民自卫军英姿勃勃地走进惠来大街。
在欢腾雀跃的人山人海中，人们举着各式各样的旗帜和标语，但最有意思的是一群孩子举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拼命挤在欢迎人群的最前面。
１９２８年的上海，阴云密布，黑风阵阵。大街小巷布满獐头鼠目的特务、暗探。刺耳的警车不时从大街上呼啸而过，上海的上空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彭湃等来到上海已经半年多了。从去冬到今春，转眼已是盛夏。彭湃的担子重，工作多，还要经常和叛徒、特务“捉迷藏”，开一个会，往往要变换几个地点，出一次门，有时也要化几次装。加上他经常要到郊区和基层厂矿去秘密组织工人和农民向反动派进行斗争，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才能回家，每次回来，汗衣都是湿漉漉的。给他拉车的老犁头，都看着他心疼。
７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彭湃没有出席，被大会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９月，他奉中共中央指示，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以后，废寝忘食地积极工作。
一个恶毒的阴谋，已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正波的家里悄悄地策划和制定了。
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４日下午４时许，彭湃走进沪西径远里一家小楼。今天，他是到这里来与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一起开会，准备把江苏军委的工作移交给颜昌颐同志。会议由杨殷同志主持。杨殷叫屋主人白鑫摆上一台麻将做掩护，五个人坐开四面，边打牌，边谈工作。麻将摆开不久，在里弄放哨的林火便急匆匆撞了进来，嚷道：“敌人来了！”大家感到十分意外，敌人怎么来得这么快？他们身上都没带武器，抵抗是不可能了，分散出走，也来不及。
敌人已封锁了弄口，房子被包围了，一群法国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包探，如狼似虎般冲进屋里，不容分辩，把他们一个个捉了起来。
当天，彭湃等同志便被上海公安局引渡至新闸路捕房，扣押在水仙庙。第二天一早，便被押往市内公安局。公安局当天便传审了彭湃等人。
彭湃感到自己很可能已被出卖，也很可能会被杀害。如果真的这样，活着的时间就不多了。在这极为有限的时间里，还能为党、为人民做些什么呢？他开动脑筋，紧张地思索着。他认为燃眉之急的问题，是营救其他在押的同志，因为这些同志的过去，白鑫知道得不多。除了杨殷，他们都没有暴露的迹象。至于他自己，尽可能也要避免牺牲，必不可免时，就要以公堂做讲堂，刑场做战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黑暗，指出革命的正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让每句话都像子弹和匕首，投向敌人的胸膛，让每滴血都像真理的火花，烧毁黑暗的地狱，照亮前进的道路。
第二天下午，重新开庭审讯，堂上坐满了法官和上海市司法部门的政要，一大群军警荷枪实弹守卫在门口及法庭两边和通道两旁。堂上阴森森的，透不进一线阳光，人们的脸上也冷冰冰的，好像堆满了乌云，整个气氛充满压抑和恐怖。
心中怀有爱国之心的彭湃侃侃陈词，历时一个多钟头。他俨然是以历史审判官的身份，凛然正气，傲对群丑，用真理之剑，击穿反动派的邪恶心肠，使法官们张口结舌，如坐针毡。他又以人民使者的身份，把真理说得光辉夺目，昭如日月，使站在法庭两边的军士警察感悟同情，暗暗吞泪。
法官们面面相觑，感到非常狼狈，主审法官无法可施，只得草草宣布退庭。
彭湃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之后，敌人如临大敌，戒备更加森严，上上下下全都动员了起来。可是他们却不敢再公开审问，其实也无须审问，一切都清楚地摆着了。现在他们只有一线希望，通过蒋介石和彭湃的早期关系，用软的一套，劝说彭湃放弃革命，与蒋介石重新合作。于是他们向蒋介石发了一封特急电报，提出他们的看法和主张。
蒋介石回电同意了他们的提议。
接着，国民党军阀熊式辉便令一军法处长，把彭湃带到一间地下室里密谈。在惨绝人寰的刑室里，面对种种法西斯刑具，彭湃铁骨铮铮，任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打手们一会儿把他按在老虎凳上；一会儿绑紧双手，吊上梁顶，火烧棒打，但都没能使彭湃屈服。彭湃昏死过九次，又九次复苏，连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们也为之惊叹。
接着，他被拉回看守所的监狱，难友们立即围了过来，抚摸着他血淋淋的伤口失声痛哭。
在敌人的审讯中，彭湃总是给以严厉的回答：“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全国的工农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要向你们讨回血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对于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彭湃坚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可以过着和苏俄一样幸福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
在就义前几天，彭湃忍着伤痛，挥笔疾书，和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信中写道：“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行刑的时间到了，彭湃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们做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
８月３０日下午，阴云密布，沉雷阵阵。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后院响起了一阵激烈的口号声……之后，便突然传出一阵密集的枪声，反动派做贼心虚，不敢公开行刑，在后院内秘密杀害了彭湃等四位同志。
彭湃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３２岁的宝贵生命。
彭湃等牺牲后，周恩来含泪起草告人民书：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同时下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１日晚上１１时许，正当白鑫准备离开上海到南京躲避时，我特科人员在霞飞路将其击毙。
总结
同许多革命先烈一样，彭湃最可敬仰的是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为了信仰，彭湃背叛了生活优越的家庭，走上了艰苦的革命道路。为了信仰，彭湃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矢志不移，最终慷慨对敌，从容赴死。彭湃，这个才有３３岁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卓越领袖就这样被杀害了。可是他开创的农民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因此而夭折，而是更加迅猛地发展、前进，终于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尤其是他那不屈不挠的斗志，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崇高品德，更如日月经天，光照万代。彭湃同志的光辉事迹，永远是我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永远激励着人们在共产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革命领袖的牺牲和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汇成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热情，号召他们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