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王若飞（１８９６—１９４６），贵州安顺人，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１９０３年迁居贵阳。１９０５年，王若飞随舅父黄齐生入贵阳达德学校学习。１９１５年在舅父黄齐生的带领下，参加“反袁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１９１７年，王若飞在黄齐生的带领下留学日本。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看着日本人举行庆典，王若飞等义愤不已，愤然离日回国。１０月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年６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１９２３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４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２５年３月回国，先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１９２６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王若飞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１９２８年６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１９３１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革命。１１月２１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６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１９３７年５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王若飞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８月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１９３８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１９４０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前后，王若飞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１９４４年５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１１月起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１９４５年６月，王若飞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８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工作。１９４６年１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４月８日，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因天气原因，能见度很低，飞机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１３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５０岁。

生平

王若飞，１８９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的一个地主家庭，王若飞祖辈时，家势兴旺，当地人号称“北城王”，又称为“诗礼之家”。

王若飞５岁前，聪明伶俐，深得九十多岁的曾祖父宠爱。王老太爷亲自给重孙子起了一个名字——王运生，字号继仁。意思是重孙子出生于风调雨顺之年，希望他一生好运，长大了有出息，好继承祖业，光宗耀祖。

然而好景不长，曾祖父死后，王家家事衰落，庶祖母成为家庭的实际主事人。王若飞父亲做生意失败，又好赌钱、嗜鸦片，被庶祖母赶出家门，不几年，潦倒而死。王若飞与母亲黄固贞、妹妹王若芬，虽未被赶出家门，但受尽了虐待与折磨。黄固贞常年累月在磨坊推磨和下厨烧饭；若飞和若芬几乎天天遭到庶祖母和叔伯的责骂和毒打。

王若飞

有一次，若飞给叔叔送去一碗面条，碗没有端稳，面汤洒到地上，被叔叔罚跪；若飞不肯跪，就被叔叔一把掌击倒在地，右耳被打聋了。

还有一次，由于小若飞同情到家里来交地租的佃户，被庶祖母知道了，她像一头发了疯的母老虎一样，不仅揪住王若飞母亲的头发大打出手，破口大骂她养了一个吃里爬外、猪狗不如的败家子，还让王若飞的叔叔将他吊在树上用棍棒毒打。小小年纪的王若飞被打得皮开肉绽，但还不能放声喊，只得与母亲、妹妹偷偷地哭一场。

此种逆境，对王若飞身心发育影响很大。这一段时间，他身体瘦弱，目光呆滞。

王若飞母子的困难情况，引起他舅父家的关注。１９０４年２月，王若飞８岁时，舅舅黄齐生来到安顺，与王家商量将王若飞接到贵阳读书。开始，遭到王家拒绝。后经再三陈情，才准带走。一年之后，王若飞的母亲和妹妹也到了贵阳黄齐生处。

王若飞到贵阳后，舅舅送他进达德学校预备班学习。达德学校的前身是“算学馆”、“达德书社”。大舅黄干之是它的创建人，小舅黄齐生也在该校任教。王若飞初入预备班时，智力迟钝，读三字经中“马牛羊、鸡犬豕”句，十数遍不能背诵，“状似白痴”，只会念“大牛”、“小羊”这类简单词，期末考试不及格。但在黄齐生精心关照下，一年之后，王若飞身体逐渐强壮，学业进步很快，在第二年的预备班学习结业时，成为优等生，升入初小一年级。读到初小二年级，智力得到很大发展，聪颖过人，成绩优异，被评为“最优等生”，连跳两级进入高小。此时的王若飞与初到贵阳时判若两人。

黄干之、黄齐生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主张社会变革。王若飞受两位舅父进步思想的熏陶，并且从舅父那里读了大量进步书刊，眼界大开。他在担任低年级学长，给低年级上课时，总是宣讲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或选一些好文章的章节念给学生听。有一天，校园里突然出现了一张“禁书布告”。王若飞一看，所禁的书目，都是黄齐生推荐的好书和好文章，他立即提笔在禁书布告上画了两个大“×”，并向看布告的师生大声说：“各种类的书都要读，这类的书读得越多越好。”

王若飞自幼崇拜民族英雄岳飞。读木兰辞时，有感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遂取名为“若飞”，表达他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宏愿。

１９１７年冬，王若飞考取了留日官费生，赴日本求学。“五四”运动爆发后，赶回祖国，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

１９１９年冬，王若飞赴法国勤工俭学。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先后游历了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是我国不少进步青年选择的人生道路，王若飞在这里结识了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和陈延年等人。在加入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组织一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成立“工学互助社”。他曾专程到蒙达尼拜访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等同志，并且一起建立了社会主义组织“工学世界社”。

王若飞手迹

１９２０年秋“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在讨论改造中国的方法时，王若飞在会上发表演说，响亮地喊出“我们要走苏俄工人阶级的道路”，反对用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这是王若飞最先提出的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政治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元气大伤，生产亟待恢复，但一时缺乏劳动力，所以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学生们先后进过几个工厂或学校的人相当多。

但到了１９２０年年底、１９２１年年初的时候，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数量迅速攀升，加上当时法国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工人失业，有的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勒令学生退学。这时，蔡和森、王若飞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发挥了作用，他们向各地勤工俭学学生分发印刷品，号召他们奋起斗争。工学互助社还揭露了华法教育会和公使馆不负责任、剥夺贫穷学子求学权的阴谋。

学生运动愈演愈烈，终于在２月２８日成为４００多人的请愿大会，同学们从法国各地来到蒙达尼，在蔡和森、王若飞的带领下，开始向巴黎的中国公使馆进发。但中国驻法公使陈籙却在十多个法国武装警察的保护下向群众说：“北京政府令吾设法遣送诸君回国。”拒绝每月发维持费４００法郎和里昂中华大学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

正当学生质问陈籙时，警察冲入了会场，用警棍和枪托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许多学生被打伤，学生们都被驱散了。

后来，中法官方迫于国内外各界舆论的压力，取消了停发维持费的决定。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二八”斗争。

１９２２年６月，王若飞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

６月９日，王若飞和舅父黄齐生来到巴黎以南的哈金森工厂做工，与邓希贤（邓小平）同住一个工棚。两个月后的８月２４日是邓希贤的１８岁生日，那天一大早，王若飞就大叫道：“西关男儿年十八，跨马横刀走天涯。我们的希贤满十八岁了，应该庆贺庆贺！”

随即，王若飞与黄齐生分头去打酒买肉，邀约友人在异国他乡为邓希贤办了一个简约而又浓情的生日宴会。

同年秋，他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他是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１９２３年春，他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４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５年春，王若飞从苏联回国，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若飞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八七”会议后，他组织发动了苏北地区的秋收起义，建立了红十四军。

１９２８年，王若飞赴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并入列宁学院学习。１９３１年９月，王若飞回国，党指派他到内蒙古地区领导陕、甘、宁、绥一带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

为了进一步开展内蒙古的工作，王若飞在包头绥西宾馆以请客为名，召开了二十余人的会，调查了解各地工作进展情况。不久，他又去五原，开座谈会，访问地方基层干部，了解工作落实情况。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加强民族工作，他还准备去宁夏和陕北苏区，已让人买好了马和路上用的东西。１１月２１日晚，乌兰夫和王若飞商定，第二天上午八九点一起启程。

在王若飞呕心沥血开展蒙古族工作的时候，有个叫潘恩溥的党内负责人被捕叛变，将他所知道的我党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情况和计划，以及王若飞等的行走路线全部告诉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跟踪追查，找到包头，在泰安栈发现王若飞。就在１１月２１日晚，乌兰夫走后不久，十几名警察、宪兵闯入泰安栈，捆绑了王若飞，将其带回警察局搜身。

王若飞乘敌不备，将裤内的文件塞进嘴里咬嚼，被一警察发现，即用双手卡住王若飞的咽喉，王若飞拼命搏斗，竭尽全力咬烂文件。两三分钟后，敌警撬开王若飞的嘴，想取出纸团，但已被王若飞吞进肚子里了。

但还有乌兰夫用麻纸写的工作情形六张、告全旗蒙民书一张，没有全咬烂，被敌警拿去一部分。

敌警得到了七纸材料，如获至宝，迅速将它烘干熨平，发现工作情形记载：“台己村有党员三名，已设有支部，巴什村、王必前气寺、东西荣寿村，均有党员多少不等”；告全旗蒙民书指出了解除蒙民痛苦的方法：“一、不能信赖国民党；二、不能信赖班禅；三、不能信赖王公；四、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全是假话”。敌人根据这两个文件提供的证据，判定了王若飞的身份，并去台己村等地捉拿共产．党人，但乌兰夫早已通知他们转移了。

敌警察局连夜审讯王若飞，妄图从王若飞嘴里了解出内蒙古地下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以便一网打尽。但是，他们没有从王若飞口里得到地下党的任何真情。

第三天上午，王若飞被带到审讯室，警察局长马秉仁亲自审讯，要王若飞交出组织名单。

王若飞轻蔑地说：“组织名单是不能告诉你的。你们只能抓住我一个人，至于想知道我们同志的真实姓名和住址那是妄想！要审问嘛，随你的便！应当受审判的是你们，不是我，我要真正地审判你！”

王若飞的答词，把马秉仁气得说不出话来。敌人感到王若飞态度强硬，使他们束手无策，只得用死来威胁。

一天夜里，敌人闯进关押王若飞的暗室，用枪口对着他，杀气腾腾地说：“只要你说一个‘招’字，马上就开庭；说一个‘不’字，马上送你回老家！”

王若飞毅然答道：

“‘招’字早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

于是，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把王若飞押到包头北面的一片野地里，用八条枪对准了他。敌人企图用恫吓使他屈从。

王若飞早已准备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此时他神态自若，大义凛然，准备着从容就义。

突然，敌人讲话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人生在世，就这样完了？还是考虑一下吧。”

王若飞断然回答：“用不着考虑了，开枪吧。”

十几分钟过去了，敌人仍然没有开枪。王若飞明白了，他们这是玩弄假枪毙的伎俩。他立即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的！”

敌人被王若飞英勇无畏的精神惊呆了，只好将他押回警察局，假枪毙伎俩亦完全破产。

王若飞又说：“你想借用大刑威逼共产．党人屈服，那是枉费心机，这样吧，你派人准备好笔砚拿来我写口供。”

马秉仁以为王若飞真的要写口供，忙令警察给王若飞送来一张桌子，将准备好的笔墨纸放在桌上。王若飞坐在案头开始秉笔疾书起来。他写完一张纸，放下笔，在室内走走，再接着写。

警卒嫌他写得慢，每天都来催促。过两天，马秉仁实在放心不下，亲自到囚室查看，才知道王若飞所写的内容，先是阐明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接着逐条列举蒋介石卖国殃民的十四条罪状，写了八大张麻纸，还未收尾。马秉仁气急败坏地把王若飞写好的和未写的麻纸一起拿走了。

包头的反动派无法对付王若飞，只得将他解往归绥城。１９３２年１月底，王若飞被押送到归绥市牛桥“第一模范监狱”。

这一天，监狱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王若飞在几个警卒“护卫”下，唱着国际歌走过来。他的歌声震撼着所有牢房，犯人们争相从囚窗窥望他的背影，向看守打听他的姓名。一位老看守悄悄地对犯人说：“唱国际歌的人，就是那个大共产．党，这人胆子可大啦，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共产．党如何好，国民党如何坏，骂蒋介石是个大卖国贼。这可是条好汉子。……这个大共产．党听说叫黄敬斋。”

绥远高等法院对王若飞的案件十分重视，不久就开庭审讯。那一天，法庭上戒备森严，法院院长和法官端坐台上，法官问：“你参加共产．党后，有什么犯罪活动事实？”

王若飞反问道：“我问你，什么叫犯罪？”

法官说：“犯罪就是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王若飞抓住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什么民国，你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群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你们在制定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忠实奴仆！”

王若飞义正词严的质问使法官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强词夺理说：“我不管你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

王若飞毫不让步：“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如果你们是英雄好汉，可以到大庭广众之中，让群众评一评理，是共产．党犯罪，还是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敌法官不敢回答，只好说：“这里不是和你开辩论会，这是在审问，不是让你讲空话、唱高调。”

王若飞冷笑一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尊重事实的，我讲的话句句有凭有据，是全国民众所周知的事实，回避事实，不尊重事实的正是你们。”

敌法官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只好宣布退庭。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敢再开庭。直到过了半年多，才对王若飞进行第二次审讯。

王若飞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决定以敌人的法庭为讲坛，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

审讯一开始，王若飞便抓住时机，滔滔不绝地发表了演讲：“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肩负着创造历史的光荣使命。它有千万人做后盾，一个人倒下，无数人奋起，后继者定会一天天增加，直到最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

伪法官几次努力都未能打断王若飞的演讲，只好强行命令将王若飞带走。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再对王若飞开庭。

王若飞从被捕之时就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他说：“一个共产．党人被捕后，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党员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以至生命，就是最高贵的品质。”

王若飞的才华和胆量，受到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赏识。傅作义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傅作义曾把王若飞请到他的客厅里，做了一次长谈，表示只要他答应出狱后在绥远做事，就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拒绝了傅作义提出的条件，他要求傅作义按照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开放群众运动，反蒋抗日。他要求无条件释放，否则，宁愿老死囚笼或死于断头台，也不愿出来。

１９３２年春，黄齐生从定县赶到归绥探望王若飞。舅甥隔着铁窗相见，黄齐生不禁一阵心酸。他对王若飞说：“我们十年不通音信，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王若飞恭敬地回复黄齐生说：“舅舅放心，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我做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逮捕我，是因为我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黄齐生点头赞许：“你做得对，我放心，你宁可失去自由，也不要丢掉真理。”

黄齐生不愿离开王若飞，便在监狱附近的中西旅馆租间房住下，还用二十元在大青山下昭君墓侧买了块墓地，又设法买通管监狱人员，允许五天探监一次。黄齐生每次去都带上白酒，舅甥俩每次喝了酒，话题更多，总是亲切交谈，不能尽兴。王若飞见舅舅棉袄单薄，塞上日渐寒冷，便脱身上的皮裘相换，黄齐生还按王若飞的要求，买些进步书籍送进监狱给大家看，深得同监难友的欢迎。

黄齐生在绥远住了一段时间，准备回定县。王若飞从旧西服的衬肩上撕下一块白绸子，给妻子李培之写了封信，托他带出。在信中，王若飞叙述了狱中生活和准备就义的决心。他要求李培之忘掉他，不要为他的牺牲而伤痛，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信中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齐聚，又在红旗下分手！”

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３日，绥远高等法院开庭宣布判处王若飞十五年徒刑。宣判后，王若飞立即在自己的帽子上，用红线绣了个“出”字。有些难友问他“出”是什么意思？他笑着说：“‘出’就是表示快出牢房了！敌人判我十五年徒刑，我就熬他十五年，反正我要出去。老实说：我肯定坐不了十五年，因为中国革命用不了十五年定会成功。为了革命事业，我必须活着出去。”

１９３６年２月，红军东渡黄河，打进山西，阎锡山手下的前线总指挥李生达被打死，部队伤亡惨重，绥远反动派闻之大为吃惊。他们忙着赶修碉堡，严查行人，加强防范措施；同时又担心狱中关押一个大共产．党，目标太大，害怕招来红军的进攻，想将王若飞送交阎锡山。１９３６年春，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发展，急需用人，张慕陶向阎锡山献殷勤说：“归绥狱中关押了个王若飞，是个大共产．党，此人过去在党内受过‘打击’，如能争取过来，定有大用场。”当时，阎锡山是太原绥靖行营主任，绥远受阎锡山管辖。阎听到消息后，立即通知绥远政府把王若飞解送山西。１９３６年７月，王若飞被解到太原陆军监狱。

来到太原监狱，王若飞立即投入了新的斗争。

一天开饭时，从一锅稀粥中捞出了两只煮烂的老鼠，所有政治犯和普通犯都气得两眼冒火。王若飞向难友们说：“我们都是活着的人，都有享受人的权利。我们不是猪，为什么吃的饭比猪还不如。”全体难友一致向监狱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改善伙食。

监狱当局不但不答应，反而指斥犯人说：你们是犯人，吃坏饭，罪有应得，谁叫你们犯罪？

全体犯人情绪激昂，政治犯们主张马上发动绝食斗争。

王若飞向要求开展绝食斗争的难友说：“绝食斗争是狱中合法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决不动摇，坚持到底，才能胜利；要严防敌人钻空子，寻机破坏。”他还与乔明甫等商量确定了绝食斗争三项要求：改善伙食；去掉脚镣；阅读书报。

政治犯根据王若飞的意见，秘密地成立了绝食斗争领导委员会，负责研究敌情，部署落实任务，出面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领导委员会下设纠察、宣传、互助三个小组。纠察组负责侦察敌人的破坏活动，检查督促自己的行动；宣传组负责揭露监狱的黑幕，联系普通犯和取狱卒的同情与支持；互助组负责防止参加绝食的同志发病，对有病的进行急救和护理等工作。在王若飞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下，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于１９３６年农历八月初十晨，全体政治犯开始了绝食斗争。

狱卒打开各牢房铁锁大门，催促政治犯吃饭。大家都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典狱长王秉麟跑到狱房，声嘶力竭地吆喝：“赶快吃饭，不吃饭都是违法！”开始没有人理他。他从这个号喊到那个号，惹怒了政治犯，一齐质问他：“什么叫违法？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行吗！请问典狱长大人，饿肚子不吃饭犯了什么法？”

“你们简直是造反，简直是造反！”

“不吃饭怎么叫造反！”

王秉麟见势不妙走了。

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五天时，监狱当局怕普通犯也参加绝食，局势更难收拾。不得已，答应了政治犯们提出的要求，绝食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王若飞说：“我能为真理、为劳苦大众而死，我会含笑以赴。”

经过党的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的多方营救，王若飞于１９３７年５月被无条件释放，回到了延安。

到延安后，王若飞先后担任过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为了实现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王若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曾先后三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

此时，蒋介石加紧进行内战准备。但由于国内外舆论对和平统一的强烈要求，同时他的内战准备还没有就绪，因而采取了政治欺骗的手法，于８月１４日至２３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挽救国内的和平局面，进一步教育人民和争取中间力量，中共中央于８月２５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８月２８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紧张谈判，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民主宪政。并于１０月１０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等在重庆，就解放区、人民武装等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１９４６年１月，蒋介石虽然已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却在东北地区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王若飞在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的欺骗阴谋。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再加上国民党在军事上不断失利，蒋介石才不得不同中共达成了东北停战协议。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至３１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王若飞是我党的主要代表之一。为使会议的结果有利于人民的民主事业，在会上，他据理力争；在会下，他除了同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进行广泛协商外，还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不管国民党特务们怎样叫嚣捣乱，他巍然挺立、毫不畏惧。由于与会代表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五项决议。

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王若飞为谋求政协决议的全部实施，坚持宪法修改原则，冒着恶劣气候，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工作。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与他同机的叶挺、邓发、秦邦宪等一起遇难。

周恩来题词

王若飞的逝世，引起了千百万人民的深切悼念。４月１９日上午１０时，中共中央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举行了隆重公祭“四八”烈士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与延安各界三万余人参加。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并且作了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祭文。会上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以极其沉痛的心情，给全体烈士敬献了挽联：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中，周恩来写道：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向着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瑰宝，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总结

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１９３１年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长达５年零７个月的监狱生活中，王若飞坚贞不屈。面对敌人步步紧逼的威胁，王若飞丝毫没有害怕，没有胆怯，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视死如归的精神的充分体现。１９３７年获释后一直到逝世前，王若飞先后担任过许多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承担一项重要任务，王若飞都注重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情况、找准问题，研究对策、狠抓落实。他著名的“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誓言，是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阐释。他光辉的一生，都在努力实践自己的誓言，并为谋求建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为之奋斗终身的崇高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取得全国解放胜利，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这里面有很多精神遗产，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有正确的党建路线，有正确的统战路线。这个精神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有一段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远，甚至被遗忘。但是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回过头来追求这种精神世界。这个时候，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要回头了解我们的根，了解历史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只要去研究那段历史，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历史时，就会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