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司马迁（约前１４５—前８７），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司马谈死后，公元前１０８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１０４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读史记的时候，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绝高评价。
生平
司马迁其人其事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
司马迁的始祖是传说中的颛顼时代的重黎氏。在传说中，重黎氏为“星历”之官。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司马错，“错孙靳……靳孙昌……昌生无泽……无泽生喜……喜生谈”。谈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这对于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是有很大关系的。
司马迁的故乡在今陕西韩城县以南的芝川镇。这里离龙门不远，由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富有神奇色彩，司马迁便把龙门作为自己的出生地。
司马迁
司马迁童年时代曾“耕牧河山之阳”，说明他小时候，曾放牧过牛羊和参加过农业劳动。
由于家庭的影响，司马迁十岁就能诵读古文，二十岁开始到全国各地漫游。他到过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问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萧何、曹参、樊哙的故宅；到过薛，访问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访问孔子、孟子的故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司马迁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大半个中国。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真是一个壮举。司马迁的漫游，使他加深了对祖国自然环境、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历史遗迹的了解，这对于司马迁以后的思想和历史观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司马谈逝世。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司马迁继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其时司马迁已三十八岁。司马迁做太史令后，即开始为写作史记做准备工作。他一方面在国家的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另一方面继续利用出巡的机会搜集传说和民间资料。经过五年的准备，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司马迁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那时他已四十二岁。
司马迁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五个年头，天汉二年（前９９），就遭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被判以重刑。
李陵事件对于司马迁的著述和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来，司马迁是抱着对汉武帝的“拳拳忠心”而发表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但这一看法也多少有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的意思。由此，司马迁被定为“为陵游说”的“诬罔”罪名，而下诏被处以死刑。按当时的法律，死罪也可以用钱赎免，但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只得去受腐刑，以此免除死罪。司马迁受腐刑以后，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此时的司马迁仿佛从梦中惊醒，开始对封建法制和汉武帝本人有了新的看法。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敢于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褒贬一些帝王思想，是同他这一次个人遭遇有很大关系的。
司马迁受腐刑后，虽然在精神上受到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想到：西伯（周文王）囚于羑里而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遭放逐，遂作离骚；左丘双目失明，竟著国语；孙子遭受膑刑，仍著兵法……他痛定思痛，以这些人物的精神鼓励自己，仍发愤著述史记。终于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９１），司马迁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的写作。那时司马迁已是五十五岁了。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大约从隋代开始称为史记。史记是一部谨严而博大的历史巨著，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共计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记载了上起传说时代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帝王的兴废；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按世代、年月，提纲挈领地列举历史大事；书是先秦至两汉的典章制度阐述；世家主要记述秦以前割据称雄的大小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包括重要人物，如贵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生、卜者、商人等，也包括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历史。整个说来，司马迁通过本纪叙帝王，世家记侯国，十表记时事，八书详制度，然后以“纪”和“传”为纬线，把全书的各部分组合起来。这样，每一朝代的历史全貌便跃然纸上，给人以完整的印象。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的史学方法，使西汉以前的古史得到了全面的叙述，同时，也使历史第一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种纪传体的史学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还是一部具有丰富思想内容的著作。史记以前的历史著作，不论是尚书、春秋，还是国语、左传，它们只是记载着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的历史，其内容也有所偏重。如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但记事简略，不知原委；尚书则主要是政治史。而史记却是一部通史。它反映了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汉武帝时代，近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它记载了这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宗教活动、天文地理等情况，反映了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活动，反映了社会的复杂矛盾和斗争。这些丰富广泛的内容，在当时没有任何著作可以同它比拟。同时，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寓意着他对历史的褒贬，蕴藏着他的思想。所以，史记也是我们了解和分析司马迁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重新定义了历史
在司马迁以前的史书，往往只是记述少数贵族的活动。孔子所删改过的春秋就是如此。在孔子看来，不仅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不能入史，就是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人物也没有入史的必要。因此，在孔子的笔下，历史就变成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些王侯、公卿、大夫少数人的事了。这样的历史，显然是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整个面貌的。而司马迁的史记，虽然也用了不少篇幅记述帝王将相的事迹，但是它与以前的历史书籍是有明显不同的。
首先，司马迁重视和描写了社会上各阶层人物的活动。这是司马迁比他以前和同时代思想家的高明之处。司马迁虽然给帝王写了本纪，但也给失败的人物项羽写了本纪；他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写世家；他替官僚、地主、商人、学者写列传，也替下层社会的人物如游侠、刺客、龟策、日者（占卜的人）写列传。这就说明，司马迁已经把他的眼光由帝王将相转移到了社会上各阶层代表人物的身上。在司马迁的笔下，历史已不完全是少数帝王的世袭图，而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有声有色的活动图。这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
史记
其次，司马迁还重视研究当时汉朝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与汉王朝相邻国家的历史。司马迁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是重视的，他给当时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等作了传，记载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同汉朝的关系。司马迁把少数民族的历史同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这就扩大了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更为丰满。司马迁对于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史记中，他记载了与汉王朝相邻的朝鲜、大苑、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国的历史，记述了汉王朝与它们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司马迁是从历史的联系中来考察历史的。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司马迁以前的史书，内容比较狭窄，而司马迁在史记里，已把历史的范围扩大了。比如，史记列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书，分别记述社会经济（平准书、河渠书）、政治制度（礼、乐、律、历等书）、天文（天官书）、宗教（封禅书）等的演变；还列有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知识分子的活动情况；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记述了文学发展的情况；扁鹊仓公列传记述了医学发展的情况；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等记述了社会上流行的养士风气，等等。总之，史记包含了广泛的内容，接触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这样就把我国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对历史的深刻见解
司马迁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概括。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变化，研究历史发展的过程；“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他看历史的变化，采用了发展观点。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他说，历史的变化、发展犹如大江的波涛，一浪一浪地向前推进，“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他主张“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力求从历史的客观事实中，探寻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即包含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所谓“前事之不忘”，不等于把上古的事，原封不动地搬来，还要“验之当世”，即以现实的情况和需要作为出发点来吸取上古的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成为“当世”有用的东西，即所谓“后事之师也”。所以他的“前事之不忘”，绝非是复古，而是根据当世的需要来取舍上古的。司马迁这一观点，是察觉到古今不同，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后人是胜于前人的。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由此，导致了司马迁“详今略古”和“法后王”的又一进步的主张。他特别注重对当代历史的研究。比如，在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司马迁对于汉代以前的经济，只是做了概括的叙述，而对于汉代的经济则比较详细。这可能是因为古代的材料较少，当时的材料较多，但更重要的是与他“详今略古”的历史观点有关。在这当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法后王”口号。他认为，后王（近代之王）离当世较近，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当今有更多相似的地方，因而更值得借鉴和效法。
司马迁著史图（意想图）
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推动过社会发展的变革也是重视和肯定的。比如，他虽然批评过吴起、商鞅的刻薄，但对他们在楚、秦的变法是肯定的。他说，吴起“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又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司马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吴起、商鞅的变法，因而对于他们变法的成效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同样，对于秦始皇的统一天下，司马迁也是肯定的，认为是“成功大”。他并未因为秦始皇“取天下多暴”，而否定统一这一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时代潮流。总之，司马迁的历史变化、发展思想，在史记里是有明显表现的。
司马迁考察历史变化、发展的重要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所谓“原始察终”，就是要考察事情的开始和终结；“见盛观衰”，就是要从盛世中看出衰败的征兆，也可以说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的转折。这八个字总起来说，就是要以变化、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从头至尾的全部过程。史记的十表集中表达了这个观点。十二诸侯年表记述了“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记述了“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一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秦楚之际月表记述了“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战，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历史；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表明了汉兴以来“诸侯废主分削”的历史。总之，司马迁每写一表，都写出了那段历史的变化和特点。把这十表总起来看，明显的反映出了从传说时代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巨大的历史变化。八书以及本纪、世家和列传，也是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古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第二，表明了他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视。
我们知道，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要求司马迁能够掌握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但司马迁能直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他的史记中，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和与此有关的经济生活，这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中，是很了不起的。他在货殖列传里分析了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认为中国各地丰富的物产，都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他具体地指出：农业生产粮食，矿业开发地下资源，手工业把各种原料制成产品，商业把农、矿、工所生产的东西流通到各个地方，供给人们需要。农、虞、工、商这四种经济活动，在他看来，“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都与人们生活有密切关系。
司马迁又认为，发展这四种经济活动，“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肯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对国家和民生都是有利的。
司马迁还用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来解释经济活动的法则，要求封建王朝对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不要任意干预，要让这四种不同的经济“各劝其业，乐其事”，“竭其力，以得所欲”。但很显然，司马迁用“道法自然”来说明经济活动的法则，是不科学的。但他重视工商，把它放在与农并重的地位上，认为统治者不应人为地去干预它们的发展，否则，就是违背了“道法自然”的原则。这就是说，在司马迁不科学的表述里面，却有着合理因素。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看到，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不同于以农为本的“重本抑末”的狭隘观点，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引起了后来进步思想家的重视，其中，不少人还发挥过这一思想。
再有，他注意了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关系。
司马迁在对人们经济生活重视的同时，还力求把经济的发展与政治联系起来，注意到了经济对于政治的影响。
司马迁在写秦朝的政治和经济时，讲到了商鞅变法的效果，他说：“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这就是说，商鞅变法不仅使得秦国在经济上富裕起来了，而且由此在政治上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使得秦国社会安定、民富国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诸侯也纷纷归顺。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司马迁也有所察觉。例如，河渠书记秦国修郑国渠说：“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一段话本来是记载郑国渠修成后，秦国在经济方面的变化，但司马迁并没有到此为止，而用“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一句概括了秦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关系。即是说，秦国兴修水利，发展了生产，从而为政治上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那么，经济的衰败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呢？司马迁也给予了一定的说明。他说，秦二世时“财匮力尽，民不聊生”，“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表服”。“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这就是说，秦二世时由于经济上倒行逆施，使得人民走投无路，于是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这就说明，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是发生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最后必然导致封建王朝的覆亡。
司马迁在写汉代经济时也注意到了汉初至汉武帝统治时期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关系。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当时的经济的确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政治上也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即是说，犯法的人减少了，社会的风气改善了。但汉武帝后期，由于豪强兼并和连年对外用兵等政治上的原因，使经济出现了衰败的征兆：“财赂衰耗而不赡。”经济上的衰败，使得社会更不安定：“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经济与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做了很好的概括。
当然，司马迁还不是有意识地去揭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他只是朴素的按照历史的面貌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尽管如此，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他揭示了经济的发展同道德观念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经济的发展对于人们的道德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即是说，人们只有吃饱了，穿暖了，才会去注意礼义等道德方面的问题。如果人民的衣、食都成问题，就无法要求他们知“礼义”和“荣辱”。当然，司马迁所说的“礼义”、“荣辱”的具体内容与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道德内容是一致的。但是，司马迁把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观念联系起来，是正确的观点。司马迁歌颂了游侠重“义气”，打抱不平，爱惜廉耻，崇尚谦让等品质。司马迁通过对游侠的肯定和歌颂，反映了人民反抗强暴的要求和愿望。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受到了封建正统史家的攻击：“其是非颇谬于圣人。”
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是不是合理的道德行为？这在司马迁的时代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先秦以来儒家的道德观念是要人们重义，而反对追求物质利益。论语记载“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西汉时期，由于受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一般商人的求富行为往往受到指责。商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比较低下，法律规定商人不得为官。
众所周知，司马迁重视货殖（生产），重视财富，重视富商大贾。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在这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一切作为既然也都是为了利，而“匹夫编户之民”为什么就不可以利来、利往呢？同时，司马迁还把富者和贵者相提并论。所谓贵者，是指仕宦和有道德声望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富豪者，但他们受到统治者的器重。司马迁认为商人货殖者，能成为富商大贾，也应当同贵族一样，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尊重，人们在道德观念上不应当贱视工商之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已敏锐地察觉到工商之民在西汉初期已是一个新兴的阶层，承认他们的活动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从而对于他们的活动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表现了对农民起义的重视。
陈涉、吴广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时间不长，从起义到失败不过半年左右，但司马迁却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陈涉列为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从而表明了这次农民起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仅如此，他还把陈涉起义与汤武伐桀纣、孔子删春秋相比，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所说的汤、武伐桀、纣，孔子作春秋，陈涉发难，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成汤伐桀，建立了新的奴隶制商王朝；周武王伐纣促进了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春秋为大一统的天下立法；陈涉起义则导致了西汉王朝的建立。所以司马迁又说：“王迹之兴，起子闾巷。”由此可见，司马迁把陈涉作为开辟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从而对陈涉起义在历史上的地位做了充分的肯定。历来的封建史家对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采取诬蔑、谩骂的态度，后来的汉书、后汉书、隋书、唐书等几乎都无一例外。而司马迁却能根据历史事实，比较客观地评价农民起义，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更是难能可贵的。
“仁政”与“无为”的杂糅
“仁政”与“无为”思想的结合，是司马迁政治思想的特色。
西汉初年，为了恢复生产，封建统治阶级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与此同时，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倡“黄老之术”。
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后期，主要活动于汉武帝时期，因此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儒道思想的融合。
我们先看看司马迁对于道家黄老思想的吸取。黄老学派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期，是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学派。黄老学派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宣扬刑、德并用，而以德为主。它提倡“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等。黄老学派的这些主张在西汉初年很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得到官方的支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思想是称道的。他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又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司马迁这种对黄老思想的赞同，反映了汉初以来政治思想的基本潮流。
但是，自汉武帝以来黄老思想逐渐失去了支配地位，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思想潮流的变化，在司马迁的思想里也有明显的反映。司马迁对于儒家的“仁政”、“德治”等思想十分赞同。他认为，“仁义”、“德治”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即统治人民、巩固封建政权的必要思想。对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司马迁也是很景仰的，称之为“至圣”，在撰写史记时，常常引用孔子的言论来评论事物。如吴太伯世家中赞美说：“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宋微子世家中赞美说：“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田叔列传中赞美说：“孔子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等等，不胜枚举。总之，在史记中儒家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司马迁虽然对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都有吸取，但并不是机械地结合或拼凑，而是倾向于儒家的政治思想的。
“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儒家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出发，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实行“仁政”、“德治”。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由赞同这一思想出发，对汉武帝的封建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抨击。
司马迁对汉王朝的统治，一般的说来是拥护的，尤其对于汉武帝的功业，如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和汉武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等，是采取肯定态度的。但是，司马迁对于汉武帝功业所带来的吏治的腐败、经济的衰退和百姓的痛苦，则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平准书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汉武帝后期经济的衰退和征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司马迁以秦事讽喻当时的情况说：“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司马迁揭露当时的政治情况是：“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酷吏列传记载了酷吏的行迹，暴露了吏治的黑暗。司马迁在酷吏列传里写了十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汉景帝时期的人，其余都是汉武帝时代的酷吏。这种安排，表明了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吏治的不满。更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指出这些酷吏之所以能无法无天、为非作歹，是因为他们“奏事中上意”，“主上以为能”，其用意是很明显的。此外，司马迁还对汉武帝封禅、臻祀、敬鬼神等进行了讽刺和嘲弄。敢于抨击当世的君主汉武帝，实在是一种大胆的言论。
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对汉武帝进行一定程度的抨击，一方面与他本身的遭遇，即李陵事件所受的牵连有关；同时司马迁在政治思想方面同汉武帝的分歧则是更深刻的原因。司马迁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实行儒家的“德治”，他希望通过“仁政”和“德治”，出现“君子好行其德，小人以适其力”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还赞同道家的“因循为用”，在政治上不希望操之过急的措施。而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而又专断的帝王，这些正与司马迁“好行其德”的德治思想不合，因而他在史记中对汉武帝以曲折的方法进行讽刺以至大胆的抨击，就不是偶然的。
总结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１２２），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司马迁是一个用生命进行创作的人，他穷尽毕生精力，创作了史记，开创了我们史书记事的新纪元。他的这一创举，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也为我国历史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