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王充（约２７—９７），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８８），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８８），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生平

王充的身世和著述

王充，字仲任，东汉时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年（２７），约死于和帝永元九年（９７）。

据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说，他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他的先祖从军有功，曾受封于会稽阳亭，遂以会稽阳亭为家，种田养蚕为生。王充一家从曾祖父起，屡因打抱不平，与豪门之家结下怨仇。为此他祖父便举家逃避到会稽钱塘县，做买卖为业。王充的父亲王诵，在钱塘因“勇势凌人”，又与一个叫丁伯的豪门结下怨仇。全家再迁到上虞，王充就出生在此地。由于屡遭打击，家道衰落，王充一家过着清贫日子。所以王充说他出身“细族孤门”，没有什么依靠。王充出身在一个备受豪强排斥打击，政治经济上并无地位的寒庶家庭，这对他的思想、性格产生了影响。王充后来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上，对豪强地主及官僚阶层有所揭露，在著述中，暴露出许多与官方正统思想不合的异端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

虽然家庭对王充后来的思想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但王充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主要还是由于他刻苦学习、积极参加当时思想斗争的结果。

王充

王充曾回忆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学习的情景。他说他童年时与其他儿童游戏，不随便打闹，“侪伦（指小伙伴）好掩雀、捕蝉、戏钱”，“充独不肯”。他六岁开始识字，八岁进书馆学习。王充学习很认真，据说他请老师讲授论语、尚书，一天能背诵一千多字。书馆里有一百多个小孩，都因有过失或写字不好挨过老师的鞭打。王充却因学习一天比一天进步，从未受到老师和父母的指责。

王充由于学习优秀，约在十五岁时就到京师洛阳进太学深造。当时东汉王朝处在鼎盛时期，社会也相对稳定，经济、科学、文化有了发展。就在这个时期，王充来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求学，开阔了眼界。他曾求学于当时的儒学大师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但王充并不满足于太学里的学习，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是说他学习时不拘守经典词句，而是广读群书，不主一家之言。王充爱博览群书，但家境贫寒，买不起书，他就经常到洛阳的书肆中去。尽管街市热闹，他却能全神贯注地看书。王充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的书甚至能背诵。他不仅熟读诸子百家，对当时其他学科也很注意，所以他在论衡中能谈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比如他谈到了潮汐与月亮运行的关系；空气湿度与琴弦张力的关系；记载了司南“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对云雨、雷电的成因也做了符合实际的说明……他还运用一些医学知识批判了鬼神迷信。这些说明王充是一位“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者。

王充的老师班彪是东汉名儒，但他并不盲从师说。王充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逐渐冲破了作为当时官方统治思想的儒学的束缚。在汉代老一辈的学者中，王充最推崇的是桓谭（前２３—５６）。桓谭是坚决反对谶纬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因为曾在汉光武帝面前非议谶纬迷信而几乎丢掉脑袋。王充却在论衡中，以尊崇的态度一再谈到桓谭，赞誉桓谭写的新论。

王充学成以后，回到故乡，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开始自己的著述。王充有过政治抱负，曾希望自己能当官出仕，有所作为。但是当时门阀豪族控制仕途，王充出身寒庶，其思想见解又不为当时的统治者赏识。所以他只做过几次幕僚一类的小官，当中还常常因意见不合而被迫去职。

王充感到他与仕途无缘，就专心治学。他的大部分著作就是在“废退穷居”、“贫无供养”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我们知道，王充所处的时代，虽然在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但仍旧潜伏着社会危机，阶级矛盾也有所激化。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能较早地察觉到这种情况，因而在思想界曲折地反映为复杂的思想糅争。最早从西汉时起，董仲舒从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感觉到各种思想并存，对统治阶级不利，所以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把先秦儒家、阴阳五行思想揉合，改铸为“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儒学，成了官方的正统思想。到了东汉，又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迷信的谶纬之学。谶，就是伪造上天所谓文书，其中有预言、启示之类；纬，就是用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去注解古籍。显然，这种谶纬说是充满了各种迷信的荒诞不经的大杂烩，其影响所及，使“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王充对此“疾之无已”，因而奋笔著书。他著有大儒、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书，大部分是针对当时思想界的问题的。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论衡分三十卷、八十五篇（现存八十四篇），约三十万字，是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巨著。王充从三十四岁开始，前后用三十多年时间写成此书。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在写这部书时，闭门谢客，拒绝一切婚丧庆吊的应酬。在自己卧室的窗台书架上，到处放着笔砚、刀和竹木简，一有什么想法就随时记下来。直到临死时才完成此书。此书之所以名论衡，据王充自己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就是衡量言论得失和真伪之作。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这部巨著中，对已成为官方思想的汉和帝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和神学迷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先秦以来的主要思想流派进行了评论，以便从思想的承继关系中，对汉代的思想做出总结。

大约在汉和帝永元九年（７１）王充去世，活到七十岁左右。王充晚年生活很苦，死后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著作，直到东汉末，经过蔡邕、王朗等人的推许，他的一些著作才逐渐流传开来。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汉代的唯心主义，以董仲舒为代表，将儒学神秘化、谶纬化，鼓吹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是“百神之大君”，具有人的感情和意志，能赏善罚恶。其后又经过汉章帝钦定白虎通义，更进一步说天是“居高理下为人镇”，是主宰世界的上帝。他们以此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称“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君主的喜怒、操行的好坏和政治得失，都会感动天神做出相应的反应。以此给封建帝王涂上了一层神圣的油彩。

论衡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对这种神学迷信予以揭露，反复论证了天是自然物，不是神。在论辩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既汲取了先秦道家“天道自然无为”和荀子“明天人之分”的思想，也吸取了汉代天文学的科学成果，使他的自然观，有了比较丰富的内容。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天究竟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

汉代天文学家对天是什么进行过热烈的争论。大体有三说：一种是“宣夜说”，认为天是无边无际的气；另二种是“盖天说”和“浑天说”，认为天是囫囵的“体”。王充汲取了他们的说法，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天地，含气之自然也”的论断。王充阐述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和人最基本的元素，它是一种普遍的、细微的粒子，比自然界一切其他的物质更为基本。他把天地看成是元气的产物，并由它化生万物。这就是王充提出的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他以这种元气自然论批驳了唯心主义的天神论。

王充还进一步说明：从实际上考察天地都是有形状的东西，是物质的实体。他说星辰在天上犹如地上的宅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神秘的。所以天是物质的天，不是什么超物质的人格神。

当然，王充对天的描述还是粗疏的，他还说不清楚元气是怎样化生天地万物的，就含糊地说是“神”的作用。他说：“神者，恍惚无形，出入无门，上下无垠，故谓之神。”王充说的这个“神”不是人格神，而是表示元气化生天地万物的神妙作用。虽然他只能把变化的原因归之于说不清楚的神妙作用，但很明显，这是企图排斥董仲舒的神学观点的。而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王充的自然观能从哲学的高度上论证天是物质和物质本身的运动，这比起那种认为天是人格神的唯心主义来说，无疑是属于正确的观点。显然，这种元气自然论使唯物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为了进一步论证天不是人格神，而是物质的自然的观点，王充又用自然无为的思想加以论证。

王充在自然篇中说：根据什么知道天是自然呢？因为天没有嘴和眼睛。如果天有意识、有作为，就要有嘴和眼睛……怎么知道天没有嘴和眼睛呢？按照地来推论就可以知道。地的实体是土，土何曾有嘴和眼睛……假如天是实体，它就应该和地一样，假如天是气，气就像云烟一样。而云烟又怎么会有嘴和眼睛呢？正因为天没有口目，天就不会同人一样有感觉有意识，所以天就不是什么具有人格的神了。

以此王充又进一步批判了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所谓目的论，是说人和万物都是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王充说“此言妄也”。在王充看来，天不能有目的地产生人类，只是天地之气和合，人类就偶然生长出来。就像夫妇之气的交合，孩子就自然生出来一样。王充当时还不能懂得关于人类产生和发展的科学知识，只能用元气自然论来解释人类的产生。但他主张人是由物质的“气”产生的，反对神有意识造人的谬论，这在历史上是有巨大进步意义的。

董仲舒

王充还批判了董仲舒认为天为了养活人，才有万物的说法。他在自然篇中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草木生长，花和叶青翠茂密，都有曲折的纹理。宋国有个人用木头雕成楮树叶子的形状，用了三年时间才刻成。列子说：假使天地三年才做成一片叶子，那么万物有叶子的就很少了……所以万物的叶子都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如果说是天地有意识做出来的，那么做万物得用手，天地哪里能够有万万千千只手，同时做出万万千千件东西呢？

在王充看来，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成、冬落都是“自然之化”。天地本来就是自然之物，天地之气交流，造成万物生长的条件和环境，并非有意识地去安排万物。王充为了揭示神学目的论的荒谬，还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进一步责问论敌：你们说天生五谷就是为了给人吃的，天生丝麻就是为了给人做衣穿的，这不简直是叫天去当“农夫桑女之徒”吗？这不是在亵渎你们崇拜的天神吗？王充还责问说：如果因为人能降服万物就说天生万物是为了给人享用的，那么是否可以说因为虎狼蛇蝎等“皆贼害人”，就说天生人是为了给这些害人虫享用的呢？

虽然王充不是用很科学的分析方法，而是用人们在生活中的常识和形式逻辑去揭穿神学目的论，但是这种论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是能够有力地证明天是自然无为的正确思想。

在王充自然无为的思想中，首先指出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又肯定了自然变化的客观性，这就从哲学的最高范畴肯定了自然界的实在性，从而有力地否定了天神的存在，揭穿了神学目的论的荒谬。神学目的论是神权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因而王充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神权政治的批判。正因如此，封建正统派把他的学说看作是“妖”论，百般攻击，这正是说明王充的批判是击中要害的。

王充为了批判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思想，又进一步批判了天人感应论。

天人感应论的第一个依据是符瑞说。所谓符瑞说，一是宣扬帝王是“天子”，所以帝王出生时，上天会降下吉祥的瑞兆；二是宣扬帝王统治符合天命时，上天会降下麒麟、凤凰、嘉禾等符瑞，表示上天对贤君的嘉奖和护佑。

王充对符瑞说进行了批判。他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以说明圣、凡之人皆是物。他还用“物生自类本种”的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用“奇吉之物”产生的后代。他针对当时流行的谶书中所谓尧帝的母亲庆都与赤龙相感而生尧，和刘邦的母亲曾在野地梦与神相遇，“太公往视，见蛟龙于上”，于是有孕生下刘邦的传说，指出“如实论之，虚妄言也”。王充说如果尧和汉高祖都是其母与龙交合而生的，那么就应当“自类本种”，也应该和龙一个模样。“龙能乘云”，而尧和刘邦为什么不会腾云驾雾？可见这是无稽之谈。王充指出：凡是动物“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哪里见过雄马和雌牛，雄雀和雌鸡交合的呢？所以不相合，是“异类”的缘故。现在龙和人是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尖锐地揭穿了谶纬说编造的帝王是龙子龙孙、天生贵种的谎言。王充不仅反对汉高祖刘邦的神话，甚至对汉光武出生室内有光的神话，也进行了批驳。这在当时是要冒犯死罪的风险的。王充如此大胆的言论，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勇气。

刘邦

至于汉儒鼓吹符瑞是什么“天使所为”，“中国有道则来，无道则隐”。王充指出所谓符瑞不过是一些稀有的动物和水草而已，是自然界“常有之物”。只因人们不常见到，少见多怪，故牵强附会为“符瑞”。而符瑞象征什么，都在于神学家们的随意解释。而所谓符瑞和人间的吉事相遇，不过是巧合。况且“鸟兽之知，不与人通”，它怎么会知道国家有道、无道呢？动物比人还要蠢，儒生却认为“凤凰有知，应吉而至”，这不是十分可笑的吗？

天人感应思想的第二个内容是阴阳灾异说。即把自然界的变化，如日月食，四时寒暑，雷电云雨，水旱虫荒，说成是上天的喜怒，用以告诫帝王，要修德勤政。这种谴告说，在汉代甚嚣尘上。王充说：“谴告于天道尤诡，故重论之。”在论衡中，他用了较多篇幅，进行批驳。在被称为“九虚三增”的十二篇中，就有七篇谈到这一类问题。

王充认为，“天道自然”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灾异的发生“气自为之”，是一种自然现象，有它自身的规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谴告说。

王充还力图用当时已知的一些科学知识对谴告说的种种“论据”进行驳斥，对一些自然变化，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比如汉儒把日月说成是君臣关系，说日月食表示三纲失常。王充指出，日月食是有一定周期的，“食有常数，不在政治”。对于雷电以示天怒，下雨以示天喜的说法，王充的批判更有说服力。他说，雷不过是一种火，所以被雷劈死的人，“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他认为雷电是阴阳二气相激形成的自然现象。人被雷劈死，完全是一种偶然事件。把雷劈死人说成是天神发怒，有意惩罚有过失的人“竟虚言也”。他说，如果“天以雷雨责怒人，则亦能以雷雨杀无遭”，可是自古以来“无道者多”，并不见天用雷雨去诛杀他们，还是要“圣人兴师动军”去克敌。王充还认为，“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说明雨露是地气上蒸的结果，所谓下雨以示天喜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王充针对所谓旱灾是天神对君主骄横暴虐的谴告，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贪恋酒色的谴告，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谴告等，提出责问。他说如果天能谴告昏君，也就能任命圣君。天为什么不择尧舜之才却偏偏生下那失道无德的庸碌君主，然后再去谴告他。他还指出如灾异是天的谴告，那么遭到洪水和大旱的尧和商汤岂不成了暴君？揭露了谴告说的自相矛盾和荒谬绝伦。

王充还力图寻求灾异谴告说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他认为谴告说的产生，是乱世的人们以自己的无知去想象和臆度的结果。而“圣人”之所以提倡对天的迷信又是为了“化无道，惧愚者”，是为了教化无道的君主，吓唬老百姓。这表明了王充对宗教迷信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深刻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这一真理。

“人死不为鬼”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汉代统治者除了乞灵于天神，还乞灵于各种所谓的鬼神。东汉初在统治者倡导下，各种鬼神迷信泛滥成灾。王充在对鬼神迷信的批判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体现了王充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王充首先论证人死不为鬼。他先从人是物，其他生物也是物，既然动、植物死了都不能为鬼，推论人死了也不会变成鬼。他还用元气自然论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王充还从物质变化的不可逆性，论定死人不能为鬼。他用火灭了不能复燃的道理，来类比死人是不能复活变成鬼的。王充机智地揭露了有鬼论的荒谬。他说：自开天辟地有人以来，已死的人有亿万之数，比今天的生人还要多。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上简直是一步一鬼了，应该看见无数的鬼，满院、满屋堵塞道路，而不应只见一两个。王充又指出持有鬼论的人，说鬼是死人的精神，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鬼就应当是裸体的，因为衣服不是精神，而死人的衣服又早已腐烂了。而世人所说的鬼都是穿着衣服的，这也证明鬼是不存在的。

王充又进一步以“气”的观点，来论证人死不为鬼。他说：“人未生，在元气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是无知的，“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所以人死也不可能再有知觉了。王充举例说：夫妻生前相互怨恨、打架，待丈夫死了，妻子改嫁；或妻子死了，丈夫再娶。按照死人有知的说法，应该更加愤怒了，可是却平安无事，这就证明人死以后是无知的。

在论述人死无知这个问题时，王充提出了“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这样一个形知论的著名哲学命题。他以薪火比喻人的形与知（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指出没有不依赖于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现象，正如没有不依赖于燃烧而独立存在的火一样。王充在这个命题中谈到的“精”，与现代哲学概念“精神”还不是一回事。他说的“知”，则类似现代哲学上说的“精神”。但是从这个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充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是多少意识到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这类思想的，认为没有形体就没有“精”和“知”。他正是依据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为人死无知的无鬼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古代鬼神迷信的要害就是主张形亡可以神存，从而认为精神是先于人体、主宰人体，可以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王充的命题正是抓住要害，驳倒了天神、地鬼的谬说。

明明世界上没有鬼，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有鬼呢？王充还进一步分析了有鬼论的认识根源。他指出人往往在睡觉、患病和精神失常时见到鬼，可见这是人的精神幻觉，即所谓“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鬼是人们主观想象出来的。

王充还指出了有鬼论对社会的危害。他说由于人们“谓死如生”，所以盛行厚葬，导致民贫财困，这是“危亡之道”。要提倡节葬，就必须“言死无知”。

在王充生活的时代，由于迷信鬼神祸福，各种迷信禁忌多如牛毛，无论搬家盖房，婚丧嫁娶，沐浴裁衣……一切都要择吉日，以避忌讳。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也对各种迷信禁忌，一一给予驳斥。指出忌讳是“虚妄之言”。他主张人们办事应当根据“人事之可否”，不必“问日之吉凶”。所谓岁月，不过是记时的名称，“积日为月，积月为时，积时为岁”，“安得鬼神之怪，祸福之验乎”。关于祸福，他说这“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只要“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如果“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他认为迷信鬼神是礼义败坏的结果，“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王充深刻地指出，迷信禁忌是一些从事迷信活动的职业骗子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惊惑愚暗，渔富偷贫。”他对统治者搞迷信活动也做了相当深刻的揭露，指出“圣人举事”，“决以卜筮，示不专己，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是统治者，借用鬼神的名义，来欺骗愚昧的百姓。

在批判各种迷信禁忌的同时，王充还批判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成仙说。他指出：“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不能寿之为仙。”因为人有生必有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所以“物无不死，人安能仙？”所有的求仙术，不死方“其必不成”。

王充对各种鬼神迷信的批驳，不仅具有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对神学迷信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如灾祥、祸福、卜筮、谶纬、鬼神、星变、骨相、祈祷、禁忌、求仙等都有涉及，其批判大都具体深入，切中时弊。在论战中他摆事实，讲道理，“每言一事，如剥蕉抽茧，其理层出不穷，由浅而深，由粗而精”。他吸取先秦以来形式逻辑方面的成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神学家们陷入无法解释的自相矛盾之中。王充这些系统的无神论、无鬼论思想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他的一些论述，至今还有生命力，对我们今天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

从“实知”到“知实”

人的认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来才有的，这是哲学上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一个根本问题。

王充在论衡中，在实知和知实两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充用“实知”和“知实”来概括他的认识论，这是很精辟的。“实知”是说人们只有接触实际事物才能获得知识，“知实”是说人的认识正确与否，还要用“实效”来检验。从“实知”到“知实”，这就是王充坚持的唯物论反映论的认识路线，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高水平。

王充是在批判汉儒唯心论的先验论时，提出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知篇一开头就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能“神而先知”。王充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汉儒为了神化孔子，说什么“孔子将死，遗谶书日：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面亡。”说后来果然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巡视到鲁国，看了孔子的住宅，然后在到沙丘的路上暴疾而死。又说孔子生下来不知道谁是他父亲，因为他的母亲隐瞒了这件事，孔子是靠吹律管才知道自己是殷宋大夫子氏的后代。这些就是孔子所谓能“神而先知”的证明。

王充虽然也尊孔子为圣人，但他不同意汉儒的这种神学迷信。他在实知篇中驳斥说：既然孔子生下来连他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那么他怎能说孔子会“神而空见”呢？既然说孔子能“后知万世”，那么孔子怎么又会说秦始皇是不知哪里来的一个男子呢？可见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是胡乱编造的。

秦始皇

为了论证圣人不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王充又举例说，如果让一个人立在墙的东面，叫他发出声音，让圣人站在墙的西面听着，他能知道这个人的黑白、高矮、籍贯、姓名和出自哪个家族吗？水沟里有漂浮着的死尸，沼泽里有枯骨，死人的头发和头颅都毁坏了，肌肉烂空了，叫圣人来查看，他能知道死者是农民，还是商人，是老人还是小孩，以及是犯什么罪被处死的？显然，圣人是办不到的。王充说：“非圣人无知，其知无以知也。知无以知，非问不能知也。”可见，即使圣人也不能“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既然圣人对当时、当地的事都不能做到不问就知道，那么说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就十分荒谬了吗？

王充在知实篇中还列举了从论语、孟子等书中，引出的十六个事例来说明孔子等“圣人”是不能先知先觉的。比如颜渊做饭时，灰尘落进饭锅里，他想放着不管，饭就不干净了；想扔掉，又怕浪费，于是他就把带灰的饭捡出来自己吃了。孔子远远看见，竟以为他在偷饭吃。王充说这就证明“圣人”是不能先知的。又如匡地的百姓围困孔子，孔子如果真是先知，就应及早改道而行，避开这场灾祸。但孔子不能先知，所以才碰上匡地的百姓，遇到了祸患。所以王充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那么对流传的天才、神童应当如何看呢？王充说所谓神童虽然“未就师”，其实早已“家问室学”了，只是比别人早一点接受教育罢了。在他看来，神童是一些早熟的人，“称之过度”是不对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预见一些事情呢？王充认为这也不过是根据征兆，观察迹象，推求事物的结果。这种依照同类事物来预见祸患，根据以往的事实经验，推断未来的事情，一般人也是能做到的。王充举例说：鲁国国君年老了，太子还幼小，次室的一个女子，靠着柱子长叹，这就是由老弱的征象看到了鲁国将要败乱的预兆。因此“妇人先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乎！”王充认为圣人比一般人高明些，就在于他们学习的机会，比别人早一些，多一些，进度比别人快一点，掌握知识比别人多一点。但是圣贤也不能有所谓生来即知的“性知”，他们也要依靠耳目“以定实情”，这和一般人没什么区别。王充的结论是：“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神。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之。”王充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把圣人拉回到常人的地位上，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巨大的理论勇气。

王充还论述了从“实”到“知”必须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指出人的认识来源于人的感觉器官对于外界事物的接触。他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人的认识之所以要通过感觉器官，是因为“须任耳目，以定实情”，只有通过感觉器官，才能判定外界的真实情形。他说：“巢居者先知风，穴处者先知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王充很强调自身实际经验对认识的作用。他说：齐地（今山东一带）的妇女世世代代学刺绣，所以普通的妇女也有这个本领；襄邑（今河南睢县）有织锦的习俗，所以笨拙的妇女织锦也是巧手。这是因为天天看、天天做，熟能生巧。这就表明如果不亲自实行，即使聪明的人在极简单的事面前也会显得笨拙。

王充也强调要注意接受别人的实际经验，主张“博览古今”。他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如瞎子、聋子。不览古今，论事不实。”

王充还接触到人的认识必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他指出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虽然博览古今，遍阅诸子百家，也不一定明白事体。只有像圣贤那样，善于将各种事物对比起来进行研究，才能看得深入一些。尤其在立论的时候。如果只是根据耳目所听到、看到的表面现象来判断是非，只相信从外面得来的见闻“不以心意议也”，即不通过内心进行分析判断来论事，那就会凭虚假的现象说话，就会“以实事为非”。所以判断是非不能只靠耳目，“必开心意”，一定要通过内心的思考。在王充看来，感性所得的材料，必须是经过理性的整理分析，才能鉴别是非，了解事物的真相。这是王充在认识论上突出的成就。

前已提到，王充提出“实知”到“知实”的命题，这从认识论上来说，是涉及理性思维中的推理、判断，必须要用“实”来检验的正确观点。

王充在知实篇一开头就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指出凡是论证事情，如果违背了实际，又不引用事实做证据，那么即使是美好的道理，说得再多，最后还是不能被人相信。只有有证据，才能证明它是确实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充不仅把“实”这个概念引入了认识论（“实”，一是指实事，实际情况，二是指认识的实在性），而且他还认为认识的出发点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都离不开“实”。离开客观事实，就不能判断是非。他说的“效验”是指客观事实对主观认识所做的验证。

王充也强调“实”与“虚”的对立。他在论衡中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疾虚妄”。疾就是反对、痛恨的意思，虚妄就是弄虚作假。这是王充在认识论上宝贵的贡献，是对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总结和发展。王充用“求实疾虚”这个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立论，从哲学的认识论高度剖析了天人感应，谶纬箴言，传统迷信，世俗禁忌以及神仙方术等两汉时期的唯心主义神学。“求实疾虚”是王充在我国思想史上留下的宝贵遗产。

当然，王充强调的“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实践，而是指个人的活动，现成的事实。他和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一样，都是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的。因此，王充还不可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同时王充有时还把神秘主义色彩的术数也当作认识事物的一种途径，这也表现出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不彻底性。

总结

王充是在批判地继承先秦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在批判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和神学迷信的斗争中，建立了一种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首先王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他用元气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并把元气当作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出发点。王充的元气自然论，是对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批判汉儒唯心主义天人感应思想的有力武器。这对后来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王充以元气自然论为基础，提出了系统的无神论，全面批判了弥漫于当时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潮。这不仅有力地捍卫发展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哲学传统，也为后来反神学迷信的斗争，开辟了道路。后来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无神论者如范缜、张载、王夫之、戴震等都曾受到王充的影响。

第三，王充发展了古代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他把“实”的概念引入认识论，以此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提出了“求实疾虚”的认识方法，在发展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