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倡先秦两汉的文章，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２０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２５３５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３６４９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唐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５０５７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

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生平

韩愈其人其事

韩愈的出生并不像有些伟人的降生那样，祥光缭绕，异香盈室，充满神奇的色彩。相反倒是一大堆灾难接踵而至，给童年的韩愈带来一次次重大打击。韩愈的母亲是怎样一种情况，一点记录也没有，有人侧面推测她是韩家的婢妾，韩愈出生不满两月她就去世了。在长庶界限森严的当时来说，母为婢妾已是一大不幸，且又亡故。但更不幸的是韩愈三岁时父亲韩仲卿也去世了，真可谓一之不幸，再而至焉。父母双亡，韩愈只得随兄长韩会生活。刚十二岁，韩会也病逝了，于是他只好由嫂嫂郑氏扶养。有一次，嫂嫂对着他和继子凄惨地说：“韩家两代，只有你们二人了。”虽然韩愈当时尚不知这句话的分量，但这句令韩愈人惨恻的话语对韩愈来说却影响不小，以致二十年之后仍清晰记得，尤在耳畔。

韩氏家族原是十分显赫的，远祖为汉弓高侯之后，韩家上溯八代都在朝廷中供职。虽说一代不如一代，到了父辈，父亲还做过武昌令和鄱阳令，叔父韩少卿为当涂县丞、韩云卿为监察御史。李白曾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中如数家珍似的把韩门一族赞颂一番。父辈之后，长兄韩会也博学多识，好谈经邦济世之策，曾以王佐之才自许，在当时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相好，并称“四夔”，韩会位居夔首。只可惜误入权相元载门下，元载失势，韩会也就立即从起居舍人之职远贬为韶州刺史，不到两年即死在任上。韩愈跟随嫂嫂郑氏扶柩北上，返回老家河阳，本可维持一种平静的生活，谁知德宗建中二年（７８１）北方又爆发了“四镇之乱”，十四岁的韩愈只得又随家人奔波南迁，避难于宣城。

史册典籍里有大量关于韩氏祖父辈的记载与颂词，身边有嫂嫂郑氏的耳提面命，所以少年韩愈是多么希望能早日摆脱困顿，爬出底层，向上攀登，凭着自己的努力，重振祖业，再继辉煌。他只有凭着自己加倍的奋发努力去追赶那落日的余晖。我们现在已不知道郑氏是如何教育韩愈的，但我们知道，一个人常爱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方法来教育他人，尤其要用那些自以为成功的部分。韩愈官拜中书舍人以后，曾写过一首教子诗符读书城南，其中说，人之为人，主要是看有没有知识，勤于学习就能感到充实，反之则空虚无聊。两家的孩子，小时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一个游于诗书礼义之途，不断接受熏陶教育，一个则任其自然成长，年复一年两人差距越拉越大，一成为龙一混同猪。学与不学，有天上人间之异。“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我们从中可以得知郑氏当年对韩愈的教育大类于此，这种既俚又浅的方式远比那些堂而皇之的圣训来得实在而有效。韩愈正是在这种家庭氛围里开始其读书生涯的。

儒学变迁的先驱

韩愈虽然自幼接受的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教育，又精通六经之学，崇尚古文，但他对倡导儒学，宏扬儒道那种替圣贤立言之事并无多大兴趣。兄嫂的循循诱导是希望他学有所成，重振家风。他自己的兴趣也在于通过科举，为官仕宦，享受公卿利禄，过那种“潭潭府中居”的生活。所以在长安十年，屡试不第之时，他才不惜自己人格厚起脸皮卑躬屈膝地哀求宰相让他做官，觉得不能为官就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难熬。十年奋争，终归失败，不得已悻悻东归，以待良机。正在这时，董晋官拜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董晋与韩愈的叔父韩绅卿曾在淮南节度使崔园幕中共过事。大概由于这层关系，韩愈在求官无望中随同董晋来到了汴州，以清客的身份住在董府，做些迎来送往侍宴助兴之事。过了两年，董晋任命韩愈做了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汴宋毫颍等州推官。这是韩愈的第一任官任。在此任上他并没什么作为，写了一篇汴州东西水门记，还当了一次考官。除此便是广交朋友，以文会友。所以汴州期间他的文名大长，开始招收弟子，李翱、张籍等人就是此时投入韩愈门下的。

韩愈石像

贞元十五年（７９９）二月三日董晋病逝，韩愈从丧护灵往洛阳。离汴州四天，汴州便发生了兵变，幸好其家小很快从汴州逃出，于是韩愈便携家来到了徐州，在宁武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职。本来韩愈离开长安是要投奔张建封的，因为董晋之约才在汴州滞留三年，现在汴州乱了，韩愈便来到徐州。在徐州韩愈仍是无所事事，先居睢上之地，整日闭门读书，也曾去拜访过睢上的双庙，了解了不少张巡、许远的传说，后来他曾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著名的传记张中丞传后叙。韩愈来徐州是想当官，并不满足于闲居，所以时隔不久韩愈便不耐烦了。张建封会意，便任他为节度推官，可是韩愈一向自由疏放惯了，对那种晨入夜归的坐班工作不能忍受，只得要求额外宽容。张建封很开通，答应了韩愈的请求，从此韩愈便开始了随人俯仰的推官生活。张建封喜欢玩球，韩愈便陪他玩球、写诗助兴；张建封爱狩猎，韩愈便随他驱驰；张建封修了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韩愈便自告奋勇为厅石写记，借机颂扬几句。就这样看着张建封的脸色、揣摩着他的心思来行事，企盼张建封的提拔或上荐。然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张建封并无荐举之意。所以韩愈在奉命进京朝正归来后不久，便辞别张建封，离开徐州到洛阳去了。

韩愈进京朝正时，遇上了同年好友欧阳詹，闹出了一场令他激动不已的小插曲。当时韩愈文名已经很大，长安练笔、汴徐草文到这时已大名鼎鼎、弟子成行了。欧阳詹当时任国子监四门助教，见到韩愈到京，想昔日同榜之情，叹服其文章超群，怜惜他坎坷不遇，便率领国子监生徒，伏于阙下请愿，要求任命韩愈为国子监的博士。事虽未成，却令韩愈激动万分，感激倍增。归途之中，百感交集，写下了暮行河堤上一诗。诗曰：“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际黄云，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何就？嗟嗟世与身。”日暮之际奔走行役，天高地阔，四顾茫茫，秋老草衰，令人神伤。从贞元二年步入社会，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自己也由风华正茂的青年走过了而立之年。然而仕进无路，命途多舛，功业无成。所以从徐州来到洛阳，闲居之中，除了与朋友游乐山水，论文析道而外，他开始静心地反思自己。祖业的辉煌除了激起他无限的崇敬与向往，并没给他带来恩荫与好运。长安十年，含辛茹苦，尝遍了寄人篱下屈膝做人的滋味，然而到处干谒哀告求人，牺牲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并未打通官路。世事污浊，裙带成网，官府昏暗，任凭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难遂宿愿。汴徐五年，更是蹉跎岁月，发达无望。于今已三十有四，岁月匆匆，不舍昼夜。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自己遵循此等圣训，自幼就保持着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敏感，渴望功名，执着仕途，原打算为国尽心，于己成英伟之名。然而十几年奋斗，都以失败告终。人生在世，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为今仕途阻断又何必执此一端，耿耿于怀。立功不成，尚可立言，以垂名后世。此等意念，前此已有。早在上考功崔虞部书中就已誓言“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后”。后来吏试落榜，友人崔立之写信安慰，他回信中也曾表示，立功不成则隐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搜求国家遗事，考察贤人哲士的生平做为，写成经典作品，以垂名将来，既可鞭挞奸佞，又可阐发自己的思想，展示自己的智慧之光。后来到了汴州得识张籍，张籍更是多次指摘自己反佛老却不能著书以垂将来。如此等等都刺激他掉头转向，撰文著书，这是他凭着自身之力施展才学智慧又不受外力限制的唯一一条通途。于是韩愈闲居洛阳经过痛苦的反思与权衡，开始致力于自己的道德修养，把自己的才学与精力转向道德文章，做起了明道之文。以古代圣贤为楷模，与庸俗的社会相抗争，于是儒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五原”名文——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就这样诞生了。

或许一个人的创造性也遵守着自然界的能量守恒原则，在此受到压抑，必然要于彼处释放，正像太阳总要放光发热，东边不亮西边亮。韩愈仕途受阻，创造性被压抑，无处释放，便转而著文写作来闪现其智慧之光，展示其存在的价值。“五原”名文，是韩愈生命创造能量的展露。

“五原”名文

韩愈的“五原”名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韩愈的儒学思想。五篇之中原道为总纲，文章从解释仁义道德入笔，建立自己的儒道观点。他说：“博爱就叫仁，行仁爱之心做得很合人情事理便是义，由仁义出发修养自身就是道，有了足够的仁义修养而不需外求的境界就是德。仁和义是有严格具体内容的固定名分，道和德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虚设之词。”韩愈所崇尚的儒道就是符合仁义的道，他认为当时盛行的佛老思想是违背仁义之道的邪说。

韩愈接受的是正统儒家思想教育，关注社会，热衷仕途，对佛道寺院经济的危害了然于心，奋起反对佛老，与世俗相对抗，视佛老思想为邪说淫辞。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宣传儒道。他认为看一种学说是不是邪说，不能只看其是否讲道德，而要看它是否具有仁义的内容，佛老都讲道德但都不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其经文应是诗经、尚书、易经、春秋，而不包括佛老的经卷；其法则应是礼、乐、刑、政，而没有教主或住持；仁义之人包括士农工商四类，而不包括僧尼道姑；仁义社会由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构成，而没有抛弃君臣父子师友的僧徒；穿丝麻之衣，并不披袈裟；居宫室之屋，而没有寺庙道观；吃粟米蔬鱼肉，而不设斋饭。这种仁义道德的社会是先贤圣人创造的。他们凭其超人智慧与修养教百姓养生之道，做百姓的君主与导师，消除百害而使人安居中土，寒则教民制衣，饥则率民稼穑而食，为人民创造宫室房屋，分使众人为工人、商人、医生，制礼作乐，为刑立政，以信守国，创造出祥和安定的社会，并不存在神仙世界和西方乐土。这种社会，秩序井然，君主是发布命令的，臣子是执行命令的。平民百姓应出粟米丝麻器皿之物侍奉君臣。君主不发布正确之令，失其君职；臣相不行君令，失为臣职；百姓不侍奉君臣，失为民之道，就该受诛杀责罚。维持好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社会就安定有序。但是现在佛老盛行，士农工商之外又多僧尼道姑两种人，他们不耕而食，不工而用，不商而资，因而才造成社会穷困，盗贼蜂起，天下不宁的局面。那些僧道之人表面上重视个人修养，静心养性，实际上是违背正常的人伦关系，抛家弃业，寻求虚幻的神仙世界或所谓的净土极乐之境，与仁义道德相去甚远。他认为真正的重视个人内在修养，应该正心诚意，像大学中所说的那样，通过提高个人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方为仁义之人。所以当今之日要想国泰民安，再现盛世，就应该推行儒学，抑灭佛老，还俗僧徒道士，烧禁佛老之书，变寺庙为民舍，彻底消灭佛老。所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作为韩愈反对佛老宏扬儒道的纲领，其旗帜是非常鲜明的。

原道是总纲，其余四篇为分论。原性从人性问题上来宣扬儒道。他继承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认为人的“性”是先天具有的，“情”则是后天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内心反映。性和情都有上中下三品。性的内容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五种，情的内容体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上品的人性是善的，下品的人性是恶的，中品的人性可以引导为上品或下品；上品的情合乎中道，无过而又无不及，下品的情则去中道甚远，中品的情有过有不及，大体合乎中道。情的三品与性三品相对应，上品的性发为上品的情，中品的性必发中品的情，下品的性必为下品的情。如此的性情三品，是先天而来的固定不移的。上品之性则为圣人，为君为臣，下品之性则为小人，为民。这样韩愈通过性三品说就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找到了合理的依据。人分君臣民三等是由人性决定的，是天命决定的，上性之人可以教而愈明，下性之人可以制而使畏，这样良好安宁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就建立起来了。谁破坏这种秩序，谁就该受诛杀，受责罚。佛徒僧道违逆正常人伦秩序，遗弃君臣父母，不事劳作，应该彻底清除灾迹。藩镇拥兵自重，父死子立，不领朝命，不尽臣责，所以韩愈反藩镇，主张消平藩镇割据。后来他还亲自参与了平定淮西吴元济的战事。政治上反藩镇割据与他倡导儒道维护统治秩序是吻合一致的。

原人一篇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立场上论华夷之辨。韩愈认为天是日月星辰之主，地为山川草木之主，人为夷狄禽兽之主，佛为外来宗教，是夷狄之教，应该加以排斥打击。原鬼一文意在宣扬天命论，他认为鬼是无声无形的真实存在，谁做事如果违背天意，逆于民心，不合伦常之道，破坏了社会秩序，鬼神就会降下祸殃灾难来惩罚。所以原鬼一篇实是韩愈制民使畏的威吓之言。

“五原”的最后一篇原毁是韩愈有感而发之作。他长安求仕近十年，百般求人，处处干谒，这本是当时士人司空见惯的事，偏偏韩愈遭人诋毁诽谤。汴徐之时招收弟子，自为人师，更招来俗人的议论。按说从师学习是追求知识肯于上进的表现，可当时之人却都自命不凡，耻于从师学习，谁敢自尊为师更是不知天高地厚之举，招人耻笑。韩愈深受其害，因此文中把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相对照，从责己待人两方面批评今之君子道德低下，不自修身却怕别人德高望重的丑恶心态，并把这种恶薄的世风归源为懒怠与嫉妒，对丑恶的现实发出了憎恶的慨叹。

“五原”是韩愈思想趋向成熟的作品，基本上阐明了韩愈的儒学思想与主张。从整个儒学思想史来看，以“五原”为核心的儒道宣传，内容是较空泛的，既缺乏精密的理论体系，也少有创新，只粗具儒家思想而已。仔细分析原道一文，论述仁义，只强调博爱一义，而忽略了孔孟学说中克己、复礼、孝悌等内涵。论君臣之义，只抓住了出令与服从的关系，而对君之责诸如使民以时、行德政、任贤能乃至薄赋敛等内容未能详论，对臣之责中进谏、责君之非等也未提及。原性之文否定孟荀的性善性恶学说，却也没多大发展，相反却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做了立论的基础。原毁一文以流为源，复述的只是恕道观而已。至于原人、原鬼牵强附会，近于诡辩。所以宋代儒者对韩愈的儒学思想多有指摘，认为他的儒道只悟大体而未精微细密，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理论的粗浅并不是韩愈的遗憾。韩愈写作“五原”，就本身的功利目的来说，是为了立言后世，垂名不朽。就儒学发展本身来说，韩愈的“五原”无异于像汉儒那样动辄万言地阐发注释微言大意，其目的正是要结束那种穿凿附会而丧失儒学精神的汉儒经学。通过危言耸听，通过大声疾呼来恢复儒学指导现实人生的精神，用简约实用的学说取代烦琐的经学，纯洁儒道，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建立一种关于社会人生的一般理论，确立新的思想价值判断，使儒学成为指导现实政治及社会人生的实践哲学。这种努力正是唐代儒学与现实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相联的时代特点的具体显现。唐代，正是儒学史由汉学向宋学转折时期，从颜师古、孔颖达注释五经之后，唐代的学子便从经学中解脱出来，积极投身现实政治，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主持明堂郊庙封禅祭祀等典礼活动，以儒家的伦理观念为现实提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态度。韩愈正是受这种时代氛围的感召，倡导儒学，对抗佛道，用简约实用的学说为儒学独尊而努力。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唐代社会思想活跃，观念开放，儒佛道三家思想并行合流，已深入人心。韩愈创造的简约实用的儒学思想不仅对丰富儒学思想体系意义不大，其纯洁儒道、重建儒学权威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但是韩愈自从写作“五原”，有了弘扬儒学的纲领以后，便以儒道传承者身份自居，抓住每一个正规场合，不失时机、喋喋不休地鼓吹宣扬。这种危言耸听大声疾呼的努力却造成一种积极向道的士风，对宋代理学的产生具有成效卓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奠定了韩愈在儒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一方面，韩愈的道统说开了宋儒道统论的先河，另一方面，韩愈对大学“诚意”章修身理论的强调开了宋儒重四书的端绪，直接影响了宋儒重视心性修养士风的形成。韩愈立言著文为了能以儒学传承者身份自居，在原道中他确认了一个儒道传承统系。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样一个兼学统与帝统为一体的道统，其实并不是韩愈先发，早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就已描绘过由尧舜禹到汤、文、孔子递相传承的道统谱系。后来淮南子·要略把它发展得更明确更具体。韩愈处中唐之世，受帝统与佛统及宗族谱系学说启发，重新强调道统体系，用道统说与佛道统系相抗衡。一方面可以强化儒道的权威性，因为学术的权威加帝位的至尊汇成的道统对于抗衡佛老学说要比一般的理论辩驳更具震慑力量。另一方面借助这样的统系学说来推行儒家思想显得渊源有自，学有所承。可以借古人助自家声势，抬高自身身价，以正统继承者自居，以达到立言不朽的目的。这是韩愈的精明之处。不过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在当时对韩愈宣扬儒道并未产生多大权威作用，相反还因此招来许多沽名钓誉的非议，但它对宋代的道统说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大影响。宋人尚统意识明确自觉，学术上讲学统，佛学有佛统，帝位传承排正统，文学上有文统，对儒道则自然看重了韩愈的道统说。而且把韩愈排在孟子之后，奉为道统的传承者，然后把自己排在韩愈之后，像韩愈一样借古人助己，同时广引师友门徒，靠群体力量达到众而胜之的目的。因此道统说对宋代重建儒学权威具有直接影响。像孙复、石介、柳开乃至后来的苏洵等人都引道统说鼓吹儒道。尤其石介说得最直接：“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从文与道两方面弘扬道统学说，并把韩愈推到极高的位置。正是在这种宣传鼓动声中宋人才探索创造出新儒学——理学。

韩愈对儒学的贡献不在于为儒学思想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而在于他要把先圣的学说主张落实到人的实践当中，使先秦儒学精神在当代发扬光大，使儒学成为指导现实政治社会人生的原则与标准。所以原道一文在明确正统儒学的仁义之道以后，引用礼记·大学的话说：“古时候要在天下显扬自己德行的人，一定先治好其国；而要想治好其国，必先理顺其家；要想顺齐其家，又必须先修养自身；要想修养自身必先正其心，诚其意。”这样才可显扬德行，传名天下。韩愈引用大学这段话的目的是用儒家修身养性以求有所作为的观点来批判佛僧道士违背伦常的出家修行之举，反对佛老。同时这段话也提出一套按儒学标准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即通过真心诚意的心性修养，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走一条“内圣而外王”的人生之路。

这一修齐治平理论，一经韩愈提起，便很快发挥了作用。当年孔子在霸业纷争的春秋之世，宣传仁义礼乐，倡导王道政治。“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巧妙地将无法实现的仁义礼乐的王道内容变为人们的道德目标与向善追求，通过七十弟子的传承叫嚣，终于使其学说在潜移默化当中深入人心。韩愈弘扬儒道也效法先圣经验。他有很强的交际能力，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又能团结师友，广交朋友。早在长安求仕之时就结下一大批朋友，包括欧阳詹、李观、崔群、冯宿等同年友人和孟郊、崔立之、薛公达、齐皞、独孤申叔等患难之交。到了汴州幕府，又新识李翱、张籍等人。他们一起讲文析道，成了密切的师友。韩愈抗颜为师就从这时开始的。闲居洛阳写作“五原”之文，外交游窦平、李愿，与侯喜、尉迟汾、李景兴等钓于洛水，一起游惠林寺，写下著名的诗作山石。还招收弟子李翊，写下了著名的答李翊书。后来他初为博士，更是提携后进，广招弟子，刘述古、韦群玉、李绅等就是此时相识的。再为博士时又与孟简、张署等交谊深厚。经过三为博士，分司东都等为师之职，与韩愈有密切来往的友人几十个，韩门弟子不下千人。他靠着师长的身份与名望，处处宣传道统，强调修身养性，同时推行古文，不断地援引后进，奖掖门徒弟子。即使在被贬的日子里，他也未忘记援引古训以示门徒弟子。

韩愈的道统论以及相应的修身理论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道统论所昭示的“圣人万能，圣人绝对正确”的观念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形成了圣贤崇拜的强大定势。一切以圣贤为法，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是非不谬于圣人，思想僵化，观念趋同，排斥异端学说，压抑个性，强调修养，造就忍让无怨，克己谦卑的性格心态。这一系列强大的思想惰性，都与韩愈的道统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的确确实现了他自己“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后”的誓言。

当我们纵观儒学发展史的时候，会清楚地发现，由汉学向宋学转折的弯道上，韩愈是一个著名的里程碑，他是宋代道学家们的先驱。

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闲居洛阳时，致力于立言倡道，虽然对后来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成为儒学谱系中一名大儒，但在当时来说，这种努力却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倒是在不断的读书写作中其文名越来越大，并因此被任命为四门博士，由洛阳踏上了京官的路途。

韩愈陵园

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深受叔父韩云卿和兄长韩会影响。他们都崇尚倡导古文，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韩愈从小也写作古文，这种不讲对偶的单行散体的文章与当时流行的讲用典对仗四六交错的骈文风格迥异，正因如此韩愈参加科举考试才屡试不第。后来因为考官陆贽的正直加上崇尚古文的梁肃的赏识，他才中进士。但吏部考试中，虽然喜古文的考官崔元翰看中了韩愈，但最终被中书淘汰出来。骈文势力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然而进入中唐以后，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到了德宗之世，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佛老盛行，严重威胁着集权统治。因此那些志士仁人寻求改革的良策，制造舆论，迫切需要一种适合的文体，于是在这种氛围中古文逐渐受人重视，崇尚并写作古文的人数也大大增加，像肖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都着手写作古文。这样韩愈的古文写作因为名篇频现而受人青睐。长安求仕时，应科目时与人书、三上宰相书不管其内容多么卑微可怜，文章的艺术水准却是很高超的。因此到汴州写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汴州东西水门记时，他已小有文名了。正因此董晋才派他做了一任考官。韩愈当然偏爱那些散文作家，张籍就是在这次考试中被推荐入京的。韩愈不仅写作古文，还与友人探讨儒道，切磋文章技艺。与冯宿论文书成了他第一篇文学论文。因为文名很高，李翱、张籍等都拜门为弟子，论文析道。人们欣赏他的文章，纷纷请他撰写碑铭墓志，名篇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大概即是他为某大人物写的第一篇碑文。徐州时他又为董晋写了行状，为同僚崔翰写了崔评事墓铭，从此写碑铭墓志成了韩愈散文写作的重要门类。

来到洛阳，韩愈除去写作“五原”，积极从事立言倡道之事，还与友人游山逛庙，迎来送往，酬答赠别，写下了散文名篇送李愿归盘后序和答李翊书。序文中韩愈借送隐士李愿回盘刻划了两种大丈夫形象，其中一类大丈夫声名显赫，有权有势，在朝中能进退百官，发号施令，出外则前呼后拥，气派非凡。但他们处在肮脏的官场，溜须拍马，患得患失，卑鄙龌龊，又是十足的势利小人。另一类大丈夫则穷居山间，自由自在，无心钻营却也丰衣足食，寄情山水修身养性，虽无显赫声名却保有独立人格。两相对照，表现了韩愈的爱憎态度，并以向往归隐发泄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文章散句、骈句、长句、短句交错运用，铺排蓄势，造成大的段落对比，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与原道、原毁一样代表了韩文汪洋恣肆、浩瀚如海的风格。答李翊书是写给后学李翊的一封书信，全面地阐述了韩愈的散文创作主张，是韩愈第二篇文论名作。文中除详细介绍自己重道习文的三个发展历程外，还提出了两个提高文学创作品位的方法与原则。他认为散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提高写作者的自身修养，不能急功近利，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从整个创作生涯的高度强调创作前持之以恒的艺术修养与道德修养。这两种修养经过反复训练达到广博精纯运用自如的境界，其创作便可得心应手，气盛言宜。气盛言宜是其文学创作的最高化境。这两篇文章一为赠序，一为书信，这两种文体也是韩愈后来散文创作的重要类型。

贞元十七年（８０１）秋，韩愈到长安，被任为四门博士。从此，他一方面倡导宣扬儒道，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功名，其人生之路进入了出可求仕立功、处可立言不朽的新境界。但是这种境界并未使韩愈立刻青云直上，跻身公卿之列。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九岁，韩愈仕途上一直坎坷蹭蹬，郁郁不得志。先是当了两年四门博士，在李汶荐举之下荣升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也只是正八品下的小官，但却负有分察百官、巡按州县的要责，狱讼、军戒、营作及太府出纳等都可参与意见，权力不小，比起正七品的四门博士要有作为得多。因此韩愈乐得此职。加上当时柳宗元、刘禹锡、张署等人也同为御史之职，四人交谊深厚，工作之余切磋诗文，探讨艺术，心情愉快舒畅。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一一味横征暴敛，弄得百姓折屋伐树，逐妻弃子以应赋税，于是韩愈气不过写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此状一上无疑触怒李实，故而被贬为阳山县令。阳山即今广东省阳山县，那时的阳山可不像今天一样经济发达，而是个文化落后穷僻蛮荒的小地方。韩愈得罪阳山，心情十分苦闷。三年后，即贞元二十一年，德宗去世，顺宗继位，韩愈遇赦，却只让他在彬州待命。顺宗用王叔文等进行“永贞革新”，革新失败顺宗退位，宪宗继位，韩愈再次遇赦，才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半年后韩愈被召回长安，再为国子博士。此时他已三十九岁了。当时宰相郑絪很欣赏韩愈的诗文，韩愈抄录若干进献，招来许多非议，只好写释言自我辩解，并自请到东都洛阳去当教师以避流言谤语。韩愈虽已近不惑之年，但自视甚高、尚奇狂傲的性格仍然没变。他高估自身的价值，自信自负，无论什么事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而且展现自身价值的欲望非常强烈，因此生活中无论是立言明道，还是求官处世，他都有一种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他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就像投身于一场战斗。尽管这种战斗是个人与社会、普通人与权贵的战斗，力量对比悬殊，他仍然顽强支撑着，表现得像一个特立独行的豪杰侠士。比如要立言不朽，他就以纯正儒道继承者的身份自居，别人向他请教作文，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抗颜为师。明知与京兆尹李实作对没有好下场，却仗义上“天旱人饥状”，处处以狂人的姿态出现，带有很强的英雄色彩。所以生活中的韩愈总爱招人议论，遭人诽谤，他既有许多的交谊至深的友人门徒，也树下很多对手敌人。因此避难洛阳，教书之余他开始收敛其狂傲的性格，尽量不得罪人，广交朋友，平易待人，因此名誉好转，很快被提拔为都冒员外郎。

韩愈其人，为了做官，不惜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有其庸俗一面，但在为官尽职方面又非常有正义心责任感。汴徐做幕僚并无用武之地，谈不上尽职尽责，初为博士时，为了振兴教育，提出充实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生员的要求，朝廷因天旱人饥想停罢科举，韩愈上书坚决反对。为了提倡从师学习之风，借给李瑶回信作师说抨击士大夫耻于从师的歪风。做监察御史后，更是不惜乌纱上“天旱人饥状”，真的奉行了自己长安求仕时所写争臣论中提出的“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的为官准则。正因为当官尽职尽责，韩愈的官运才上上下下沉浮不定。做都官员外郎，不满宦官们为非作歹，相与抗争，险招杀身之祸，终被降为洛阳令。而做县令时他又下决心惩治不法军人，因为上司干涉方才罢休。

元和六年（８１１）秋，四十四岁的韩愈升为职方员外郎，入职京官，因为不明真相替贪官柳涧辩罪再次降职为国子博士。这是他第三次为博士了，心中不平，作进学解发牢骚，于是不久转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在此任上韩愈以实录不苟的原则编写了顺宗实录，之后改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至元和十一年（８１６）正月，韩愈正式做了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权力很大，韩愈得此官任方有了“潭潭府中居”的愉快与闲暇。而此时他已四十九岁了。

三十五岁至四十九岁，可谓人生中最富进取又最能创造的黄金时代。对韩愈来说，这闪光发热的时代却抹上一层灰暗阴郁的色调，心里念念执着于仕宦功名而运气却总是开自己的玩笑。忽而升迁，忽而降谪，上下沉浮之中使岁月蹉跎而过，他高兴过、激动过、愤懑过、不平过、苦闷过、抗争过，心中的大波大澜全部寄托于诗文之中，所以这时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期。他的文学名作除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等篇外，大部分都写于此时。诗歌创作与其尚奇反俗的性格相映创出雄奇险怪的诗风，与孟郊、贾岛、李贺、姚合等人形成险怪瘦硬的韩孟诗派，直接启发影响了宋诗的创作。散文写作上更辉煌无比。那时的散文创作不同于今天散文写作，写文章总是多多少少与实用相联系，因此韩愈的散文和同代其他作者一样大多是赠序、书信、祭文、碑铭、表状之类，纯粹的吟风弄月的抒情之文不多。人们常爱把他的散文分四大类，即议论、叙事、抒情、传奇。议论文主要指五原、杂说、师说等明道与议论现实之文和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等文学论文。叙事文包括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等大量碑铭墓志，以及平淮西碑、画记等奇古之文。抒情文多为抒发亲人间朋友间生离死别患难与共之情的作品，如祭十二郎文。传奇文是指那些借鉴传奇小说手法写成的奇奇怪怪的散文。像毛颖传、送穷文、石鼎联句诗序乃至议论文进学解等，多为韩愈诙谐戏谑地曲折发泄内心不平牢骚、带有游戏色彩的作品。他的创作一反骈文那种内容空泛、堆砌词藻、舞弄典故、过分重形式的文风，追求充实的内容，饱满汪洋的文情气势，并适当有分寸地吸收骈文的对偶句法、铺陈排比等技巧，骈散相间，兼容两种文体之长。加上巧用比喻，适度夸张，抒情兼描写，使韩文气盛情足，具有汪洋恣肆、浩瀚如海的风格气势。他的散文无论是碑铭墓志，还是赠序书信乃至祭文传赞，都突破了六朝以来各种文体的固定程式，给文体带来巨大解放，恢复了散文抒情记事明道达意的功能，也适应现实的需要。加上韩愈重视人才，不断提携后进之士，团结大批师友、门徒弟子，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最终打破了骈文独霸文坛的局面。

此一时期，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名作，泉涌般地出自韩愈笔下，像一颗颗璀灿的明星布满了中国散文发展的天空，千百年来一直闪耀着艺术的光彩，成为中国散文艺术的典范。韩愈又在文学史上树起了不朽的文学丰碑。

总结

韩愈处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代，力排佛老，倡言儒道，复兴儒学，成了儒学史上汉学向宋学过渡的重要人物。他又是一个有着多重侧面的矛盾人物。性格复杂多变，思想驳杂不一，举止前后相左，言行自相矛盾。有时，他像一个满腹经纶的醇儒，在喋喋不休地布道；有时他又像一个庸俗无聊的政客，在汲汲营营地追求名利；平日里矜才使气，赋诗作文，他是个纯粹的诗人墨客；而随机应变，通脱务实甚至不惜原则，又像个典型的战国策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义形于色时是个顶天立地不折不挠的英雄，而拜倒在权贵脚下，溜须拍马，讨饶求官，又使他像个毫无气节的奴才；思想上高自期许，以继承孔孟荀扬之道自居，而行动上却又赌博蓄妓，毫无圣人气息。像他这样相反相悖的品质集于一身的大儒真不多见。

但不可否认，韩愈是一位千古奇才，他的文学作品，延留至今，口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