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六十四岁。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不仅如此，范仲淹还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生平
苦读少年范仲淹
北宋初端拱二年（９８９）范仲淹出生，父亲范镛正在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当“掌书记”。这里离范仲淹的故籍苏州吴县有一千多里。
在范仲淹出生的第二年，父亲范镛病死在徐州任上，母亲谢氏带着范仲淹回到了故乡吴县。谢氏是范镛的继室，前妻陈氏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夭折，只有一个老四仲温，范仲淹排行第五。回乡不久，谢氏便带着幼小的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淄川）朱文翰家，范仲淹改姓朱，叫朱说。当然，此时范仲淹尚不更事，记不得这些事情，后来人们也一直瞒着他，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朱文翰的儿子。朱文翰当时是淄川的长吏，是知州幕僚的头儿，相当于知州的副手，也是个知书达礼的小官僚之家，并且供养范仲淹读书，宛如一家人。
范仲淹
不过，尽管周围的人一直没把真情告诉范仲淹，但从范仲淹少年时代的行为看，他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他随继父来到淄州，在长白山的醴泉寺读书。离家求学，在北宋初年是一种风气，当时地方官府没有办学，私人讲学之风尚未兴起，学子们大都是到有书的地方去研读。与别人不同的是，范仲淹称得上是真正的“苦读”。据说，他每天煮好两升米的饭，冷却凝固后划成四块，早晚两顿，各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一把盐，烧熟便吃。如是者三年，这就是“断齑画粥”。范仲淹这样刻苦自励，恐怕不只是一般的“文人憎命达”的意志磨炼，很可能是在与某种感觉中的压力赌气抗衡。
他不知道自己不是朱家的人，可天长日久，自然会在一些场合感觉到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不同。特别是在与他的同母异父弟妹、异母异父的兄长在一起的时候，机敏的范仲淹会发现自己与大家性情、爱好以及相貌上的差异，感觉到自己在周围人的眼里是个不太“入圈”的人。他不知道原因，却已感觉到压力。
范仲淹刻苦节俭，他的朱家兄弟们却不是这样，不知用功，浪费无度。范仲淹规劝、教育他们。起初，他们只是充作耳旁风，范仲淹说多了，话头也硬了些。把他们惹恼了，给范仲淹冷冷地扔过来一句：“我自用朱氏钱，干你何事？”他听出了弦外之音。在他的追问下，母亲才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范仲淹雕像
这时范仲淹已经二十三岁，他明白自己不应该再在朱家待下去了。尽管朱家培养了他，继父待他不薄，他也应该独立了。
范仲淹在二十一岁那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考取了明经科中的“学究”，但他并不满足这个被视为靠记诵取胜的科目，他相信自己的实力，又回到长白山继续苦读。现在，他要离开朱家，也不想在长白山待下去了。他洒泪辞别母亲，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向当时的学子集中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邱）方向奔去。
应天府在淄州的西南方向，有五六百里路，范仲淹走了一个多月。一路上，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朱家待他不薄，他不恨朱家（所以他很理智地没有马上改回范姓，仍叫朱说），但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他痛感自己身世的不幸，想到先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说，又萌生出一种悲壮的使命感，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他感觉到范氏的血液在体内沸腾，仿佛把一切都看清了。素有大志的他，如今目标更为明确了，他不仅仅是要考取功名，更需要有功于当世，传之于不朽！
带着这种悲壮的内心冲动，范仲淹来到了应天府，投奔到著名的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是北宋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离范仲淹最近的一个书院。有书千余卷，房舍百余间，人才荟萃，这些都是吸引范仲淹来此的原因。应天书院财力雄厚，学生食宿费用全免，这对刚离开朱家而独立的范仲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便利。然而，吸引范仲淹到这里来的更深一层的真正动因，却是应天书院创办人戚同文的身世和精神。
戚同文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生长于五代十国后期，有感于战乱流离，渴望天下统一，便依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车同轨、书同文之意，取名“同文”。入宋后，他绝意仕禄，创办书院，聚徒讲学，培养经邦济世之才。并且，戚同文自幼父死母嫁，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也是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的，在不幸的身世遭遇中萌发出强烈欲望和崇高志向，苦读成名的。这正是此时的范仲淹所需要的。尽管范仲淹到这里时，戚同文已经去世，应天书院由其孙子戚舜宾主持，但书院的传统气氛，戚同文的精神遗风，无疑会给青年范仲淹以深刻的影响，使他在无形之中汲取到一种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精神力量。
在应天书院，范仲淹不再为自己的身世悲伤，他呼吸到一种很适宜自己的空气。一种与戚同文神交的喜悦使他振奋，学海之深，天地之广，路长道也正长！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向着一个崇高的神圣目标攀登的过程中应该经历的。
范仲淹并没有忘乎所以，他目标更明确，读书更刻苦了。“瓢思颜子心还乐”，他自比于当年那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子的高足颜回，昼夜苦读，五年间未尝解衣就枕，深夜孤灯，困倦时以冷水拂面，仍旧是“断齑画粥”。据说，范仲淹的一个同窗看到后，从家里拿来好饭菜给他，不久，发现范仲淹对送来的饭菜从未动箸，很不高兴。范仲淹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不感厚意，只是艰苦久了习惯了，担心吃多了好饭菜，将来再也吃不下粗米粥饭了。
中祥符七年（１０１４），范仲淹通过了礼部的省试，又经真宗在崇政殿复试，终于登第，考取进士。对其他士子来说，一旦金榜高中，耀祖光宗，寒窗苦读已成过去；对范仲淹来说，这只是奔向崇高目标、实现远大抱负的一个环节，一个起点而已。如果说有一点阶段性成功的感觉的话，是范仲淹被任为广德军（在今安徽东南）司理参军之后，随即把母亲从朱家接了出来，并恢复了范姓，不再叫朱说了。他真正独立了。
走完这段路程，范仲淹已经二十六七岁，接近而立之年，思想已经成熟了。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范仲淹再没有充余的时间来读书，主要精力放在了“具体操作”方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中，无时不显露着青少年时代人生阅历的影子：
——他虽然没像应天书院创始人戚同文那样看淡官场，绝意仕禄，专以教书授徒为业，却每到一地便兴办学校，入朝任职后也把培育人才放到首要地位。
——他主持“庆历新政”的契机主要是当时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君臣都感到了这种必要性，他才得到了宋仁宗的有力支持，才竭尽全力辅佐仁宗。同时，宋仁宗与范仲淹相似的身世，也是君臣能想到一起的一种因素。宋仁宗是杨妃所生，章献太后无子，仁宗自幼被太后抚养，一直不知杨妃是生母。直到二十多年后太后去世，仁宗才知道前不久死去的杨太妃是自己的母亲，号恸累日，受到相当大的刺激，如同当年范仲淹知道自己不是朱家的儿子一样。章献太后一度主政，死后不少人上书攻讦，仁宗也有一泄私愤的意思，还是范仲淹劝其“保全太后的大德，太后毕竟抚养了陛下”。这也与范仲淹知道自己不是朱文瀚的儿子后不辞而别，却在心里一直感激朱家的抚养之恩，后来又为朱文瀚请封等一系列矛盾心理极为相似。
——多年的寒窗苦读使范仲淹对儒学的精神有了深刻的领悟。他尤为推崇孟子，说“孟轲号迂儒”，他也要做这种迂儒。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教诲在青少年时代即已植根于范仲淹的灵魂深处，到花甲之年，他便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宣言，他的一生也正是这一崇高精神的具体实践过程。范仲淹能为孟子的说教所震撼，是与他个人的不幸身世经历所激发的与他人不同的出人头地、改变现状的强烈欲望产生了共鸣。孟子的理论与个人的欲望相结合，使他的个人欲望没有局限在个人荣华富贵的层次上，也没有向投机钻营、声色犬马处滑坡，而是升华到了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
范仲淹的友朋之道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只需要观察一下他平常交往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便可以很清楚了。并且，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比奏疏之类的官样文章少一些官腔假调，多几分真心话，从中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范仲淹一生中交友很多，读书时、入仕后都有不少情投意和的朋友，甚至在朝中任职期间也有一拨时常过往的同僚，以致触犯了“朋党”大忌。专门观察一下范仲淹所交往的人，就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交友原则不是以利相交，也不像一般士人官僚那样以同乡、同年为纽带拉圈子，他是以同道为朋的。这个道，便是他一贯奉行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志向。
先看一下提携过他的人和他提携过的人。
范仲淹纪念馆——兴化县衙
在范仲淹读书期间，姜遵曾预言他将做显官，立盛名，已如前述。这位姜遵素以刚正严肃出名，与人交往从不讲应酬话，他是真看中了范仲淹。范仲淹当司理参军时，亳州通判杨日严很看重他，据范仲淹说是“甚乎神交”，离别之后还向朝廷推荐过他。这位杨日严任转运使多年，每到一地，兴利除弊，关心民间疾苦，很有些善政。他看准范仲淹有与自己相同的地方，确实是神交不是其他。因为范仲淹不仅不讨好上司，还常为一个案子和他争论，从不屈从，并且事后还要把争论的经过原原本本记在屏风上，卸任时屏风都写满了。
极力推荐范仲淹、也的确使上劲的，是北宋的一位宰相晏殊。
晏殊还在留守南京应天府时期，就延请范仲淹去府学教书。范仲淹学问精深，教学认真，很合晏殊之意，二人时常过从，谈古论今。范仲淹与晏殊关系很好，富弼做晏殊的女婿，还是范仲淹做的媒。但二人是纯正的君子之交，绝无迎合之举。仁宗幼年继位，母太后听政，当仁宗已经能处理政事时太后还不肯还政。百官明哲保身，唯范仲淹上书直言，以太后做寿仁宗不当跪拜为借口，认为不能“亏君体，损主威”了，意思是请太后还政。晏殊闻知，责备范仲淹是沽名钓誉，太轻率了。范仲淹回到家里给晏殊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牢记晏殊推荐之恩，为不负所望才尽心直言，没想到得罪了你。并具体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晏殊看后很受震动，给范仲淹回信说：自己当年也是这种性格，相比之下才知道自己老懦了。晏殊还对别人说，他引荐的人中最忠直最有才的就是范仲淹，他从范仲淹身上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范仲淹入仕前后也慧眼识英才，引荐过许多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有名望的大臣或有成就的学者——与他相似的人物。
就在晏殊请范仲淹到应天府讲学期间，他见一个年轻人家中贫穷却聪明好学，便用自己的钱帮他求学，并让他在府学做工，以领取月薪。十年之后，这个人成为治春秋的专家，改名孙复，被称为泰山学派的祖师。这时，范仲淹已离开应天府，正在西北御夏，与孙复仍有书信来往，并特别向朝廷推荐，说孙复“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是难得的人才，应予重用。推荐未果，孙复一直在泰山著书授徒，培养出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就有被称为徂徕先生的石介。
范仲淹知苏州时兴办州学，请胡瑗来讲学。胡瑗不仅学问好，人也好，他以经术教学生，视学生如子弟，学生敬之如父兄。范仲淹与胡瑗成为至交，发现此人多才多艺，品行高雅，便向朝廷推荐胡瑗为重定雅乐之人。胡瑗到朝廷任校定钟律，极为称职。后来范仲淹入朝任官职，与胡瑗常切磋琴技，并学弹履桑曲，被称为“范履桑”，与胡瑗互称知音。
范仲淹奉命御夏期间，欧阳修、张方平还不知名，是范仲淹引荐他们为经略安抚司的掌书记。后来二人都入朝任职，位及人臣。欧阳修还在范仲淹遭诬陷时秉公直言，斥责奸佞之人，称赞范仲淹是正人君子。
在朝中任参知政事（副相）时，经过多方考察，范仲淹向皇帝推荐了十个人：杜杞、章岷、尹源、张掞、王益柔、吕士昌、苏舜钦、楚建中、姚嗣宗和孙复。说这些人精通经术，文辞雅远，人品端正，可以任以官职。其中的杜杞求道不求享受，住的房子仅能庇风雨，一住就是二十年；张掞做知县时直接掌理租税，把里胥放在一旁，防止其中饱私囊，结果百姓们都按时把租税送到衙门口；王益柔博学多识，做官后仍手不释卷，据说后来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真正读完的就他一个人；楚建中有胆有识，在制定御夏政策方面贡献很大；苏舜钦入为进奏院之职后给范仲淹写信，批评范仲淹在当今多事之秋因循守旧，不敢革新弊政，并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具体建议，与不久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内容基本相同……
最能表明范仲淹提携他人出以公心，并且所提携的也的确是忠良之才的，是被称为贤相的富弼。
在泰州修捍海堰的时候范仲淹便与富弼相识了，说富弼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晏殊，并帮助富弼做了晏殊的女婿。当时富弼只有二十来岁，小范仲淹十五岁。几年后，朝廷举行制科考试。制科是科举中级别最高、前途最大的科目，不像进士等科那样定期举行，而是随需临时为之，并且由皇帝出面主持。富弼前不久刚刚考中进士，在回家途中被范仲淹派人追回，劝他准备参加制科考试，认为进士科不足以显示才学，富弼当以制科显名于世。富弼说自己没准备过考制科，不敢考，范仲淹却已给他准备好了书籍和房间。富弼不负重望，果然考取了，擢为知谏院之职。
富弼与范仲淹情同师生。经常讨论大事，却从不违心附合，而是多有争议。富弼任枢密副使期间，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兵攻来不是抵抗，而是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兵变被镇压下去以后，朝廷追究这些州县官的责任，富弼主张对一些人办死罪，以倡正气。范仲淹却反对治罪，说开门礼待乱军，是因为城中无兵抵抗，又不愿让百姓遭劫，是保护地方百姓的计策。富弼和范仲淹争论起来，说：“你大概是想做佛了！”范仲淹却平心静气地说：“不做佛也不能轻易杀人呀。”
这并不影响二人的关系。因为范仲淹和富弼都清楚，他们的心境是相通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后来富弼极力协助范仲淹推行新政，范仲淹条陈十事，富弼是主要参与者。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赐坐，赐以笔纸“使疏于前”的，就是范仲淹和富弼两人。新政失败，范仲淹离开朝廷后，富弼也被诬陷有废立之谋，到地方上任职去了。范仲淹去世时富弼专作祭文，说在朝中议政时两人“不设机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践”；说三十年间范仲淹与自己“相勖以忠，相劝以义，报主之心，死而后已”。痛呼“公今死矣，忠义已矣！”“世无哲人，吾道穷矣”！两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师友。
无论是对提携过自己的人还是对自己提携过的人，范仲淹都与之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相互之间绝无曲意迎奉之举。如范仲淹对晏殊，富弼对范仲淹，都是这样。不唯如此，范仲淹还能友善下属，他知越州时，管民籍的户曹孙居中廉洁尽力，能力较差，范仲淹一直很信任他。孙居中病死任所，家贫子幼，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禄为他办了丧事，并雇了一条船送灵柩和全家老小回家乡，并派一位老衙吏护送，带上范仲淹写的一首诗，过关卡时给检查的官吏看：“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充满了对孤儿寡妇的同情，怎会有丝毫势利之相呢？
从范仲淹与朋友的交往中特别是与一些产生过争执的朋友的交往中，我们看到范仲淹的一个极为可贵的方面：为官多年，管事很多，却没有私人对手。这不是因为范仲淹胆小不惹人，他连宰相都敢顶撞；也不是因为他会“来事”，他不是那种随风转舵，皇帝骂时他也跟着骂，皇帝走后再安慰几句的官场滑头，他的话都是可以公开讲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心地无私，坦坦荡荡。
为官者的仁人之心
范仲淹考取进士后，按惯例被派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任司理参军，管当地司法刑狱。从此开始了他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
宋朝时期的士人们大都走着这样的路子：少年青年时期寒窗苦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学思想的专门训练，并初入学问之境；一旦科考入仕便离开书案，奔忙于官场，没时间继续读书钻研学问了。等而上者，建功立业，把以前吸收的儒学教诲“释放”出来，用现在的话说是把理论联系实际。中下之流，声色犬马，是不知儒学、学问为何物了。只有那些科考落第或仕途不顺、有精力就赋闲的士人们才捡起书本，钻研一番。范仲淹属于等而上者。虽然那使他名垂不朽的名言到花甲之年才提炼出来，可他在说给别人之前自己早就这样做了。范仲淹不是唱高调、沽名钓誉之辈，他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一直是在这种自觉精神支配之下行事的，不只是执掌朝政的时候这样，当地方小官也是这样。
范仲淹初入仕途，无论在广德军、亳州，都是官小职微，难以有大的作为。天禧年间，刚过而立之年的范仲淹调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是管地方盐仓的小官，独立管事了。在这里，范仲淹牛刀小试，施展了一番。
岳阳楼记
泰州（今属江苏）临近高邮湖，土地肥沃，是江北的渔米之乡。到北宋时，由于海堰（拦湖堤坝）年久失修，每逢秋天大风暴雨之时，湖水漫溢，淹没房屋和农田，并且使农田渐渐盐碱化。百姓们逃荒的越来越多。本来，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知州的事，但范仲淹不肯坐视不闻，便以盐监的身份向所属淮南东路的最高长官转运副使张伦建议，应急速修复海堰。
有人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范仲淹回敬道：“我是管盐官，百姓们都逃荒走了，盐收不起来，这不正是我分内之事嘛！”然后对张伦说：自己“有益天下之心”，请不要怪罪。张伦很欣赏范仲淹的志向。也有人反对，说筑海堰后水排不出去，将会出现积潦。张伦对水利很在行，认为“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利多弊少，没什么不行的。他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并奏请任命范仲淹为兴化县县令，负责修筑泰州捍海堰。
海堰开工不久，遇上一场少见的大雨雪，湖水波涛汹涌，迫岸而来。民夫和兵工们惊慌失措，四处逃散，陷入泥泞中淹死的有百余人。有人趁机又上书朝廷，反对修堰。朝廷派人到泰州视察，准备停工。负责调查的是淮南转运使胡令仪，胡令仪视察后全力支持范仲淹的修堰方案，奏明朝廷后，继续开工。
不久，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按当时的习俗离职守丧。守丧期间，他仍不忘海堰工程，屡次给转运副使张伦写信，询问工程情况，请张伦无论如何也要修成，为民众谋福利。并表示，万一出了事，朝廷追究，他愿一人独担其咎。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张伦的主持下捍海堰终于修成了，果然大为奏效，逃荒离乡的两千余户居民回到了泰州。人们感激不尽，为主持工程完成的张伦立了生祠。其实，此事的首倡和实际促成者是范仲淹。他不争功，并不只因张伦是顶头上司，这也是范仲淹的性格：于百姓有利就足够了。
范仲淹入朝任天章阁待制不久，与宰相吕夷简不和，吕夷简奏请皇上让范仲淹当开封知府。天子脚下官难当，京师官僚贵族多，难以治理。可范仲淹到任后以非凡的才干把日常杂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处之弥月，京邑肃然称治”，范仲淹的威信迅速上升，以致京师有歌谣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仲淹字）”，很得民心。
后来，因朋党之争，范仲淹被徙知饶州（今江西鄱阳）。饶州民顽好斗，素称“繁剧之乡”，范仲淹到任后兴办学校，对百姓晓以教令，很快便“终日无事，悠游于政”了。
在饶州一年半，范仲淹又奉命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半年后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他像以往一样，每到一地都首先兴办学校，聘请名儒讲学，培养人才，启化民智。据说，每逢范仲淹离任时，当地百姓都以“公去之速”为憾事。
这时的范仲淹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几次去朝中任职，旋即又被外放，屡历州任，漂浮不定。并且朝中仍有人不时地诋毁他，以致有一次宋仁宗一怒之下要把范仲淹流放到岑南。多亏参知政事程琳力辩其诬，才使范仲淹免遭灾难。在这种种压力下，范仲淹的心情是压抑的。他在知州任上给皇帝的谢上表中表白自己的心迹说：“进者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他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他几年后呼出的那句名言。他不因个人恩怨而废政，皇帝和朝廷误解了自己，自己不能对不起百姓。
政治生涯的顶峰
北宋仁宗时官俸开支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效率非常低下。宋仁宗已经感到改革弊政已成当务之急。他想到了范仲淹，让范仲淹来朝廷主持改革。当然是仁宗对范仲淹的能力、勇气和志向的了解，其间是否也有一层因青少年时代的不幸经历相同而产生的某种情感认同的原因呢？不论什么原因，都是给范仲淹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宏伟抱负的机会，范仲淹的宦海生涯进入到最辉煌的时期。
当时范仲淹正在朝中任枢密副使，属于军职，在朝中没有具体事务，时常巡察西北边防。为便于主持新政，仁宗让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相）之职，并让富弼以枢密副使身份以参与，梅尧臣、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配合。
庆历四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等人。天章阁是收藏先帝文稿真迹之地，在此很少延见大臣。仁宗要大臣们对当朝现状时弊直抒己见，并提出具体办法。几番召见对答，仁宗看出范仲淹所思虑的问题比较深入成熟，便单独召见了他和富弼，“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心情很迫切。
积二十八年从政经验，范仲淹深知当前最大的问题在吏制上，而革新吏制会直接损害官僚们的切身利益。仁宗皇帝眼下决心很大，但一旦群臣鼓噪，难免不会动摇。范仲淹于是在陈述具体办法之前，先引述经义，说明变制的合“礼”性。不过，范仲淹没有直接申论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等想法，而是绕开孔孟，从易经入手，讲变的必然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先堵住了反对变革者的嘴。然后，将深思熟虑的问题凝聚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变革吏制为核心的新政总纲领。主要内容有：
明黜陟。当时的各级官员不论政绩如何，只以资历升迁，关键是要够任职年限。所以在职期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饱食终日，时间长了官自然升了；而敢于兴利除弊，有所作为的人却遭排挤。结果百事废毁，吏制腐败。必须严格考核现任各级官吏，对成绩卓著的破格提拔，无能有罪的撤换处罚。
范仲淹书法
抑侥倬。当时的京官大官每年可以推荐一名子弟任官，有的一家已有二十几个官。不仅增加了朝廷费用，而靠此门路入官者多是纨绔子弟，干不了也不干正事，只知道危害百姓。必须限制官僚们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窃居要职。已封官的立即撤换。
择长官。当时分布在州县任职者，不称职的十有八九，有的懦弱无能，有的欺压百姓。年老体弱的升官无望，便收受贿赂，专为子孙打算；少壮强干的不愿长期留在州县，对政事马马虎虎，专干些沽名钓誉、迎逢上司的事，以求早日升迁。应当对地方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察，奖励能吏，罢免不才。
此外还有均职田、精贡举、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和重命令等主张。条陈十事送呈仁宗后，仁宗很满意，立即颁令推行。
范仲淹办事一向干练，他迅即组织人去各路，检察考核各地方官吏。各路检察官的报告送到开封后，范仲淹就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个不称职的官吏名字勾掉。与他一同审察的富弼见状劝他手下留情，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可这一笔之下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听了，点着一个贪官的名字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主持下，新政的其他措施也迅速得到贯彻执行。一大批只领俸禄不务政事、终日游玩享乐的官吏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官吏得到了奖赏和晋升，各级官府的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军事方面也开始有起色，死气沉沉的北宋开始有了生机。
范仲淹一直处在亢奋的状态，自青年时代树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直到知天命之年才幸遇明主，得以实现，使他能一展宏图。继而，他又深入一步，从培养人才抓起，做整饬吏制的长久打算了。
培养人才办学校，是范仲淹一贯重视的事情。他任职州县时都要倡办官学，延请名儒，在朝廷任官职时还曾主管过宋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范仲淹明白，考察奖罚现任官吏只是解燃眉之急，官吏素质的提高还得从科举和学校尤其是学校抓起。但在当时地方学校还不成为制度，多数州县还未办学。在主持新政的百忙之中，他专门拟立了办学条款，经仁宗同意后颁布天下，明令各州县兴办地方学校。一时间各地办学热情很高，仅一年左右，各州县差不多都办起了学校。
处在亢奋状态的范仲淹，低估了官僚体制的固有阻力和各级官吏的破坏能力，他那书生传统的天真弱点显露出来了。他原以为，自己出心公正，以天下为己任，被新政削弱了权力的官吏不敢公开反对。有仁宗皇帝的支持，这些人反对也不顶用。他没想到问题的另一层：反对派正面进攻出师无名可以侧面攻，皇帝支持新政的决心有动摇的可能。
前面提到过的，范仲淹一生中唯一的一位政敌夏竦，这时候成了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反对新政的人都集中在他的周围。狡猾的夏竦不直接触动范仲淹，也不公开反对新政，他知道范仲淹的得力助手是富弼，富弼与石介友善，便让女仆模仿石介手迹伪造了给富弼的信，谎称要废仁宗另立。仁宗开始不相信，无奈谣言越传越邪。仁宗开始怀疑了。这时候范仲淹才明白了，但为时已晚，他只好与富弼一起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去了。他们一走，新政自然就没人继续搞下去了。不久，仁宗还专门下令废止一切新政措施。
首尾都算上，新政存在了一年零四个月，而其真正推行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但这毕竟是他以天下为己任，实现远大志向和抱负的一次尝试，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瞬间。
范仲淹是带着复杂的心情中断新政、离开京师的。新政的推行有了一些成效，与他的期望、他的志向相差太远，却半途而废了。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年近花甲，这一次离开朝廷不会再有机会回来了，更不会再有机会主持新政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等于终结了。
最后的慰藉
新政失败了，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年近花甲的他心绪是黯淡的。自少年时代立下的崇高志向，几十年的宦海奔波，等待的就是一个得以实现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如此的短暂，新政刚开头便停顿、便夭折了，怎能不失望呢？
此时的范仲淹并不隐藏这种情绪，在言谈中，在与朋友的书信诗文中，到处充盈着失望、灰冷的色彩。在赴邠州任途中，拜访了已退休闲居的吕夷简。病中的吕夷简和他“欣然相语终日”，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可从几个月后范仲淹为吕夷简作的祭文中，说吕夷简身居大位，周旋于皇帝皇后和大臣之间能游刃有余，从心里佩服，似乎对官场的“学问”、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接着，在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竦之，写下了“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之句，虽然没有彻底颓废，却也认为离开京师以后“道”已终止了。
到任后按惯例给皇帝上谢表，范仲淹说自己“涉道尚浅，立身本孤”，在朝中参与大政，主持变法，招致了众怨，出知范仲淹蜡像地方后“心虽无愧，迹已难安”，没有后悔，心却灰了。到邓州任后，又上表说自己在朝廷掀起一场风波，招致一些人痛恨，离职后又使一些人寒心，自己已无能为力了，“诚难处于要路，复请行于边鄙”，想离朝廷远一些，也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人们见到自己被贬谪“靡贵贱而见嗤”，想到边远冷清的地方去平静一下。
邓州是比较适宜范仲淹心境的地方，环境清幽，公事很少，客人也少。他给远在定州（今属河北）的韩琦的信中说，没想到此生还能到这么个地方轻松一下。在给侄儿的信中，他劝侄儿要善自宽解，人生本来是乐少忧多，自己觉得可以就行了，不要奢望过高。与邓州毗邻的光化军（今湖北光化以北）知军李简夫，不断与范仲淹诗词唱和，共诉心声。
范仲淹五十八岁的时候，十多年的前夫人李氏已去世，长子纯祐卧病在床，家中也是空荡荡的。好在续娶了曹夫人，得幼子纯粹，才有了一些生气。当朝廷令他徙知他州时，范仲淹不愿离开邓州了，他上表说长子生病，去他处不便就医，结果又留任了一年。后来才到了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又到了杭州。
在这段日子里，范仲淹心情虽不好，但不是敷衍了事，什么也不干。他知杭州此时正遭饥荒，却大兴土木，修仓库、道路和桥梁，日役千夫，使这些人有了吃饭的地方，免于流离失所。范仲淹几乎天天游宴于西湖，并鼓励杭州士民出游，结果，做买卖的、做手工的都有事干了，屯积的东西也拿到市场上来了。当时杭州米价由每斗一百钱涨到一百五十钱，范仲淹不予限制，反而下令必须涨到一百八十文。一时间外地粮贩闻讯纷纷把米运往杭州，想发大财。结果几天后米多了，跌回到了每斗一百钱。这些小手段，对范仲淹来说不须费多少精力，他大部分时间仍然无事可干，只能是饮酒赋诗，游山览水，心情仍然是灰暗的。
范仲淹并不掩饰自己的心情。面对巨大的挫折和精神压力，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志向越远大，失望也就越大；面对北宋日甚一日的腐败衰弱，他忧心忡忡却已无能为力，借酒浇愁只是暂时的，更加重了他的失望情绪。这是正常的、真实的，范仲淹不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说胡话壮胆的政客，本来心底空虚却自称充满信心。范仲淹已经失去信心了。
不过，范仲淹毕竟不仅仅是个官僚、政治家，还有着思想家的一面，虽然失落，还不致于失落得一无所有。对范仲淹来说，能得以安慰的除了为民造福、改革天下弊政的宏图伟业，还有一生实践和思考的精神结晶。
开头说过，范仲淹是个学者、思想家，但比不上二程、朱熹等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原因在于范仲淹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实际活动，不是专门的学问家，尽管他写过诸如易义、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和水火不相入而相资等有哲学韵味的短文，但在现存的范文正公集中仅占极小的一部分。寒窗苦读出身的范仲淹科考入仕后是看不起学问的。他在泰州司理参军任上时给枢密副使张知白写信自荐，说自己眼下只有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的名声，其实这都是“雕虫之技”；自己怀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懂得天下之道，懂得农业生产、狱讼司法，对“政教的繁简，货殖的利害”都有一定的知识。他认为实际的从政能力才是真正的知识。
但仔细分析起来，范仲淹视为雕虫之技的是那些一味精雕细琢、无补于事的华丽词章，而不是一概藐视学问，他注重的是有补于当世且能造福于民的学问，这与他强调治儒经探求义理的思想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黄宗羲作宋元学案，追溯宋代理学之源追到了范仲淹，专门为他立了高平学案。死后配享孔庙，被称为“先儒范子”。不少史书上称赞他“开一代风节”，就学术思想而言，指的就是他强调不受汉儒传注的束缚，突破训诂之学的限制，按照自己的体会去探索儒经的真正义理，真实的含义。这个精神是范仲淹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他对儒学思想的最大贡献。
在范仲淹的一生中，始终坚持着注重义理的学术风格和精神。他在二十一岁时曾考取过学究，属于明经科的一种，主要靠背诵六经文句而考取的。但范仲淹只是为了试一下自己的实力才去考的。考中之后又去长白山醴泉寺、到应天书院去念书了，直到二十七岁考中为天下所重的进士科。又过了二十七年，他在主持庆历新政时专门把“精贡举”作为所陈十事之一，主张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把科举考试的内容由只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死背经书词句改为阐述义理，仍然是坚持这一点。
一直到晚年，范仲淹仍然不改初衷，重视义理和致用，并且把儒经义理与个人志向做了完美的结合和升华，从中总结提炼出了为人处世的准则。
总结
范仲淹是个“事功”很多的名人，却也是个难以定位的人。仅就宋代来看，说他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可庆历新政的规模和影响不如王安石变法；说他是“著名的思想家”，单就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言他很难与二程、朱熹齐名；说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可他并没被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被这么多同时代的名人“盖”着，范仲淹却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因为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同时代人普遍感觉到但没能说清楚的一种时代的忧患意识说了出来，唤起了一代又一代士人忧以天下的自觉精神。从这样的角度入手给范仲淹定位作传，把他一生的“事功”看作是实现义理、名言的具体过程，或许才能写清楚他之所以是他而不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