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汉族，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十九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

朱熹还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的程颖、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修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者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

世人对朱熹的评价比较高，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生平

生逢没世的大师

朱熹，南宋高宗建炎四年（１１３０）九月十五日降生在尤溪县城里一个普通外籍失职官僚寓居的郑氏馆舍里时，他所直接面对的是衰乱之世的紧张流落和败落世家的穷困拮据。朱熹的降生使朱熹的父亲朱松又喜又忧。喜的是在单调沉闷的寓居生活里增添了一个年轻的小生命，忧的是动荡不安的时事和破落黯淡的生活，多多少少已经预设了这个新鲜生命将来曲折不明的前景。

朱熹

据说朱熹生来颖悟过人，四岁刚能说话时，父亲指着天教他说“天也”，而他竟然发问道：“天之上何物？”使得朱松吃惊不小。五岁时的朱熹常常出神地仰望天空，生出一种形上之思。大概寓居生活和严格的家教使得朱熹性格内向，落落寡和。但深沉往往铸就灵慧。六岁时，有一次他同一群儿童在郑氏馆舍前的沙洲上做游戏。他忽而走远独自端坐，用手指在沙上写划，大家跑过去瞧，他写划的竟然都是八卦符号，人们都惊叹他是“神童”。这些故事或许掺入些后人的夸饰。但不管怎样，朱松在儿子身上寄予了相当大的期望，他意味深长地督促朱熹说：“骏马被勒住也不会跟犬一样，小鲤鱼也可以羽化成龙，我们家业的振兴就全靠你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可不要犹豫不前！”绍兴七年（１１３７）夏天，朱松被召入朝做事，在去临安（今杭州）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寓居。浦城地处闽北，西面武夷山，更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朱熹在这里开始接受比较正规的儒学六经启蒙教育。第二年，朱熹开始读孟子，一下子就迷上了这本书。孟子的“性善”之说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深深地感染着他，这个只有九岁的学童慨然而有做“圣人”的志向。

朱松是位激烈的主战派官吏。绍兴八年（１１３８）秦桧第二次拜相，与金议和，宋对金纳贡称臣。这便是臭名昭著的“绍兴和议”。和议引起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的义愤。朱松与人联名上书，痛斥乞和，终遭外放。朱松便愤然自清南归奉祠，筑居乎建瓯环溪，开始亲自对朱熹进行更为严格的家庭训蒙教育。这一年朱熹十一岁，从这时起，他便开始了自己所谓“十年寂寞抱遗经”的苦学生活。这期间，朱熹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经典的启蒙教育，他仔细地阅读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事实上，四书教育也就是二程理学的教育，所以，也就是在这时，朱熹所学才初步与二程理学接上轨。朱松所服膺的是程颢—杨时—罗从彦一脉的理学思想，即以中庸为本，注重子思、孟子所标举的内心自我修养功夫，亦即后来朱熹所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不难看出，朱熹此时主要是在心学上花功夫，中庸慎独的存养之说是其理学以居敬为主的主要思想来源。

当时朱松时刻都没有忘记告诫朱熹成为吏士对国家、民族所承载的使命和责任。朱松特别喜好左氏春秋，因为其中包含了浓厚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和“君臣父子大伦大法”的严肃纲纪。更何况朱熹有个族叔祖叫朱弁，积极主战，使金时被拘留，誓死不屈，羁于北国十七年始得归。家风如此，又增以所习，使得朱熹自小便培养起一种强烈的抗金情绪。在一生的仕途生涯中，如乃父一样，沉浮于和战斗争的险滩里。在建瓯，朱熹在接受三年多的经学和理学教育的同时，还得到了父亲在诗文方面的悉心传授，到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时，朱熹的诗文已经不同凡响，诗风深得陶彭泽、韦苏州和陈简斋萧散简远之趣。朱松夸赞他说是“骎骎惊子笔生风”。不难看出，朱熹在后来解释诗经时超越汉宋诸儒而自成一家，与他学养中所具有的诗人气质，或者说与他所受到重经学、理学而不废诗学的良好教育，是难以分开的。

朱熹纪念馆

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三月二十四日，朱松病故。料理丧事后，朱熹母子便来到刘子羽家寄居。在刘氏家塾中，朱熹受到了更为正规全面的儒学教育，从修辞小学到义理大学，从法帖临摹到苦读经书，一面为科举入仕攻习程文与词章之学，一面为入“圣贤之域”而潜研二程洛学一脉的理学。

绍兴十七年（１１４７），朱熹参加了建州乡贡，在三篇策论里放言高论朝廷大事，得到考官蔡兹的赏识。蔡颇为得意地对人讲：“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绍兴十八年礼部试，朱熹中第五甲第九十名，可谓鲤跃龙门，春风得意。

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宗弼因战事失利，高宗、秦桧决定放弃淮河以北土地，宋与金又订下了屈辱的“壬戌之盟”，南宋政权积弱丧权之势更加恶化。衰世之中，理学在严厉禁绝的政策下已是脉息微弱，二程“洛学”从北宋崇宁以来屡遭禁绝。绍兴六年（１１３７）左司谏陈公辅复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请“屏绝”，直到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何若奏请“黜伊川之学”。学禁纷纷，天下士子噤若寒蝉，不少理学宿儒隐居山林，各以著述讲学为业。这使得在二程“洛学”之后，理学的发展显现出颓而不兴、学理零乱的状况。因而，年轻的朱熹在蟾宫折桂之后，依然是豪情和忧患交织于心。对他而言，幼承父训，任吏践履、齐家治国乃是士子不可推卸的职责，他想在这衰世之中做出些革故鼎新的举动。但慨然“求道”的志向又注定他要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理学之路上进行永不间断的追问和思索，博学笃志更是他的本色。

博采慎思的品行

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春天，朱熹便不自觉地走进了宋儒惯于儒佛双修之路。他有一首吴山高诗写得跌宕有致，充满了佛老的缥缈之气：“行尽吴山过越山，白云犹是几重关。若寻汗漫相期处，更在孤鸿灭没间。”但一身禅气的朱熹在赴同安任的路途上依然求学问道，寻访闽中大儒。可以说，他几乎接触了所有的闽中名儒，如李樗、林之奇、刘藻、艾轩等人，这些人的五经思想里包含着不少疑古的新见，给了朱熹很大启发。

在同安，朱熹“左右朱墨，蒙犯馗楚，以主县簿于此”，所谓“莅职勤敏，纤悉必亲”，浮沉官场之初便显示出自己突出的才干和过人的胆识。他在同安正经界、整顿版籍和赋税，笃行着宋代统治者抑兼并、黜豪右的基本政策。他还本着忠君爱民的朴素思想来整饬吏治。在追税时，每日签押和限期点追来防范吏人从中舞弊，遇事“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朱熹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同安流传着一个他处理民田争讼的故事：有富人兼并别人的好地，朱熹知道后，提笔写下“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的咒语，结果，那个富人家在得地之后便败落了。这种做法固然软弱可笑，但也显出破落孤寒出身的朱熹痛恨豪强兼并的一贯品格。此时，朱熹还以同安主簿兼主学事，整顿县学教育，复习儒学，反对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他重提孔夫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教育方针，以论语和礼记来教授弟子，重建儒家“克己复礼”的仁学思路，以期拯救封建衰世的纷乱人心。这些吏事和学事促使着朱熹在现实中做出不断的思考，渐渐地冲淡了他闭门为学时向佛禅庄老的不自觉偏转，加固了他哲学思想的基础：弘扬儒家仁学里的实践理性精神，通过反复不断的学习和综合，辗转发展成为具有人学品格的宋代理学，也就是后来人们称引的新儒学。但朱熹在形成自己理学思想体系的路上却经历了漫长的学习和思索的过程。

朱熹墓

繁冗的簿吏生活并没有使他忘记读经反思，朱熹此时尽管依旧访学问友，但主要是不自觉地在佛儒之间颠簸飘摇。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暂时还不能找到自己学无定旨的原因是与二程理学的师承渊流的中断。早在绍兴二十三年，朱熹曾访学于南宋的一名理学正宗李侗。在李侗的影响下，朱熹一方面是与以佛说儒者论辩，自觉地以儒学来挞伐佛老之学；另一方面，他也逐渐感觉到李侗之学在本质上承继程颢较多，即仍然是以主静和“自家体帖”上着眼，缺乏一种磅礴宏阔的气象。为了解决这个困惑，朱熹一方面细读程氏之书，从原典直接汲取学理，另一方面，他又访学湖湘派学者张栻，与之辩论。从乾道二年到乾道四年，朱熹就是在这种既徜徉于二程原典，以求全盘把握其精神实质，又遍访湖湘学者，不断扬弃时说并进而综合的生活中迎来了自己理学之路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已入中年的朱熹终于认识到了在南宋儒释混同的学术氛围里，大多数学者和学派都极易走向偏重察识本心而忽于外物、易于致知而空于格物的泥淖。在对二程理学的认识和发展上，南宋之时的大半学者均会心于程颢的“静察”而忽于程颐的所谓“天理”应从外界“格物”以达于“致知”的思路。朱熹重新认识到了后者。因而，他更加注重“已发”能够体现于“太极之蕴”，即主体在洒扫应对日用之间通过本心之“已发”来体悟实存的“天理”，这即是他酬和张栻之时所说的：“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思索中，朱熹逐渐地融合了闽学和湖湘之学、程颢主静和程颐主敬的思想，是对自己生平所学进行的第一次综合，或说是由博返约。这就是宋史本传所说的“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这话精到地指出了朱子文学集大成的特点。

乾道五年（１１６９）九月，朱熹七十岁的老母亡故，他返回建阳守丧，并在建阳西北芦山峰巅的云谷建了三间草堂，匾名之曰“晦庵”，以著述授徒讲学。从此，朱熹便以“晦庵”自号，表明自己隐晦终老的决心，并准备过一种“静有山水乐，而无身世忧。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的生活。此后，他的理学体系、经学思想和史学观念便开始确立了。乾道六年（１１７０），朱熹完成了生平第一部著作太极图说解的初稿，以程颐易传序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理本论，初步形成自己理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太极”指宇宙本体之理，它既是一种客观实在，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太极之理生万物，又在万物之中，理、气和道、器各自是一种体用关系。由此出发，他建立了理、气、物的宇宙生成论和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朱熹还重新树立了理学中“理—分殊”的原则，即所谓“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上彻底阐明了“理—分殊”这种哲学原则的精神实质。也就在这一年，朱熹还完成了另一部著作西铭解，把太极理本论和理—分殊的哲学原则推广到性论、道德论、认识论乃至社会政治观上面。

在此之后，朱熹以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为基础，逐渐充实“理—分殊”的思想，使其成为朱子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的总体性原则。

明辨笃行的行为

朱、吕编成近思录之后，吕祖谦想到南宋的另一派儒学分支“心学”与朱熹学说的严重分歧。当时，江西陆氏以陆九渊为代表，鼓吹“心学”，并在抚州金溪（今属江西）筑屋讲学，形成一派强劲的学术势力，渐由江西扩至两浙，十分引人注目。陆氏心学发生和蔓延之时也是朱熹著书讲学建立自己学派的时候。吕祖谦考虑到朱、陆之间还存在着不少异同，或许可以通过辩论研究归于一宗，于是召集安排他们于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四月会于信州（今江西广信）鹅湖寺。

朱熹像

但在事实上：朱熹、陆九渊二人的学说早已偏差很大，而且都不彼此承认，难以认同。如果说朱子之学是儒学在宋代的集成的话，那么，陆氏心学则是儒学在宋代刚刚诱发起来的一次新变。二者在哲学本体论上就有很大不同。但在鹅湖之会上，他们讨论的主要是“为学之方”。陆氏主张尊德性，以纯粹的主观唯心论态度教授学生；斥责朱熹一派是为学不求诸本心，而专意于名物度数的追求，以为这是一件艰难支离、劳而无功的事情。陆氏兄弟赴会之前，陆九龄对陆九渊说：“吕祖谦约朱熹搞这次讨论会，为的是学术异同，咱们兄弟本来就有些不同，更谈不上一块去等同于朱熹了。”于是二人先开始讨论辩说，一直到深夜才停。第二天早晨，陆九龄说：“夜里细想想，九渊弟的话太有道理了。”陆九龄还就自己所想写了首诗。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传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九龄在会上吟诵了这首诗，诗念了一半，朱熹就对吕祖谦说：“子寿（九龄字）早就上了陆九渊的船上了。”一眼看出陆九龄已经认同了“心学”。接着开始辩论，陆九渊又有和陆九龄诗一首：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诗读到五六句时，朱熹“失色”，读完七八句后，朱熹很不高兴，于是大家临时休会。第二天他们继续辩论。朱熹主张为学先要泛观博览，然后由博返约，而陆氏兄弟主张教人要先发掘澄明人的本心，然后再归于博览而学。大致是朱熹认为陆氏的为学之方太简便，而陆九渊则认为朱熹教人流于支离琐碎。针锋相对，讨论会开不下去了。但朱熹却并没有因学说不合而诋毁陆九渊。鹅湖之会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他也不满于两派弟子经常进行无端的攻诋，所以跟自己的学生们讲：“想起当时的辩论，真令人怅然难忘。我劝你们一定要兼取两家学说的长处，不要轻率地互相诋毁。即使有不相同的地方，也暂时不要发议论，而是要勉力去做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考虑学术上最重要的问题。”又说：“南渡以来，学者大都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八个字，但真正讲得扎实融贯的，只有我和陆九渊两个人罢了。我的确是敬仰他的为人，你们不要去轻率地议论他呀！”

武夷书院

又过了几年，朱熹在江西做地方官，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虽然在政治上朱熹面对积重难返的现实难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在思想上他所提倡的振兴儒学风教和修复白鹿洞书院，却是收到了十分切实而有成的效果。他要求人们教诫子弟，使他们“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他还要求乡党父老推选子弟送往学宫研读经书。为了扩大理学的影响，朱熹在学宫内设立了周敦颐祠，配以程颢、程颐。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和章程，对后世教育特别是书院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身前身后的故事

绍熙四年（１１９４）八月，朱熹经宰相赵汝愚推荐，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初见宋光宗赵惇，便上行宫便殿奏札大讲“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又开始梦想将自己的理学功夫实践在帝王的政教法令中。但赵惇即位后的南宋朝廷却发生了一场自隆兴和议苟安乱世以来的最严峻的政治危机；朱熹也终于被卷入凶险的道学党争的旋涡之中了。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宋宁宗赵扩正式即位后，朱熹对赵扩又增加了一重幻想，他早晚侍讲，十分勤恳，皇帝却是阳奉阴违，假惺惺地夸奖他是“讲明大学之道，庶几于治”。但自朱熹入都以来，朝中政局便围绕赵扩、赵汝愚、韩侘胄、朱熹展开了微妙的争夺。这种道学之党和反道学之党的斗争终于酿成一场党禁之祸。

南溪书院

朱熹在朝中立身所凭借的只是他大儒的名分，朝廷以此来诏示天下士子“野无遗贤”。但朱熹却远非弄权的官吏，他只是不间断地批评皇帝的昏愦独断，大臣的专任己私，近习的干预朝政，越来越引起人家的反感，难怪他只做了四十多天的侍讲便被逐出朝廷。朱熹被逐，引起了天下之人的不解，而一大批道学先生也强烈地抨击皇帝和宰相的轻率。于是，士林里纷纷响起了道学请议的喧声，有一个叫游仲鸿的小官上书赵扩抨击韩佗胄说：“朱熹是海内名儒，被您召用，天下传诵，都以为天下大儒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不想才四十多天，又被您逐出朝廷。天下之人都以为大儒尚且不能容身于朝廷，其他的人就更不可以了，但愿皇上赶快召回朱熹，不要使小人得志，乱了朝纲。”朝命一出，朱熹彻底失望了。这位白发老臣重新拾起了道学家超然远游的态度，对各种改除的朝命一概辞免。他一面吟咏着感伤的调子“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一面平静地用理学晓谕弟子学人说：“要穷理，就要在事物上做，今天穷完这个理，明天又穷那个理，这样，积累多了，心里自然就融汇贯通了。”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这些也是朱熹一生为学的自述，宋史本传里讲他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这一把握是准确的。

朱熹离开朝廷以后，韩佗胄的势力便更加嚣张了。文化专制之下的反道学暗流汹涌而至，中司何澹上书论及程朱“专门之学”，讥刺理学之徒是沽名钓誉，请求皇帝辨别学术的真伪。另一位叫刘德秀的，在长沙做官时，张拭等人都不理睬他，便怀恨在心。当了谏官以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追究引荐“伪学”入朝廷的“罪魁”，从此，程朱之学被诋毁为“伪学”。太常少卿胡纮叫嚷着：“这些年伪学活动猖獗，图谋不轨。乞请告诉大臣们，不要再推荐入朝。”更有一班人把朱熹与赵汝愚归为“伪党”一类，并进而说成是“逆党”，要窥伺大宋江山。所以，有个叫余嘉的上书乞斩朱熹。庆元元年（１１９５），朱熹因论韩佗胄弹劾赵汝愚事，被称为“逆党”，名列“伪学逆党”党籍的黑名单上。理学在庆元党禁的打击下又一次落入了低潮。宋史上记载了当时儒士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局面：“在那时，士人稍微有些儒士名气的，无不感到无处容身。朱熹的弟子中间，能够特立不顾的，都悄然隐退；阿谀懦弱的，都改换门庭，路过朱熹的门都不进去。更有甚者，把严整的衣冠都变换了，在闹市中轻慢地冶游，以表白自己不是道学先生。”但是，即使如此，朱熹依然与自己的弟子学生讲学不停。有人劝他赶快遣退众徒吧，朱熹却是笑而不答。庆元四年（１１９８），朱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已经很衰弱了，但他仍在撑着病躯，念念不忘地编写礼书，表示必须把礼书编好之后才能瞑目。庆元六年（１２００），朱熹病得更厉害了，他托咐学生黄干、范念德收集礼书底稿，补辑抄写完成。同年三月初九，这位大儒瞌然而逝。

总结

回顾朱熹的一生，至少可以说他是勤勉的，更是刚直不阿的。他一生著述不辍，从三十岁到死前，一共留给后人近四十种著作。如果中国文化史上短缺了这笔丰厚的遗产，那么，所出现的断层和恐慌将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活跃思考着的灵魂，这个灵魂既寄托着文化里诗性的飘逸，又承载了一种无法直面的沉痛。这不是一个平易的灵魂，只是把他当作“圣人”来膜拜，便忘记了他生时的紧张和沉重。朱熹被公认为是孔子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个大圣人，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官僚们对他也不过是利用而已。

但是，朱熹是一个大学者，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不仅因为他是近古时期最大的哲学家，建立了一整套“太极”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还在于他能够兼收并蓄，承前启后，以大量重要的著述完成宋代的学术范型。他的四书、五经思想体系是汉代以后儒家经典解释学的又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