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６）亦可照此分析、讲解。

总之，“来”“去”的教学不宜平均使用力量，特殊部分、难点部分重点讲授。同时，配以相关部分的大量练习，然后针对学生练习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带有共性的问题），再分析、再操练，必要时可营造—个交际环境，组织学生分角色进行“来”与“去”的实地操练，才可能有助于学生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交际能力。

３随机复习强化记忆

语言知识、规则的掌握和语言能力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事。对教师来说，一方面要让学生不断“知新”，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时时“温故”。“来”“去”问题是个难点，要想学生攻克这个“堡垒”，真正会用“来”与“去”，必须注意帮助其巩固所学的“来”“去”的知识和使用规则。只有把对语言知识和规则的短时记忆变为长时记忆，才能谈得上学以致用。

笔者这里所说的“随机复习”，是指教师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遇到先前教授过的“来”“去”这个语言点时，要有意识地“点”一下，也就是有意识地提高该语言点的复现率，引导学生不断地回忆、复习。学生大脑记忆库中有关“来”“去”的知识和规则，若能经常被提取、复述、回忆，则可避免遗忘，加强记忆，从而为进一步将这些知识和规则运用到语言实践中创造条件。

好的教学方法是产生好的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何谓“好”？确切地说就是“得当”，就是适合教学内容，适合教学对象。以上关于“来”“去”的教学方法，只是笔者个人对外国学生进行“来”“去”教学的—个经验小结，属“一孔之见”，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肯定达不到“最好”。相信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专家、同仁们已经或将会总结出更好、更有效的教学方法，笔者愿与之一道，在这一方面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１］陈宏、吴勇毅等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案设计，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版。

［２］陈宏、吴勇毅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语言学科目考试指南，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版。

［３］曹艳芝也说“来”“去”的空灵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４］高耀墀现代汉语语法（修订本），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２年版。

［５］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第１版。

［６］吕叔湘等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１月增订版。

［７］卢英顺认知观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学习２００４年２月第１期。

［８］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１版。

［９］徐玉敏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３月第１版。

［１０］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华语教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

［１１］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

［１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５月增补本。

［１３］赵金铭汉语可以这样教——语言技能篇，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４月。

比喻的中外文化差异与内涵

一、汉语言与汉文化的关联

语言和文化水乳交融，互相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方面，语言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像汉语言，不仅记录着汉民族文化史，传播着汉文化，而且也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汉文化。比如：有一些文化现象是因了汉语言（主要是语音方面）的特点而产生的。

源于汉语的文化现象文化意味

南方人过年要吃年糕。年夜饭一定要有鱼这道菜。过去即使在不出产鱼的山区。人们也用木头刻成鱼的形状，摆在餐桌上。

“年糕”谐音“年高”：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高。“鱼”谐音“余”：藉此表达连年有余的良好企盼。

婚床上放枣子、白果、花生。“枣子”谐音“早子”：早生贵子。“白果”谐音“百果”：多子多福。“花生”：花着生，既要生男孩，也要生女孩，品种齐全。

前面生的是女孩，盼生男孩，于是给女孩起名叫“银娣”、“招娣”、“来娣”等。“银娣”谐音“引弟”：引来、招来弟弟。

给老人送礼不能送钟。“送钟”谐音“送终”：不吉利。

不能给夫妻、情侣送伞。“伞”谐音“散”：分开。

关系亲密的人不能分梨吃。“分梨”谐音“分离”。

年节串门、探视亲友送苹果。“苹”谐音“平”：平安。

要号码喜８，不喜４。“８”谐音“发”：发财、发家。“４”谐音“死”不吉利。

渔民吃鱼，一面吃不完不能给鱼翻身，而是剔去骨头再吃另一面。“翻”：船翻人亡。

近些年来，生意人吃宴会喜欢点发菜。“发菜”谐音“发财”。

另一方面，文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并制约着语言的运用。例如：

汉语言现象文化来源

男前女后的称谓习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公婆、夫妻、父母、儿女、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阿姨、大伯大妈……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

谚语：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意思是：平时没有准备，临时慌忙应付。佛教

歇后语：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形容话语或文章内容贫乏，冗长。封建时代强迫妇女缠足的陋习。

习惯说法：鼎足之势、三足鼎立。比喻三方面对立的局势。中国古代煮东西用的器物，三足两耳。

称谓：官人，历史上一度成为对男子的尊称以及妻子对丈夫的称呼，不论其是否真的是做官之人。封建时代形成的官本位意识。

骂人话：小娘养的。意思是小老婆生的。封建社会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

透过这些语言现象，不难窥见汉文化的踪影。

关于汉语言和汉文化互相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下文着重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就文化因素对比喻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民族文化对比喻的影响

比喻是最古老、最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它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之中。比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比喻的构成有三个要素：本质相异的两个事物本体和喻体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似点，而相似点又是比喻的灵魂。虽说从物理角度看，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发掘并利用这些相似点为说写者服务，则要受到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因素的制约，因此，“对比喻的开发和利用，对比喻的评价和鉴赏，从根本上看是一种文化现象”。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２３页。

文化是复杂的，具有多元性，不同的社会各有其自身的文化规范，这种规范是长期形成并代代传承的，所以也是相对稳定的，该社会集团的成员一般都会遵从于它。惟其如此，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比喻亦带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我们不妨以动物词语的喻义为例，探究其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是如何负载了民族文化内涵的。

（一）不同文化中相同词语喻义的差异

不同的语言，在词语喻义的联想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异性。

凤凰（ｐｈｏｅｎｉｘ），它是我国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源自古代东夷人昊氏族的图腾，后又与其他动物图腾融合成为一种神异之鸟，比喻罕见、珍贵之物，象征祥瑞。成语有“凤毛麟角”，指稀少而珍贵的人或事物；俗语有“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意思是寒微家庭或恶劣环境中产生了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在英语中，ｐｈｏｅｎｉｘ是古埃及神话传说中的一种“不死鸟”，据说在阿拉伯沙漠上生存五六百年，临死前为自己筑了一个巢，里面铺满香料，它在唱完一支凄凉的挽歌后，用翅膀扇火，将自己烧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又诞生出一只新的ｐｈｏｅｎｉｘ。西方文化因此视凤凰为“死后再生”的象征。英语中的ｐｈｏｅｎｉｘ便有“再生”、“复活”的涵义。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ｌｉｋｅａｐｈｏｅｎｉｘ，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ｒ（宗教就像凤凰一样，在战争的灰烬中又复活了）。

类似的动物还有龙（ｄｒａｇｏｎ），也是中西方文化中传说的一种动物。在中国文化中，龙是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集权威、高贵、力量、吉祥于一身。古代帝王称自己是真龙天子，他们的脸要敬称为“龙颜”，身体贵为“龙体”，所穿袍子曰“龙袍”。中国的父母们希望孩子长大成才，叫做“望子成龙”；给男孩子起名喜用“龙”字，如“李小龙”、“成龙”等。许多属相是蛇的人，避讳蛇，美称自己是“小龙”……凡此种种，在中国这“龙”的故乡，“龙”的文化被注入了博大深厚的“龙”的精神，“龙”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而自豪。然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ｄｒａｇｏｎ却是一种面目狰狞、满嘴喷火、制造灾祸、残忍凶暴的硕大怪兽，等同于“邪恶”，深为人们所厌恶。圣经中的魔鬼撒旦就被称作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ｒａｇｏｎ，口语中也常用ｄｒａｇｏｎ来比喻凶恶的女人，如：Ｓｈｅｉｓａｒｅａｌｄｒａｇｏｎ，ｙｏｕ’ｄｂｅｔｔｅｒｋｅｅｐ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ｈｅｒ（她是个母夜叉，最好离她远一点儿）。中西文化的差异孕育了同—动物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体现了语言的相对性。

（二）不同文化中词语喻义的零对应

一种语言有一种语言的文化积淀，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容。由于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的不同，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现象：某个动物词语在这种语言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喻义，而在那种语言中却没有：反之，亦然。

在英国社会，人们习惯上以ｃｒｅａｍ（乳酪）喂猫，而猫又喜在壁炉的砖墙上取暖，因此，英语中就产生了与猫相关的习语，如Ｌｉｋｅａｃａｔｓｗ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ｈｅｃｒｅａｍ（洋洋得意）；Ｔｈｅｃａｔｓｈｕｔｓｉｔｓｅｙｅｓｗｈｅｎｓｔｅａｌｉｎｇｃｒｅａｍ（掩耳盗铃）；Ｌｉｋｅａｃａｔｏｎｈｏｔｂｒｉｃｋｓ（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汉语中很少有与猫有关的类似的表达，中国人甚至对这样的表达感到难以理解。反过来，在蚕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蚕吐出的丝所织成的绚丽丝绸深受国人喜爱，因此蚕的奉献精神也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心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文化烙印，不朽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个力证。然而，在英国人的眼里，蚕（ｓｉｌｋｗｏｒｍ）只不过是—只小小的虫子，绝无中国人这般丰富的联想。

（三）不同文化中相同喻义可能对应不同词语

如果说，某些动物词语在一种语言里具有特定的文化涵义，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却缺乏对应，这是文化差异给动物词语刻上的文化印记，那么，不同的动物词语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具有相同的联想喻义（即：相同喻义对应不同词语），则是文化差异对语言施加影响的另一种表现。

牛和马在中国社会和英国社会引发的联想意义就不乏相同之处。汉人生活于农耕社会，很早就使用牛作为生产工具，而英人早期的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则是马，两种动物在两个社会都可以象征力量、实干等，汉语一般用牛来形容力气大，如：“他有股牛劲儿”、“力大如牛”；人们称有实干精神的人为“老黄牛”。而英语要用马（ｈｏｒｓｅ），如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ｓａｈｏｒｓｅ（力大如马），ｔｏｗｏｒｋｌｉｋｅａｈｏｒｓｅ（苦干、实干）。就连同样是比喻“说大话”，汉语、英语也是牛、马分明，汉语说“吹牛”，英语用ｔａｌｋｈｏｒｓｅ。其他还有：汉语的“猫哭老鼠”对英语的ｓｈｅｄ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ｔｅａｒｓ（鰐鱼的眼泪）；“瓮中之鳖”对ａｒａｔｉｎａｈｏｌｅ（洞中老鼠）；“拦路虎”对ａｌ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路中狮）；“叫公鸡下蛋”对ｔｏｍｉｌｋｔｈｅｂｕｌｌ（让公牛产奶）……

（四）词语的褒贬喻义饱含民族情感

无论是被哪个民族用作喻体来打比方的动物，倘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它们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想象中的动物，也有其想象的客观基础），各是生物链中的一环，自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之所以具有或正面或反面的喻义，是因为受制于社会的文化传统、心理状态和审美价值取向。以汉语为例，同样是拿动物打比方，有些动物被赋予了正面的文化意义，而另一些则被赋予了负面的文化意义，并且约定俗成，以语词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正面形象

藏龙卧虎：比喻潜藏着的人才。

龙腾虎跃：形容威武雄壮，非常活跃。

虎头虎脑：形容儿童健壮憨厚的样子。

虎将：勇猛善战的将领。

虎劲：勇猛的劲头。

千里马：比喻才能出众的人。

凤毛麟角：比喻稀少而可贵的人或事物。

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寒微家庭或恶劣的环境中产生了出类拔萃的人物。

鹤立鸡群：比喻一个人的才能或仪表在一群人里头显得很突出。

搭鹊桥：民间传说中喜鹊为牛郎织女七夕相会而搭桥。比喻为未婚男女牵线撮合，成其美事。

鸳鸯：比喻情侣。

比翼鸟：传说中总是雌雄同飞的鸟。比喻恩爱夫妻。

负面形象

狼心狗肺：比喻心肠狠毒或忘恩负义。

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做坏事。

狼子野心：比喻凶暴的人用心狠毒。

披着羊皮的狼：指伪善的恶人。

中山狼：比喻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

狼奔豕突：比喻成群的坏人乱窜乱撞。

肥猪：（骂人话）指胖人。

笨得像猪：极言某人不聪明。

猪窝：形容住处又乱又脏。

鸡窝：形容头发乱七八糟。

野鸡：站街拉客的妓女。

鸭子：为富贵女人提供性服务的男人。

蠢驴：极言人之愚蠢。

抱头鼠窜：形容急忙逃走的狼狈相。

贼眉鼠眼：形容神情鬼鬼祟祟。

乌鸦嘴：说话不吉利的人。

地头蛇：比喻在当地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人。

美女蛇：比喻以姿色引诱他人的女人。

蛇蝎心肠：比喻人的狠毒。

以上汉民族经常选用的动物喻体，折射了它们在汉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以及社会心理上不同的地位，从而凸显出汉民族在用喻方面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

由于各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渊源不同，孕育文化的土壤各异，那些超出了动物形象之符号代表意义的动物词语，明显地染上了民族文化的个性色彩，饱含了民族的好恶情感。再如，有些在汉文化中屡遭贬斥的动物词语，在其他某种文化中可能却大相径庭，备受褒扬。

汉文化别种文化

狗贬义居多褒义：忠诚

狗胆包天：指人胆大妄为。

狗仗人势：比喻仗势欺人。

狗尾续貂：此喻拿不好的东西接到好的东西后面，显得好坏不相称（多指文学作品）。

狗屁不通：指毫无可取之处的话语或文章。

丧家之犬：比喻失去靠山，到处乱窜，无处投奔的人。

狗腿子：指给有势力的坏人奔走帮凶的人。

哈巴狗：比喻驯服的奴才。

癞皮狗：比喻无耻耍赖之人。

落水狗：比喻失势的坏人。

狗咬狗：比喻坏人之间互相倾轧争斗。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比喻坏人嘴里说不出好话来。

狗改不了吃屎：比喻坏人本性难移。

狗吃屎：嘲笑人身体向前跌倒的姿势。

龟贬义居多褒义：长寿的代表

龟缩：比喻像乌龟的头缩在甲壳内一样，躲藏在里面不出来。

缩头乌龟：嘲讽妻子红杏出墙的男人。

乌龟王八蛋：骂人话。

狐狸贬义褒义：漂亮聪明

狐狸精：（骂人话）指妖媚迷人的女子。

狐媚：用媚态迷惑人。

狐狸尾巴：比喻终究要暴露出来的坏主意或坏行为。

狐假虎威：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来欺压人。

狐群狗党：比喻勾结在一起的坏人。

狐朋狗友：比喻品行不端的朋友。

老狐狸：比喻狡猾的人。

苍蝇贬义褒义：勇敢

蝇营狗苟：像苍蝇那样飞来飞去，像狗那样苟且偷生。

可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语言的词汇有些除了具有概念意义（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ｉｏｎ），像动物词语，在汉、英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就不尽相同（如前例）。从文化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角度来观察，同一种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文化内涵，有的相反，有的相对，有的则是零对应（如前例）。不过，也有相同的，比如：

在汉、英社会，一生忙碌、酿造甜蜜的蜜蜂（ｂｅｅ），都成了“勤劳”的象征：汉语用来喻指“勤劳的人”，英语说ａｓｂｕｓｙａｓａｂｅｅ（像蜜蜂一样忙碌）。会模仿人类发音的鹦鹉（ｐａｒｒｏｔ），汉语用于“只会人云亦云，没有独立见解的人”，英语也有“ｐａｒｒｏｔｆａｓｈｉｏｎ”（鹦鹉学舌般）的说法。关于愚笨的驴子（ａｓｓ），汉语早就有“黔驴技穷”的成语，“蠢驴”常用以指称蠢笨之人，英语也有类似的形容法，如ａｐｏｍｐｏｕｓａｓｓ（一个浮夸的笨蛋），ｍａｋｅａｎａｓｓｏｆｏｎｅｓｅｌｆ（自做蠢事，出洋相）。

不同文化对词语喻义的这种共性联想来自于词汇所指，来自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所存在的共性以及人类对自身的价值标准所达成的共识。

文化具有两方面的特点：共性和相对性。语言亦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像汉民族一样，其他民族在世界万物中遴选喻体并巧妙地使之与所要描绘、说明的事物、现象或道理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培育出的比喻之花，也一定是植根于那个民族肥沃的文化土壤中的。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双重演进

日本国立岩手大学亚洲史专家深泽秀男教授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国现代化与基督教。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一、中国的现代化和基督教

二、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基督教徒

三、中国的现代化和外国传教士

四、日本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附录：日本的现代化和基督教

深泽教授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曾有一个把基督教史的研究视作对帝国主义走卒的研究的不幸的时期，如今，中国人的教会和基督教徒并非帝国主义的走卒这一事实正在得到确证。本书力图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对基督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客观的检讨。”

在第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和基督教中，作者首先通过“概观”概括地说明了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史的关系。文中分别论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具体联系，由此阐明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所起到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和基督教一章中，著者认为：为了推进自身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领袖采用了基督教教义中伦理的侧面作为自己的理念，从而辨明了太平天国宗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起承转合。变法运动和基督教则以戊戌变法为历史背景，着重通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早期基督教徒容闳的活动，探讨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信仰者所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参与和作用。现代中国的基督教会则是作者于１９９０年在实地探访中国教会、神学院和大学的基础上，写出的一篇生动翔实的报告。著者力图在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会实态的同时，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政治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著者认为：无论是在孙中山的时代还是在今天，也无论基督教和中国政治的联系多么错综复杂，基督教的民主的性格得以持续地发展和传扬则为不争的事实。

第二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基督教徒，首先以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早期基督教徒之一、并对洋务运动以至辛亥革命都产生过影响的容闳为例证，通过容闳的自传，解明了容闳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作用。接着，著者又以总理过太平天国朝政、力图在当时推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洪仁玕为例，通过探讨作为基督教徒的洪氏及其代表著作资政新篇，说明作为基督教徒的洪氏对太平天国的重大和特殊的贡献。最后，著者论述了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历史性的关联。著者认为，由于共同的信仰之缘故，孙中山得到基督教信友们的有力支持，这也是他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个方面。

第三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和外国传教士则探讨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所论述的人物包括：曾翻译过万国公法、撰写过中西闻见录选编、并担任同文馆馆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美国人丁韪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主编出版过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著有中东战纪本末，并创办中西学院的美国人林乐知（ＹＡｌｅｎ）；以及应改革家翁同龢之邀而向中国官僚提出新政策的英国人李提摩太，他曾参与山东、山西的饥饿救济运动，由此而痛感中国政治之腐败、改革之必要，他后来成为大学会督办和强学会会员，对变法运动发挥过影响，和孙中山保持过密切的交往。

第四部分日本的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则以目录学的方法，全面而周致地回顾与瞻望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历史与前景。值得称道的是，该文是作者在１９９８年应香港浸会大学李金强主编之邀，为中国近代基督教研究集刊创刊号所撰写的一篇日本论文。在李教授的安排下，该文的中文本翻译由容闳的后人、日本亚细亚大学的容英萸教授担当。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领域里中日两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段佳话。

附录日本的现代化和基督教中，包括美国女传教士眼中的盛冈和从劳动世界报看劳动与宗教的关系两章，则分别为作者为其所在教会所作的教会史研究的一部分，以及对明治时代历史人物的宗教观、劳动观的考察。从女性视角、劳动运动和宗教传播的关联中，透视基督教对日本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

深泽教授在书中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为重点，在点与线的立体交叉中，描述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交互影响与作用的双重轨迹。论述的人物兼及中外，探讨的内容既涉及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物质的层面（如新闻、出版、翻译事业的开拓、现代医疗和学校教育的创设等等），也深入到中西文化急剧冲突与渐进转化的意识形态之深层。在接受与拒斥、彷徨与苦痛、激昂与沉寂中，基督教文化和精神通过一代杰出的中国基督教信仰者和改革家，以及优秀的外国传教士的忘我无私的劳作，最终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提供新的精神视野和发展的契机。著者以聚沙成塔的方法，在书中引用大量翔实的中外文文献史料，使文章的观点得以确立。同时，由于著者在撰写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兼及全书的宏观布局和构筑，使全书各章节呈现出浑然的整体感，给阅读者以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效果。这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专著中是难能可贵的。

在解读全书的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在该书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一位日本学者对中国、中国现代化和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执著与诚挚，这种热忱执著几乎贯穿了著者的一生。现已年逾花甲的深泽教授在这部新著的后记中写道：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恩师的宿舍里，读到了隅谷三喜男的名著近代日本的形成和基督教，从此对近代化和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在东京教育大学（即今天的筑波大学），我专攻亚洲史，在名师们的指导下学习基督教学和中国基督教史。另外，当年年轻的我在四周学院大学当副教授时，曾专程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作了一年基督教史的研究。从大学时代直至今日，４０多年过去，当我解明了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作用时，我已在岩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迎来了自己的退休之年。

关于深泽秀男教授的印象，亚洲史诸问题——这本由日本、中国和香港两国三地学者共同撰写的国际学刊——的日语编后记中做过这样的描述：

深泽教授经常提及世界主义者（Ｃｏｓｍｏｐｌｉｔｒａｎ）这个词。平日里，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交替使用古旧的电动打字机和崭新的电脑，编织他彩虹般的学术之梦。他也不断用国际电话、传真和ｅｍａｉｌ，与国际学术界的友人保持密切的往来。

在教学研究之余，先生常常和学生们一道翻阅书架上各种大型外国语词典和外国地图册。在这样的时刻，这位生活在岛国的日本教授的思绪，也许已然越过海洋，飘向古老的中国大陆和遥远的巴尔干半岛。

“以他人为重”——这也许是深泽教授学术生涯的不同凡响之处吧。

相信读过深泽教授新著的朋友一定会获此同感。

美国学者芮效卫与金瓶梅

久居南京，一旦留驻异邦，自不免对故地胜迹梦回萦绕。尤其是夫子庙里的雕梁画栋、鼎沸人声，秦淮河畔的绿柳飞莺、桨声灯影，皆由于岁月的悠远、山海之遥隔而如梦如烟。谁料想，新大陆上尚有一位与笔者“有此同感焉”的美国学者，他就是国际金瓶梅研究界知名重镇、今年九十有六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芮效卫。

芮先生原名大卫·罗伊（ＤａｖｉｄＴｏｄＲｏｙ），父母是３０年代来华的长老会传教士。芮先生与其胞弟芮效俭（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ｐｌｅｔｏｎＲｏｙ），也就是美利坚第三任驻华大使（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均在中国生长。由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熏陶，芮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终身不衰。自１９６７年执教芝大以来，他从事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教学、研究近３０年。１９９３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芮氏的最新英文译本金瓶梅。该书不仅设计精美，装帧豪华，而且真正称得上“洛阳纸贵”——欲购全套５册约需１５０美金以上。研究界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为广大中国文学爱好者期待已久，“作为一部世界文学不朽名著的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它将立刻取代所有现存的英文残本和删节本。”评论者还盛赞此书是芮氏“毕生学术生涯的顶峰，也是他对于传统中国文明所有阶段的博大学问的总括”。“体现了一种倾其毕生心力于庞大汉学研究分支的细致周密的学识。”（普林斯顿大学学者ＡｎｄｒｅｗＰｌａｋｓ语）

说来有缘，芮氏兄弟均在南京城里生活多年，而且是从这里开始其汉语和汉学的启蒙教育的。芮先生回忆说：“１９４９年夏天，在南京，我还是一个１６岁的中学生，在母亲的一再敦促下，我和弟弟一起启蒙学习汉语。”幸运的是，在随后的１０年间，他师从名家，涉猎广泛，先后研习了中国诗歌、文言文和语法，以及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

谈起怎么会从事起“金学”研究来的，芮先生自认这与南京、尤其是南京夫子庙有一段难以割舍的奇妙因缘。他颇有感情地回忆道：“我第一次意外地发现科雷门特·爱吉尔顿的金瓶梅英译本，是１９４９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顺便说一句，英人爱氏（ＣｌｅｍｅｎｔＥｇｅｎｔｏｎ）的英译本是在老舍先生帮助下，根据第一奇书译出的百回本，１９３９年出版于伦敦。由于当时英国出版法规的限制，某些段落以拉丁文译出。芮先生接着说，“１９５０年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我在夫子庙买到了我的第一套金瓶梅词话。”无独有偶，１９５５年１月，当时已身在日本的芮氏竟在东京的夫子庙书店购到了另一部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近２０年来，芮氏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张竹坡批语的理论分析研究论文，颇获好评。芮先生引起国际金学界震动的论文是汤显祖撰金瓶梅。

几十年后的今天，问起芮先生对南京夫子庙还有什么印象？他说：“在当时的南京，夫子庙地区遍布旧书肆和古董店，它们和孔夫子的庙宇相互毗邻，仅一墙之隔。”为什么芮先生会对南京的夫子庙有如此之深的印象？他风趣地说：那是因为“在夫子庙附近，我得以买到了我最早的一套金瓶梅。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以孔子的观点来阐释金瓶梅，那也是一种纳博科夫式的巧合（Ｎａｂｏｋｏｖｉａｎ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芮氏在这里提及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实在别有一番深意。许多读者都知道：纳博科夫写过一部名噪天下的小说洛丽塔，那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一位从古老欧洲移居美国的文学教授，他由于自幼对异性小伙伴一往情深，以至于在小女孩夭亡之后许多年仍心存初恋、无以自拔，竟对继女洛丽塔如醉如痴起来。如果不避牵强附会之嫌的话，在美国金学家和南京夫子庙以及金瓶梅“这部诱人的谜一样的作品”（芮氏语）之间，是否也存在一种如醉如痴的恋情？谁是男主人公？谁是洛丽塔？答案不妨由诸位读者去自由联想。另外，在芮先生看来，金瓶梅在修辞特征上的现代性，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这部以描写性爱而著称于世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标志着人类叙述艺术的一种发展。所以，芮先生在他那篇长达３２页的英译者序中，开篇第一句便是：“金瓶梅是一部卷帙浩瀚、意蕴繁富，炉火纯青的小说。其构思与结构具有惊人的现代意味。”

当话题转入金译本的具体译事，芮先生坦陈，“像所有学习中国小说和戏剧的学生一样，我从郑振铎、孙楷第、吴晓铃、徐朔方、夏志清等人的开创性著作中获益非浅。”“经过许多年反复的阅读，尤其是１９６７年执教于芝大以来，我开始考虑我从金瓶梅中所看到的、尚未被别人所揭示出来的东西。但是，我如果不是站在那些伟人的肩头，我就不会对金学研究有所贡献。”芮芪所称的“伟人”包括：１７世纪的张竹坡，２０世纪的中国学者吴晗、姚灵犀、冯沅君和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韩南（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ａｎａｎ）。芮先生说：“他们的著作不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我经久不衰的灵感源泉。”难怪人们指出，芮氏对金瓶梅的完整翻译和评注，其自身便是一项“惊人的成就”，这不仅表现在译者全面而公正地对待原书及其作者，而且以忠实生动的译文，再现了原书的繁复与光彩，是一幅“精细编织的修辞学花毯”。翻阅芮氏译本，始信此言不虚。就笔者手边的第一卷而言，在全书６１０页的篇幅中，译文前面的“译序”和译者编排的“人物表”就长达９０页。在五个附录中，仅译注、背景资料和索引又占去１６０页。芮氏炼就的这块“真金”，虽不敢说已将中外古今“金学”成果熔于一炉，至少，也可以说此公过后，再难为继矣。

不过，话得说回来。如果当初没有金陵城里的汉语“启蒙”，没有南京夫子庙里和东京夫子庙里的书肆奇缘，如今到哪里去成就国际“金学”界这番惊人伟业？恐怕只好落下个小小的悬疑，供后人猜想去了。

华人史学家与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１９１８２０００）是当代美国华裔著名历史学家。湖南长沙人，天津南开大学肄业（１９３６－１９３８）。抗战期间曾担任国民党军下级军官；后任陆军排长及代理连长。１９４３年加入驻印联军，任上尉参谋。１９４４年５月曾在缅甸负伤，获得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少校参谋。１９４６年经全国考试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后任国防部参谋。１９５０年退伍。再度赴美，于密西根大学获博士学位（１９６４）。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６８１９８０年任纽约州立大学ＮｅｗＰａｌｔｚ分校教授。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病逝于纽约，享年８２年。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编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

万历十五年，用英文写就，书名为“１５８７：ＡＹｅａｒｏｆ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意思是“１５８７年，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年头。”此一书名即昭示作者历史观的非比寻常。在书中，这位“大历史”观的发明者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文体，他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这也就自然而然地略除了不少业余爱好者专注于“惊天动地大事件”的猎奇眼光。书中，人们紧随作者的笔锋，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有学者指出，黄仁宇是一个“宽厚和成熟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通俗而有穿透力”。的确，当我们初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一时半会儿说不出来，只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我们一旦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潜规则”这个意识角度，开始留心历史活剧中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之后，我们再看万历十五年，就不难发现：作者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正是这个“潜规则”。其实，作者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对其形成机制究竟应当如何进行分析追究，书中虽语焉未详，但作者确实抓住了要害。他把水烧到九十九度，但还差那么一把火却故意不烧到沸点，这种写法，无疑给读书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的空间。

人们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他“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且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之神髓。同时，黄先生的历史著作还有一种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待传统，分析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的原因，说明在中外历史上，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本书中，黄仁宇以一个史家的通达心态有意给历史留出许多缝隙。他看重具有宏观信息的历史细部，体现出感性和理性的交融。当然，历史专业的研究者难免会提出质疑；不过，就算当代史学大师汤因比也会有不少史实错误，却并不妨碍其历史研究一书成为伟大的经典。诚然，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不时会跳出历史学家的职分，一如小说家那般，去推测他书中人物的动机和内心世界；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万历十五年由于接近小说的写作，而不构成历史的探究。如果说该书是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实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