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与国际视野|第六章文学语言学实践２在线阅读-半桃文学网

张爱玲在她的大部分小说里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些无爱的婚姻，正像她后来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所说的“我们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家”。从历史角度看，几千年封建婚姻制度将“爱情”排斥在缔结婚姻时考虑的因素之外，取而代之以门第、实利等，给多少男女造成了感情悲剧。从创作个体生活其间的家庭看，张爱玲父母的婚姻是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父母之命”将这对从思想到文化教养根本没有相通之处的男女撮合到一块儿，以致被迫结婚的母亲一有机会就离了婚。家庭的变故成了酿就张爱玲对婚姻的悲观看法的酵母，使之视婚姻如牢笼，无怪她在母校——圣玛丽亚女校的毕业年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一项写下：“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虽然表面看来是她在中学毕业典礼期间听说同班才女张如谨即将结婚的消息后产生此念的）。在烬余录里张爱玲仍然认为结婚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她的小说从反面告诉人们：两性相爱是婚姻的基础，也是两性生活幸福程度的测度计。

作者一方面向读者呈上了一桩桩令人失望的婚姻，另一方面则在爱情的荒漠里努力寻觅着希望的绿洲。

小艾中身不由己地陷入婚姻囹圄的席五太太“生平最赞成自由恋爱，不但赞成，而且鼓励，也是因为自己被旧式婚姻害苦了，所以对于下一代的青年总是希望他们‘有情人都成眷属’。她的侄儿侄女和内侄们遇有恋爱纠纷的时候，五太太虽然胆小，在不开罪他们父母的范围内，总是处于赞助的地位的”。像五太太之类旧式妇女自己翻身无望，便只能将婚姻自主的奢望留给了下一代。琉璃瓦中姚家二女儿曲曲可以说是婚姻自主大潮中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她对父亲要她在大机关的济济人才中“挑出一个乘龙快婿”的想法与安排非常蔑视，不愿像姐姐琤琤那样成为父亲巴结人的工具，她偏偏看中了一无钱二无地位的三等书记王俊业，并声言：“钱到底是假的，只有情感是真的。”她以自己的勇敢捍卫了自己的幸福。曲曲与父亲的冲突实质上是青年一代所追求的爱情和婚姻自主的观念与老一代死抱着不放的实利的、包办的婚姻观念的冲突，作者显然是将赞许给予了前者。在小艾中，作者对自主的新式婚姻的同情与赞美恐怕是前所未有的无保留。女主人公小艾出身低贱，从小被卖到席家当牛做马，受尽屈辱，“根本这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是印刷工人冯金槐给了她纯真的爱情。这对贫贱夫妻虽历经磨难，却始终对爱情忠贞不渝，爱情的光辉早已盖过了物质上的贫困。希望即是缺乏，对美好爱情与美满姻缘的颂扬，不正寄托了小说作者的殷殷向往之情么？

父母不和而终至离异的阴影笼罩着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养成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因之，她目中无“爱”，笔下的一桩桩婚姻几乎都没有浪漫而圆满的归宿。与此相仿，其小说中恋爱着的人们也基本无爱可恋，即使有，结局也大多令人遗憾。

倾城之恋叙述的爱情故事决不如篇名那样浪漫美丽，充满诗情画意。华侨富商范柳原是父亲的私生子，为在法律上确定身份，继承遗产，费了种种周折，“很吃过一些苦”。他“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白流苏。离了婚的白流苏在古老颓败的娘家白公馆，受尽穷酸兄嫂的刻薄、挤兑，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及心灵，“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一赌爱情输赢。殊不知，范柳原需要的是娼妓、情妇，而非妻子，他没有结婚必备的那份虔诚。白流苏明白了他要她，但不愿娶她，只是让她“做他的情妇”。一念及此，白流苏便咬牙离开了他。然而，回到“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的白公馆，难熬的日子又令她忍无可忍。“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她不得不一腔委屈地向范柳原投怀送抱，“她失败了”。在香港，范柳原只需要她一个星期，便启程去英国。白流苏正“满心的不得意”，为“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烦恼着，港战的炮声响了，战争使范柳原回到了她的身边。范、白二人一直暖昧不明的关系急转直下，范柳原正式娶进白流苏，并且“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白流苏还是有点怅惘”，成全了她的不是她的魅力与奋斗，而是城市的倾覆！恋爱结局表面的圆满掩藏着深刻的不圆满！与对女人毫无真心，视恋爱如游戏的范柳原相差无几的，还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这位风流倜傥、玩世不恭的混血儿，无心向学，倒是香港交际场上一把好手，惯于在女人堆里厮混。他追求葛薇龙“不过是一时高兴”，就像对任何其他女孩子一样，并无婚娶之念。他对她直露地表示：“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乔琪乔后来所以与薇龙结婚，是因为采纳了她姑妈梁太太阴毒的主意：将薇龙作为摇钱树，等其花容衰萎，收入大减，再不能挣钱养家时，跟她离婚。等待着薇龙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乔琪乔已经作了暗示：“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那时候，你也要懊悔你为我牺牲了这许多！”

如果说葛薇龙是虚荣和自甘堕落的，那么创世纪中的匡潆珠则是平实和自爱的。没落之家的匡潆珠因家境日窘，在外找了份工作，自食其力。在与水电材料店老板毛耀球的交往中恋爱起来。她万没想到毛耀球是个都市浪子，已与一舞女姘居并有了孩子。他有各种各样的女友，“就没有见过匡小姐”这样的，大概是想换换口味，尝尝新鲜吧。她未尝不想跟他一刀两断，“家里对她，是没有恩情可言的。外面男子的一点恩情，又叫人承受不起。不能承受。断了的好。可是，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恸哭过后，他们依旧来往。但毛耀球已无耐心从头开始，在一个雨天，他急不可耐地要得到她！匡潆珠挣扎抗拒，情急之下“打了他一个嘴巴子”，“大义凛然地”与毛耀球决裂了，也与她的初恋告别了。其实，匡潆珠并不爱毛耀球这个人，她恋的是外面世界的一点温情——家中没有的。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则恋慕的是全新的生活方式。聂传庆自幼丧母，在父亲和后母的恶言恶色甚至拳脚相加中长大，他有着“无名的磨人的忧郁”，那就是对已逝母亲的“绝望的爱”。他心中怨恨母亲为什么当年不跟情人言子夜私奔，整日沉浸在“差一点，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言丹朱的哥哥”的幻想中，他“只要一点爱——尤其是言家人的爱”。言丹朱对他异乎寻常的关心给了他一线希望，虽然他对言丹朱不无嫉恨。他一厢情愿地希望言丹朱“不单是一个爱人”，还要“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是过去与未来”，“是神”。遭丹朱婉拒后，聂传庆原本不健全的心态更加扭曲得不可收拾，莫名的爱与恨互相交织，促成了对言丹朱的疯狂施虐。聂传庆不成形的恋爱完结了，他的人生悲剧却完不了。聂传庆是孤独的，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与他同样孤独。对于他的家庭，“他是一个孤零零的旁观者”。猥琐的父亲，“不能够了解他”的母亲，庸脂俗粉的两个姐姐，“脏，惫懒，不懂事”的一群弟妹，他全都看不起。自打在夜校认识了俄国姑娘沁西亚，他把她看作“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姑娘，“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单拣她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味。他知道他爱的不是沁西亚。他是为恋爱而恋爱”。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沁西亚的为结婚而结婚，使潘汝良陷入更深的孤独——索性连幻梦也不存在了。

匡潆珠、聂传庆、潘汝良们错位的恋爱固然结不出真爱之果，而对异性真实性情缺乏了解的爱情亦难以持久。没有深层的了解，“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张爱玲烬余录，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３４页。。

五四遗事中的小知识男女罗和密斯范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恋爱呀！有西子湖上的脉脉含情，也有长达十一年之久的为自由而抗争。然而，一俟成婚，罗发现密斯范已是今非昔比，往日满含诗意的她，如今变得慵懒邋遢；密斯范则嫌罗整天唠唠叨叨。二人全然忘记了从前有过的炽热的爱恋。理想撞着了现实，吵架便风起云涌。既然密斯范骨子里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可人，失落中有好事者劝罗接回发妻和二夫人王家小姐，罗也就无可无不可了——由疲乏生成的放任！罗、范的爱情成了明日黄花。或许两人私下里都觉得这场旷日持久的恋爱不值得吧。谁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女主角不就在爱情面前权衡利弊吗？情人罗潜之“有三个孩子”，而且“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这真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殷宝滟对罗潜之的拒绝，多少带点儿“待价而沽”的功利性。多少恨中的虞家茵斩断情思，远走他乡，实在是为情所困的不得已之举。出身卑微贫寒的虞家茵，气质温婉，吸引了有身份有地位但家庭生活并不美满的中年男子夏宗豫。可是二人的结合遇到了实际的障碍——夏妻及其女儿小蛮。夏太太一句“你别让她将来恨她的爸爸”触到了家茵的伤心处：她自己就痛恨着为娶新欢抛弃她们母女俩的父亲！她决定不让小蛮重蹈她的覆辙。虞家菌选择了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向夏宗豫谎称要回乡下和表哥结婚，孤身一人去千里之外的厦门应征教书。夏、虞之恋正应了骨牌起课的预言，如同“水月镜花”。十八春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沈世钧与顾曼祯在工厂里相识、相爱并定情。可是，命运之手似乎有意要捉弄这对平凡的男女，一连串的巧合带来一连串的误会，更加上小人、恶人从中作梗，使他们受尽磨难。悲欢离合的十八个年头过去了，有情人却未成眷属。虽然十八年后重逢，真相大白，二人都知道了对方是一心一意地爱着自己的，也只能“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真个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和沈世钧、顾曼祯的十八载漫漫情路相比，花凋中郑川嫦的两年恋史委实太短了。中学毕业的郑川嫦为破落户的门第所限，“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唯一的出路是做“女结婚员”。经人介绍，与“她眼前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章云藩认真地恋爱着了。天有不测风云，当“各方面已经有了‘大事定矣’的感觉”，川嫦却因肺病一病不起。云藩另有了恋人。郁郁中，川嫦的生命之花凋谢了。

在张爱玲的婚恋小说里，爱情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即使产生了也仿佛薄如蝉翼的面纱，根本经不起命运和冷峻现实的撕扯，真情恋爱是精神奢侈，无爱婚姻是囚禁性灵的牢狱！

关于现代婚姻制，作者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的，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没人认真写过”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页。。

连环套就是写的一个女人先后与三个男人姘居（或曰“同居”）的故事。“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赛姆生太太（霓喜）曾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她始终未出嫁”。霓喜自小被广东乡下的一个恶妇收养，遭际悲惨，十四岁上被养母卖给男人，从此开始与男人同居的生涯。第一个男人年轻、健壮、热情，但不给她“零用钱与自尊心”，他忘不了她的出身，忘不了她是他买来的，就是不娶她。第二个男人疼爱她，却不能给她性爱，他的死结束了他们的露水情缘。第三个男人跟她过了几年安定日子，最终也抛弃了她。霓喜替她的男人们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却换不来在家庭中确定的地位。她女性的人格一次次遭受屈辱，她大哭大闹过，恐吓厮打过，也撒过赖，但所有的反抗均告无效。她只有去敷衍儿女们，将防老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没有名份的下等女人充满了疑忌与自危感，生活的窘境使她们想拴住男人犹如紧拽住一根救命稻草。创世纪里跟毛耀球同居的舞女也是这等心态。当她发现负心汉另有新欢，曾“一赌气搬了出来”。拖了两个月，实在生活无着，待要重操旧业，无奈身怀有孕，便不敢再跟他闹，只得忍耐。“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原本就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７６页。。

同居的女人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往往不能兼顾，因为“她们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页。。

漫步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映入眼帘的桩桩姻缘是那么不如人意，有身不由己的包办婚姻，有为金钱物质所诱的实利婚姻，有出于声名、前途考虑的形式婚姻，也有旨在摆脱孤寂的草率婚姻；恋爱又是如此名不副实，怪态纷呈：游戏欲情、谋爱求生、情感换位、患得患失……偶有倾心之爱，则不是堕于习惯的泥沼，便是以凄婉苍凉而告结束；男女各取所需的同居关系更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婚姻的乏爱、恋爱的可哀、同居的不幸无不打上了作者身世的烙印，浸渍了她对人事决非乐观的感受。因此，张爱玲触及的婚姻恋爱虽然形态各种各样，但主题几乎永远悲观。

二

岂止是对婚恋悲观，张爱玲对整个人生的看法根本就是灰色的，命运无常是她思想背景的一部分。这种悲剧生命意识来源于她的人生体验。虽然张爱玲在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和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里一再声言：离婚人的孩子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般痛苦和特别地不快乐，但是，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指出的：“人们所要抑制的联想反而毫无例外地是最重要的线索，可以用来发现潜意识的思想。”无论如何，童年时代缺乏母爱，少年时代遭受父亲、继母的冷遇甚至虐待，确实大大影响了她的人格心理的正常发展，使她过早地积淀了对人与事的否定性情绪；另一方面，她出生的豪门巨族落花流水般日趋没落，为时代列车所抛弃，不免带给她沉重的失落感。加之社会的动荡与战乱的频繁构成了对人生安稳的威胁，抗日战争使她苦心经营的赴英留学计划化为泡影，香港的战火将其引以为荣的学业记录烧成灰烬，乱世氛围加剧了她已然存在的危机感与对未来的茫然感，她“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呢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４页。？家庭变故、家族衰落、历史变迁、社会运作几相交叠，有如天道无亲，衬出个人的渺小无能。因此，人的无从掌握自身命运成为张爱玲超越自我的对人生独特而稳定的把握的一部分。

浸入骨髓的悲剧感，化作了作家笔底人物一篇篇失败的记录——对不可抗拒的现实的失败！这里所谓“现实”，被作者赋予了多元的理解。它可以是人物生存其间的周遭环境。像葛薇龙，才进了富商遗孀姑妈家“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她，“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而“现在又是一个人”，“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只怕回不去了”，尽管她“更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却仍旧身不由己地陷入阴谋婚姻的网罗，从此“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７页。。再如大学教授罗杰的新娘愫细，家教严明，“连所读的报纸，也要经母亲检查过”才让看。“愫细虽然是二十一岁的人了，依旧是一个纯洁的孩子，天真得使人不能相信”。花烛之夜，她出逃了，这件事惊动了整个校园，罗杰被斥为道貌岸然的畜生。老校长巴克明知实情，却出于自私逼他辞职；与罗杰素有嫌隙的教务主任毛立士借机大做文章，“要把这件事闹大一点”，作为对他的报复；毛立士的填房太太哆玲妲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对他极尽挑逗、勾引之能事；男学生们攻击、诋毁他，以发泄对他平素管教的怨恨；女秘书、女打字员、女学生、教职员的太太们“鄙视他，憎恶他，但是同时她们畏畏缩缩地喜欢他”，也许还暗中期望“他的不健康的下意识突然发作，使他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来”；还有“校役、花匠、医科工科文科的办公人员，全来凑热闹”。罗杰的自杀，与其说是新娘性知识贫乏酿成的悲剧，不如说是旁观者墙倒众人推的悲剧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３０５页。。

险恶的环境可以置人于死地，约定俗成的社会习尚也在悄无声息地异化人的心灵。张爱玲在封锁中有心营造了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真空环境——封锁中的电车，用以展览人的真实性情。封锁的铃声让男女主人公暂时忘却与家庭、社会的一切联系，权且摒除日常生活中种种瞻前顾后、权衡利弊的考虑，自然呈现人之本性。安分守己的已婚男人吕宗帧与教会派的刻板女人吴翠远素昧平生，却闪电般地恋爱、谈婚论嫁，这是多么出人意料，而彼时彼地又是多么在情理之中。可是，开放封锁的铃声惊醒了玄想中的男女，将较近情理的恋爱变作一场“不近情理的梦”。人的本性恰似吕宗桢家地板上那只乌壳虫，见了亮便装死，有了黑暗作掩护才敢爬行。有形的封锁开放了人性，实际封锁的解除却在无形中封锁了人性这大概是小说篇名所蕴含的反讽意味吧。吕、吴二人渴望异性之爱的欲望只能在抛却所有社会束缚的纯化处境中真实流露。

面对强大的社会约束，人们往往自觉地戴上好人的面具，把真人的一面隐藏起来。佟振保就经过了一番真人与好人的挣扎。为了做一个符合社会理想的堂堂好男人，他悉心周到地侍奉母亲，尽心尽力地提拔兄弟，火爆认真地办理公事，热心仗义地对待朋友，“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喜欢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在英国读书期间认识的中英混血儿玫瑰，一个是火热放浪的朋友之妻王娇蕊，她们也爱他。可是，玫瑰那一派的女人“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与玫瑰分别的那晚，他以令自己“也觉得惊讶”的坐怀不乱的自制力，做了一回“自己的主人”，虽然事后“心里是懊悔的”。王娇蕊浑身充满了女人的魅惑力，佟振保不能自已地需要她。但是，一想起职业上的地位，想起“一个世界到处都是他的老母”，想起“社会不答应”，他便将娇蕊视为“身外物”了——女人是衣服嘛。佟振保“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舍弃了她”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１页。。个人意志被社会惯性裹挟而去，其情可嘉？可哀？

倘若屈从于社会群体意志而选择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是一种痛苦，那么，因无从选择而不得不过一种令人厌恶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聂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他是没有爱情的家庭里的孩子，自卑、冷漠、消极、怯懦，终日弥漫着鸦片烟雾的死气沉沉的家早已把他“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他犹如绣在屏风上的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他逃不脱父亲聂介臣所代表的旧有生活方式。索性“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得彻骨酸心”，偏偏言丹朱对他格外关心，偏偏她就是他依恋的生母冯碧落的情人言子夜的女儿。他渴慕言家父女所代表的新的生活方式，幻想着能与言家发生联系，但是欲求而不得。他痛恨父亲，却又发现自己酷肖父亲，“他深恶痛疾那存在于他自身的聂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的”。无力改变自己，无法摆脱现状，绝望之下心理扭曲，用虐待狂的举动向幸福的爱人发泄心中的嫉恨，这本身就是过去的生活结出的苦果张爱玲茉莉香片，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２２页。。如果说聂传庆父亲和后母对他从肉体到精神的虐待是形之于外的，那么，郑川嫦父母对女儿的乏爱则是不动声色的。自幼身体健壮、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郑川嫦“想不到”得了肺病，她更想不到的是，父母虽也为她的病叹息，甚或“泪流满面”，但一涉及拿钱治病，便各有各的盘算。父亲赤裸裸地对母亲说：“现在西药是什么价钱……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再要变着法儿兴出新花样来，你有钱你给她买去”。郑夫人则“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左思右想，结果是舍不得出钱。川嫦彻底明白了“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病愈无望，爱情无望，家庭无望，“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于是毫无挣扎地顺应自然法则“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张爱玲花凋，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１２页。。明知挣扎也是枉然便作放弃的还有虞家茵，她一出场便带来悲剧的气氛：徘徊在绘有含泪女像的巨大广告牌下，身着黑衣，眼睛里“露出一种执着的悲苦的神气。为什么眼睛里有这样悲哀呢？她能够经过多少事呢？可是悲哀会来的，会来的”。虞家茵的生活始终笼罩在她那个浪子兼无赖的父亲的阴影之下，他总是在她最不愿见到的时候鬼影子一般地出现，他是她命中真正的魔星。兼有夏太太母女阻隔于婚姻的幻梦与现实之间，注定虞家茵别无选择，只能形单影只地远离恋人张爱玲多少恨，郁金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５９页。。虞家茵的爱情遭际虽然从表象看应了骨牌算命的预言，但实际上是有源可溯的。而白流苏、范柳原的结局堪为不可理喻了。这一对精刮老到的男女，为了各自的算盘，殚精竭虑，男挑女逗，进行着一场机巧华美的调情游戏。经济力量的悬殊，使白流苏不得不委屈而又无奈地做了范柳原的情妇，被他把玩于掌心。眼见得婚嫁无望，正陷于泥淖里时，倾城大祸给她解了围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７６页。。正像范柳原所感叹的：“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一个平凡的归宿竟然是依靠险而又险的战争的力量得到的，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彻底否定。

外向的现实固然是导致人物失败与挫折的因素，但内向的现实（或曰人的内心）如情欲，也是造成悲剧的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而个人为情欲所驱招致的祸害则无可托辞，失去了泄愤的目标。

早在中学时代，张爱玲的书评习作中就已表现出对人物心理开掘的重视，她称赏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著）中“细腻的心理描写”张爱玲读书报告三则，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委婉地批评同学张怀素所著若馨对华蓝一角心理描写的欠缺张爱玲（若馨）评，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张爱玲身体力行，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借传统化的小说故事，表达了与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类似的关于人性的论述。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化思潮之一，弗洛伊德主义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始即被我国心理学界、文化界和文学界逐步介绍和传播。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是关于人类动机的研究，它认为人的一切行动都决定于潜意识的欲望；它把人的性本能当作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东西，赋予“性”以神圣广大的力量。且不论精神分析学是否陷入反理性主义错误，是否泛性论，单就它对人类动机的理解、对人类原始欲望和冲动以及原欲最深层次的挖掘来看，已经很可以被新文学作家用作“投枪”，掷向封建礼教和假道学。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禁锢森严，弗洛伊德主义未能在中国扎下根，而主要是对知识阶层特别是文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张爱玲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散文私语和双声以及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封锁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屡次出现“下意识”、“性心理”这些心理分析学的术语，晚年的散文谈看书、谈看书后记和忆胡适之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弗洛伊德”及其弟子“荣格”的大名。不仅如此，张爱玲还自觉运用心理分析法从事小说创作，并达到相当的心理深度。

精神分析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的虚构；二是人物性格的刻画。

心经就是作者精心演绎的一个女儿爱恋父亲的故事。许小寒对父亲许峰仪由崇拜而倾慕，源自“七八年前”小女孩时期性的偏爱。她对父亲的依恋完全发展为少女对男子的眷恋：过生日父亲没来一起吃饭，她便觉“闷得慌”，“竖起了耳朵”辨认电梯响声，判断父亲是否回来了；一想到长大了就要和父亲生疏了，便“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将脸埋在他肩上”，“伸过一条手臂去兜住他的颈子”；临睡前“待要走”，又向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弯下腰来，两只手叩住峰仪的喉咙，下颏搁在他头上”，“过了半晌”方才去了；她要他“知道”她的心——“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他，“不放弃”他。父亲对小寒的爱怜也决非常态的亲子之爱，甚至潜意识中骚动过乱伦的欲念，“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臂，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朱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无数的孩子在他的指头缝里蠕动。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肉欲的想象令他不寒而栗，为逃避尴尬而危险的境地，许峰仪找了个女儿的替身——长相酷似小寒的段绫卿。终究是变相的父女之恋。

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性的冲动都要受到克制或压抑，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特别像“恋母（父）情结”之类尤其大逆不道。当然，倘若一味为教养所误，人们就可能不为己知地扼杀健康的情爱，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靡丽笙和愫细，她们姐妹自幼接受的是寡母严苛的禁欲教育，“长期的被迫讳避性爱”，“色情的活动已与淫秽的意念牢牢结合”，令她们对“性”充满了羞恶感，“成为精神上的性无能者”弗洛伊德著、林克明译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她们视丈夫正常的性要求为禽兽之举，使丈夫性欲求遭到强行压抑，再受假道学的嘲弄乃至屈辱，终于精神崩溃，自杀身亡。人的“原欲”（Ｌｉｂｉｄｏ指“在性方面相当于饥饿的那种感觉”）如果遭受过分的压抑，那么就像受阻的主流，只好溢向一边干涸的旁道，产生“性变态”（或曰“性异常”）。相见欢中的伍太太便是个同性恋者。那一代的人因“没机会跟异性恋爱”，故少女时代的伍太太恋上了表姊（后来的荀太太），并且“感情深厚持久”。“她痛心她挚爱的表姊彩凤随鸦，代抱不平到恨不得红杏出墙”，几十年后“仍旧妒恨绍甫”——表姊的丈夫张爱玲表姨细姨及其他，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提起表姊的下嫁，她就十分气愤：“你没看见她从前眼睛多么亮，还有种调皮的神气。一嫁过去眼睛都呆了。整个一个人呆了。”“说着眼圈一红，嗓子都硬了”。其神态概出自同性恋心理。导致伍太太同性恋的直接原因是没有机会接触男性谈情说爱，但归根结蒂是旧式教育造成的。

封建禁欲主义教育的恶果是，健康正常的爱情所需要的两股感情之流——挚爱的情和肉感的“欲”无法汇合，而性变异却俯拾即是。

张爱玲描摹的性变异除了性对象的变异（如伍太太的同性恋），还有性目的的变异，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表现的“恋物症”。佟振保留洋回国初期，借居同学的公寓，对同学性感魅人的妻子王娇蕊产生了性的欲望，但开始时囿于道德的力量，努力自我克制，一时未得到满足，“心里烦恼着”，对浴室里满地乱滚的娇蕊的头发发生了兴趣，他“蹲下地去，把瓷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集成一嘟噜。烫过的头发，梢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浑身燥热”。发丝取代了性对象——王娇蕊，暂时满足了他的性饥渴。与此惊人相似的一幕是，王娇蕊也像佟振保一样，将性的欲望寄托在对性对象替代物的想象中：她“如此痴心地坐在他大衣之旁，让衣服上的香烟味来笼罩着她，还不够，索性点起他吸剩的香烟”，“看着它烧，缓缓烧到她手指上，烫着了手，她抛掉了，把手送到嘴跟前吹一吹，仿佛很满意似的”。两人的恋物倾向正是自我压抑后性欲转移的结果。当佟振保身上代表社会道德的“超我”击败了代表潜意识欲望的“本我”，迫使现实化了的“自我”迎娶白玫瑰为妻，他发现与“圣洁的妻”在一起显然“原欲”不足，并无乐趣可言。本来，他的情欲在潜意识里仍旧依附于王娇蕊。为了释放久遭阻抗的欲情，他不惜耽溺于向不高贵的性对象——妓女寻求不合礼俗的（错乱的）性满足。

表现性欲对人的支配力量以及性欲因社会道德规范的囿限不能实现而导致的人的精神变异、性格扭曲，在金锁记里达到了极致，“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这篇作品里那么重要”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小家碧玉曹七巧上嫁簪缨望族姜家，当上了残废二公子的正头奶奶。虽说有了实现黄金梦的可能，但她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她所面对的，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丈夫的麻木之躯，一方面是不给她寸许自由的封建专制家庭，正常的情欲极度压抑，只能以位移的方式宣泄：当着姑娘们说话，“一点忌讳也没有”，姑娘们“饶是不懂，还臊得没处躲”；想象小姑姜云泽思嫁，三天两头在老太太跟前搬嘴，撺掇其赶紧嫁女儿；借口人多房子小，揶揄取笑新婚的妯娌兰仙……弄得人人讨嫌，合家上下“都瞧不起她”。嘴上发泄虽能得到一时快慰，但远远不能满足性的饥渴，于是使出麻油店活招牌的调情本领，与小叔子姜季泽眉来眼去，打情骂俏，得空便“身不由己”地挨近那心仪已久的健康男人的躯体。可姜季泽自有他的打算，“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七巧无法从姜季泽那里得到慰藉，情欲又一次遇挫。“本能的欲潮永远随着挫折而高涨”弗洛伊德著、林克明译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第１版。，压抑越甚，这股欲潮越要以反常的方式外泄。严重的性压抑使七巧变得歇斯底里，疯狂地寻求报复，乃至不择对象，连自己的骨肉也不放过，心理扭曲到令人恐怖的地步。眼见儿子成了亲，她深恐生命中唯一贯穿始终的男人被儿媳夺走，便怀着“母亲恋人”的异乎常态的情感，从精神上折磨儿媳芝寿直至其抱病而亡。以后，扶了正不到一年的收房丫头绢姑娘也因不堪忍受七巧的精神虐待，“吞了生鸦片自杀了”。儿子“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曹七巧自己没有过幸福的婚恋，因此特别忌恨别人的恋情，女儿恋爱了，脸上“时时微笑着”，“七巧见了，不由得有气”，她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扼死了女儿的爱情。彻底明白母亲为人的女儿从此“断了结婚的念头”。情欲的久郁不泄变成一种锲而不舍的报复心理，拖着曹七巧往自我毁灭的绝路上走，她无法控制自己，致使母性沦丧，亲手毁了儿子女儿一生的幸福，不能自知地将身边的人一个个拉来做了陪葬。

情欲是非理性的，一旦突破了理智的阀限，左右人的行动，人将变得无以自制。这一点在极端人物曹七巧身上体现得最为强烈，可以说登峰造极。其实，在其他不那么极端的人物身上，情欲一如既往地施展着它的魔法。

葛薇龙当初对乔琪乔心生好感不过因为他是“她所知道的唯一能够抗拒梁太太魔力的人”，她可借他一解梁太太夺爱之恨。后来，她为他的风仪所吸引，真的爱上了他，如痴如醉，她“为了乔琪，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心，她不能够应付任何人。乔琪一天不爱她，她一天在他的势力下。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但“她对爱认了输”——实际上是向情欲低了头。她黯然自嘲：跟妓女的区别是“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７页。。佟振保初见火热的王娇蕊便在心中将她与自己的初恋情人玫瑰合二为一了，但理智提醒他“绝对不能认真哪！那是自找麻烦”。然而，“也许还是她的身子在作怪”，振保与娇蕊的关系迅速升温，“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药的阶段。他一向以为自己是有分寸的，知道适可而止，然而事情自管自往前进行了。”他抵挡不住女人的诱惑、挑逗，实质也是受制于情欲的结果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１页。。

在解释人物行为动机方面，张爱玲将笔端伸到了人物心理深层——潜意识，表达了与弗氏心理分析学部分一致的看法。

色·戒的女主角——大学生王佳芝受她一帮颇富爱国激情的同学的鼓动，主唱美人计，充当诱杀汉奸老易的香饵。作为“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自有她一份漂亮女人的虚荣心，恋恋于“顾盼间光彩照人”的良好感觉，女间谍的角色又是那么具有神秘浪漫的吸引力，不能不说是她勇于担当此角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更像一个已婚少奶奶，她不得不牺牲贞操。然而自我牺牲换来的不再是众星捧月般的拥戴，而是同伴们鄙夷不屑的态度，连她最有好感的邝裕民也不例外。王佳芝心中十分“懊悔”，甚至怀疑“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别具用心了”。正是基于这种自怨自怜的心理，在行刺汉奸的地点——珠宝店，王佳芝看着老易似乎是“温柔怜惜的神气”，竟忽然疑惑自己是否爱上了他，内心深处也一厢情愿地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瞬息的错觉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在那关键性“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一刹那间”，她作出了致命的决定：放走老易。下意识的盲目性使她成了枪下之鬼。

由于潜意识的驱动而作出不可理喻的举动，哪怕在张爱玲塑造得较完美的人物身上，亦难避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十八春中坚忍不拔、自强自立的顾曼祯嫁给坑了她一生的姐夫祝鸿才，固然有从死神手中夺回孩子的考虑，但是，“她究竟涉世未深”，见到祝鸿才可怜巴巴地面对姐姐曼璐的遗像忏悔，对“从前的事情”引咎自责，便觉得他这人倒还“不是完全没有良心”。“她不知道往往越是残暴的人越是怯懦，越是在得意的时候横行不法的人，越是禁不起一点挫折，立刻就矮了一截子，露出一副可怜的脸相。她对鸿才竟于憎恨中生出一丝怜悯”。事情并不止于此，“曼璐从前曾经一再地向她说，鸿才对她始终是非常敬爱，他总认为她是和任何女人都两样的，他只是一时神志不清做下犯罪的事情，也是因为爱她太厉害的缘故。像这一类的话，在一个女人听来是很容易相信的，恐怕没有一个女人是例外。曼祯当时听了虽然没有什么反应，曼璐这些话终究并不是白说的”。无疑，这番投合女人心理的话触及了女人的弱点——喜欢被男人爱恋，无形中将顾曼祯大大地向祝鸿才身边推进了一步，成为二人缔结婚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无怪后来顾曼祯向沈世钧提到祝鸿才解放后偷渡台湾，翻船而死时，“似乎她最觉得难过的就是她自动地嫁给鸿才这一点”：“论理（祝鸿才之死）我应该觉得快心，可是我后来想想，并不太恨他，倒是恨我自己。因为他根本就是那样一个人；想着，还自以为是脑筋清楚的，怎么那个时候完全被感情支配了，像我为小孩牺牲自己，其实那种牺牲对谁也没好处。——一想起那时候的事情心里不由得就恨！”其中所谓“感情”恐怕不只是怜子之情，也有因为听说恋人沈世钧已经跟别人结婚而产生的“自暴自弃”的情绪，还有不便向人言的对祝鸿才的矛盾心理吧！

三

张爱玲用一个个故事的外壳，包裹着她感悟人生的内核：现实是不可理喻的，人处于外来的苦难和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的夹击之中，内忧外患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人因此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悲剧随时降临。故而张爱玲的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宿命气息。就每一个人类个体来说，从呱呱坠地到离开人世，烦恼和痛苦就紧随着他，相伴生命始终，欢笑仅仅是忘却烦忧之后的苦中作乐，在张爱玲看来“生命即是麻烦”张爱玲论写作，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９０页。。但是，张爱玲并未因此而堕入灰心、绝望的境地，而是采取了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一方面感受到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另一方面正视现实，努力于“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去“发现珍贵的东西”张爱玲诗与胡说，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１９页。，像其他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活着……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９７页。。这一执着的生存态度大约源自两个因素：第一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认同。张爱玲本是贵族后裔，富家千金，但是曾显赫一时的家族并没给她带来什么荣耀；父母的婚姻悲剧又使她生活在一个乏爱的家庭。她自知无力改变这一切，剩下的只有无奈的认同和适应，否则，“怕麻烦，不如死了好”张爱玲论写作，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９０页。。其次，对生命本真状态的了悟和对未来的虚飘感导引其将生存的目标指向实在。生命已然，回天乏力；理想的将来“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那么，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４页。。求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安于命运，就是对个体所承载之苦痛的漠视，它可以省却许多怨天尤人的烦恼，实现一种心理上的超越与精神自慰。

张爱玲的人生态度是实际的，她可以不避“字眼儿崇拜”之嫌，“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以“俗人”自居，理由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张爱玲必也正名乎，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８页。，体现了对普通人平实生活的理解与认同。她的不少散文如我的天才梦、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烬余录、童言无忌、双声、中国的日夜、谈吃与画饼充饥、草炉饼等，撷取了日常琐屑生活的题材，津津有味地谈吃，论穿，说住，写逛街、看戏，以审美的方式努力发掘凡俗生活潜藏的微小乐趣，细加咀嚼、品尝，从中领略“生活的艺术”张爱玲天才梦，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８７页。。张爱玲也借小说中人表达对平头百姓苦乐生活的欣赏。

殷实阶层的夏宗豫第一次到寒苦女子虞家茵的独居陋室，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恍惚的感觉”，“看到那些火炉饭锅什么的，先不过觉得好玩，再一想，她这地方才像是有人在这里诚诚心心过日子的，不像他的家，等于小孩子玩的红绿积木搭成的房子，一点人气也没有。”张爱玲多少恨，郁金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５９页。小人物的生活自有一番令富人羡慕的生趣呢。

张爱玲生活在“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时代，深感乱世中人“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４页。既然生下来了，就得活下去。对于张爱玲，“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张爱玲私语，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７页。她从不讳言“钱”，自称“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母亲对钱的那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生平第一次赚到的几块钱稿费，被立刻用去买了唇膏，“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张爱玲童言无忌，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页。她不能够忘记小时候为讨钢琴教师的薪水，立在父亲的烟铺前，许久得不到回答的窘态，更难以忘怀三天两天伸手向窘境中的母亲要钱，怎样一点点地毁了她对母亲的罗曼蒂克的爱，她因之愿意享受自给的快乐，“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提到“贫穷”，张爱玲不由想起刚逃离父亲家不久，舅母意欲找点儿表姐们的旧衣服接济她当时她产生的做穷亲戚的感觉；想起投奔母亲与姑姑家曾经有过的困苦情形，自感经济上的一度困窘“于我也是好的”，虽然“不太严重”，但“多少总受了点伤”，能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并且“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４页。所谓“世俗的进取心”，不外乎或“名”或“利”的追求。就张爱玲而言，二者兼而有之，既有精神上的追求，如少女时代便立下宏愿“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渴望早早出名，“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同时也决不放弃物质上的追求，如“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要“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张爱玲私语，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７页。其中，对物质生活的爱悦，渗入了作者切实的身世之感。推己及人，张爱玲取物质利益之视角，对女子婚嫁百态作了番细细的扫描、探究。

作为一个早年即品尝过生存的难堪滋味，以后又以卖文为生的作家，更出于女人对女人的理解，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中非常关注妇女的生存命运。这种关注，不是止于浮面的描摹，而是鞭辟入里的彻悟。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张爱玲双声，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３３页。而养成的求新觅异的发散性思维方式。从张爱玲的妇女命运透视镜里，我们观察到：或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或社会底层女人，无不为自身的生存而苦苦挣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施于妇女的压迫较男子更多，如受夫权支配，且经济上毫无地位，妇女被男子手中的经济桎梏紧紧扼制着，喘不过气来，只能屈从于男子，通常是通过谋婚来谋生。

葛薇龙的姑妈为了走出“破落户”娘家的困境，实现经济上的翻身，“自甘下贱，败坏门风”，不惜嫁给富商做小。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７页。离婚后寄居娘家的白流苏，手中一点钱被哥哥们“盘来盘去盘光了”，就不再见容于哥嫂。存心要走出家门，找点儿事做，谈何容易？旧式淑女教育早已将白流苏们造就成了“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过时货，“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幸而白流苏察觉富家子弟范柳原对自己有兴趣，便怀着赌徒的勇气，以残存的近三十岁的青春作赌注，放出机巧的手段，开始了与范柳原的周旋。然而，视女人为脚下泥土的范柳原岂肯轻允婚姻大事？无奈中，出于“经济上的安全”的考虑，白流苏堕落为他的情妇。要不是一场倾城大祸，白流苏怕也只能继续扮演情妇的角色了。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７６页。敦凤守寡多年后嫁了米先生，她对舅母坦言：“我是完全为了生活……要是为了要男人，也不会嫁给米先生了。”她疼惜着米先生“还不都是为了钱”？“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又回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她得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婚姻保障。张爱玲留情，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页。“高尚仁女”邱玉清就要出嫁了，夫家是新近“发迹”的有钱户，而自家却是“凋落的大户”，从银钱上讲，邱玉清得到了一桩令她满意的婚姻——攀附了富裕之家，连她未来的两个小姑娄家姐妹都觉得“玉清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大哥？玉清那些亲戚，更惹不得，一个比一个穷”！可是，她要“非常小心地不使她自己露出高兴的神气”。邱玉清把家里凑给她的五万元陪嫁款“统统花在自己身上”，“看见什么买什么，来不及地买，心里有一种决撒的，悲凉的感觉”，因为“她认为一个女人一生就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不能不尽量使用她的权利”，“所以她的办嫁妆的悲哀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张爱玲鸿鸾禧，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５页。像邱玉清那样门第高贵的上等女人尚且因为经济拮据要找靠山，小户人家的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段绫卿不就是被困厄的家境逼得猴急而宣称“人尽可夫”吗？张爱玲心经，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３６０页。说起来，邱、段二人皆为识文断字之女性，但经济无着落，照样得依附男人，哪怕你出洋留过学。王娇蕊家里送她去英国读书，目的“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１页。说穿了，不过是“新娘学校”张爱玲花雕，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第１版。的“课程”有所变动，女红改作了高等教育，毕业后的去向依然是——嫁人，找个男人来依靠。白流苏、邱玉清们幸而拥有虽食之无味，但去之可惜的淑女身份，可以权充谋爱、谋婚时的资格凭证（男人也乐于用女人的贵族身份来装潢门面），若少了它，求爱谋生更加艰难。连环套中的霓喜因为是查无出处的下等养女，一辈子靠与男人同居讨生活，欲求名份与经济安全而不得，人财两空，只好“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页。

早在“五四”时代，人们还沉浸在为出走的娜拉们欢呼的兴奋中，鲁迅先生就敏锐地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１６０页。在其爱情小说伤逝中，鲁迅先生以文学形象说明了经济对保障爱情的重要性。可惜的是，这个主题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作为都市女人的张爱玲，清醒地认识到了经济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意义，她用如椽之笔以婚恋故事的形式，道尽了女性特别是封建制度下的女性求生之艰辛。如果说前述作品中的白流苏、段绫卿、霓喜们为金钱、物质计，与男人斗法、斗狠以求婚姻保障，解决生计问题，引起的是人们或鄙薄、或厌恶、或同情的感情，那么，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则让多数人咬牙切齿了。人们惊诧她为了黄金出卖一生，不能容忍她在金钱重压下人性扭曲以至母性泯灭，陷入疯狂。然而作者是理智的，对她所“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４页。作者对七巧这个人物给予的是理解与哀怜——洞察了“来龙去脉”之后的理解与哀怜。小说前面部分并未将七巧描绘成嗜金如命之徒，例如，七巧虽然怨恨兄嫂“来一趟，就害得我把前因后果重新在心里过一过”，但临别总是“金的银的圆的扁的”诸样私房“装得满满的”送与他们，出手不可谓不大，缘何到了后面，七巧把钱看得像命一样重？只需听听分家时她的一番哭诉：“……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大方些，哪怕把从前（三爷在公账上拖欠过巨）的旧账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账，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的苦日子有得过呢！”毫无疑问，这笔遗产就是她一家活命的根本，怎怪她撒泼力争！何况事实上姜家的分家计划是欺负了孤儿寡妇。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十年后当三爷姜季泽平白无故地跑来向七巧倾诉衷肠时，她只在片刻间沉浸于“细细的喜悦”中，便幡然醒悟：这是个哄她拿钱的骗局！她突然“暴怒起来”，将三爷打出门去，求生的本能使她不得不时时警惕地守卫着赖以生存的一点钱，并用它制服了最后的一点爱情。但是，从此以后七巧变得“失魂落魄”。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她认定只有攥在手中的钱是真的。即便如此，哥嫂每次来探望她，虽说“末了永远是给她絮叨得站不住脚，然而临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少给他们东西”。设想一下，倘若曹七巧能够挣钱自养，她何至于为了几个钱而“卖掉她的一生”？

正是因为在封建统治下对女子的歧视造成她们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应付人的学识”，仅有的一点本领也只够“持家”，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７６页。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立足；社会也绝少给她们提供就业的机会，经济地位的全无，迫使女子不得不仰男人之鼻息，不得不围着经济杠杆打转。张爱玲对女性种种生存方式的描摹，最终指向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并揭示了她们的生存困境所由生成的社会原因。

作家选择什么作为表现对象，本身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虽然张爱玲认为“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５６页。主张“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页。但她毕竟承认写作是“发表意见”。张爱玲论写作，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９０页。作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女人，在她们身上，折射出作家对女性问题的思考。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可以说从童年时就已萌芽。小时候照看弟弟的女佣张干经常散布“重男轻女的论调”，使张爱玲“不能忍耐”，常与之争论，“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张爱玲私语，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７页。如果说年幼的张爱玲是出于负气而想到男女平等问题，那么她在十六岁的习作霸王别姬中就将较为清醒的独立的女性意识移植到了虞姬这个人物身上，借虞姬来探讨女性的处境。“虞姬是霸王身背后的一个苍白的忠心的女人。霸王果然一统天下，她即使做了贵妃，前途也未可乐观。现在，他是她的太阳，她是月亮，反射他的光。他若有了三宫六院，便有无数的流星飞入他们的天宇。”张爱玲存稿，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０３页。于是“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虞姬的怀疑，也就是作者对女子依附于男人之处境的质疑。虞姬在对未来可哀命运的想象中一刀结果了自己，作者却没有停止关于女性问题的思索。张爱玲不似有些激烈的女性，一味地谴责“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女子——这柔脆的，感情丰富的动物，利用她的情感来拘禁她，逼迫她作玩物，在生存竞争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风全是因为机会不均等”，因而“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她认为，如果“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样地多心，闹别扭呢？当然，几千年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时日……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她以独到的清醒正视女性自身的弱点如“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等；她也以惊世骇俗的勇气打破女性神话，将大神勃朗中的“地母”还原为世间女人——且是个妓女，而“‘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６８页。张爱玲对女人的处境一方面哀其不幸，警醒地意识到男权中心社会强加于她们的“妇德”不过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张爱玲借银灯，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７９页。另一方面怒其不争，“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使人“悲怆”。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５页。就如何改变女子的处境而言，张爱玲采取的是不走极端的务实立场，她“一点也不羡慕”那种“一切事情都由女人来做”的所谓“女权”，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也“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４页。而是认同女子的性别角色，不舍得放弃“女人的传统的权利”，即“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这其实是一种感情依托，因为其前提是妇女有自己的职业，并不靠男人养活。作者“主张女子应当到社会上去”，以为“妇女职业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了。生活程度涨得这样高，多数的男人都不能赚到足够的钱养家，妇女要完全回到厨房里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多少就需要一点副业，贴补家用”；再者，职业女性“在外面跑跑……和社会上接触得多了，时时刻刻警醒着，对于服饰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自然要注意些，不说别的，单是谈话资料也要多些，有兴趣些”。当然，考虑到“职业妇女同时还要持家，所以，如果她只能做比较轻的工作，赚的钱比男人少也不能看不起她，说男女没有同等能力，男女平等无望那样的话”。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没有好高骛远，没有自轻自贱，句句落实，注重的是女性的自处之道。张爱玲不仅亲身实践着妇女走出家庭，从业自救的主张，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张爱玲童言无忌，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页。而且把力争做职业妇女作为女子改变处境、就近求得平安的希望寄托在了笔下人物身上。

式微家族的匡潆珠“对于这个家族的煊赫的过去，身份地位，种种禁忌，本来只有讨厌”，她瞒着讲身份的祖母，溜出家门，找工作自食其力。虽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但没落贵族小姐走出闺房，外出谋事，本身就是个创举。她之所以敢于一个大嘴巴把浪子毛耀球抡到一边与之决裂，某种程度上讲，代表了一种建立在物质基础（具体说是工钱）上的人格独立，她不必像与毛耀球姘居的舞女那样，单以身体悦人，心惊胆战地随时下死劲去抓住男人。张爱玲创世纪，郁金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９２页。平凡女子虞家茵以其温婉善良以及踏实素朴的生活味儿赢得了男子的爱慕，尽管爱情的结局不免凄凉，可是她所经历的因自谋生路而获得爱情的过程，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女性以爱为职业，为谋生而谋爱的一种逆反，这一进步同样是以女子的经济独立为支撑的。张爱玲多少恨，郁金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５９页。与虞家茵相比，顾曼祯的生活态度似更积极一些。面对磨难，韧性极强，不仅自养，而且还肩负着养活一家三代七口的重担。重负之下而能毫无怨意，安之若素，充满朝气；遭姐姐、姐夫合谋陷害之大劫而能顽强挣扎，说她是生活的强者恐怕不算过分。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页。

无论是对凡俗生活的认同，还是对女子婚恋的终极目的之反思以及对女性生存命运的关注，张爱玲都表现出极其鲜明而笃定的务实精神。

不可否认，作者求实的人生态度自有它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见解独到而且深刻，女子自立自救的主张亦不失为摆脱男子控制的一条切实可行之道。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务实态度不免流俗和世故的另一面。

众所周知，张爱玲虽为贵族苗裔，但自幼目睹的是家族摧枯拉朽似的颓败，往日的繁华已如大江东逝，只在意识深处风光再现。她十二三岁起嗜读红楼梦，张爱玲忆胡适之，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第１版。成名后大穿特穿复古风味的炫人奇装，在其贵族血统遭潘柳黛鄙夷、讥讽之后以断交作为回敬。胡辛张爱玲传，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２３３页。凡此种种，无不暗示了她心底里对贵族生活的眷恋与对贵族身份的看重。尽管她对小说里频繁出现的“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页。存在的诸般缺点如“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等“都能够原谅”，并且也口口声声自称“小市民”，张爱玲童言无忌，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页。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她又绝对不愿跟他们“混在一起”。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４４页。显然，作者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小说人物表示理解、“哀矜”，并非真正自视为“小市民”的一员，或许潜意识里根本不允许自己丢弃味同鸡肋的贵族身份。由是，张爱玲已是不能免俗了。

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婚姻不幸的家庭，没有得到足够的父母之爱，张爱玲似乎不大懂得怎样去爱别人，或许是不大懂得如何表达爱。长期的精神压抑养成了自我封闭的异常性格，只有“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张爱玲天才梦，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８７页。哀伤、冷酷的生命体验使她对世事充满疑忌，对人性恶过分敏感。在其作品中，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亲情的无情，对母爱偏执的否定和冷漠、自私的人性。其实，作家表现人性的不高尚，不仅是借小说人物，也涉及她本人，如港战后在临时医院做看护的张爱玲们，竟能置伤员痛苦的呻吟于不顾，坦然地烧牛奶、尝面包；病员的死亡令其“欢欣鼓舞”，而理由是恨他们在那里受磨难！对此，有人认为作者暴露自身的冷漠和自私，是反证了她人性的光辉面；也有人认为作家本人就是冷漠、自私的。

张爱玲心底里是世故的，她谙达“为人在世，总得戴个假面具”，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６８页。不睦家庭早早教会了她察颜观色，几岁时便会乖巧地敷衍父亲的姨太太。张爱玲私语，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２７页。环境造就的那一份世故在其创作中也有所反映。张爱玲虽然自称永远立于一切潮流之外，张爱玲忆胡适之，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第１版。然而，她深知“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为就近求得平安，她可以向潮流妥协。原本对左派“本能的起反感”、张爱玲忆胡适之，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第１版。对改朝换代只有恐惧、深感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她，居然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发表的十八春和小艾中很意思地加进了歌颂新社会的政治佐料，而在墨迹甫干，移居香港后却又大唱反调，写出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张爱玲忆胡适之，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第１版。，足见其城府之深。

总而言之，张爱玲务实的生存态度瑕瑜互见，消极面虽可理解，然不能无视，因为毕竟存在。

参考文献：

［１］张爱玲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第１版。

［２］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第１版。

［３］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第１版。

［４］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１版。

［５］胡辛张爱玲传，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１版。

［６］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第１版。

［７］弗洛伊德著、林克明译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第１版。

［８］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第１版。

［９］唐文标私语张爱玲，我永远年轻：唐文标纪念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１０］于青论传奇，当代作家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