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四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张伯行为巡抚时，每苛富民。如富民家堆积米粟，张伯行必勒行贱卖，否则治罪。此事虽使穷民一时感激，要非正道，亦只为米价翔贵，欲自掩饰耳。地方多殷实之家，最是好事。彼家赀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何必刻薄之以取悦穷民乎？况小民无知，贪得无厌。近闻陕西有方耕种，即挟制州县报荒者。此等刁风，亦不可长。又赈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实心奉行，往往生事。盖聚饥寒之人于一乡，势必争夺。明时流贼，亦以散粮而起，此不可不慎也。书云：‘明四目，达四聪’，朕于天下事无不洞悉，然知之即发，亦非大体。总之，为政以中正诚敬为本。中正则能公，诚敬则能去私。朕日读性理诸书，见得道理如此。”
注解
明四目，达四聪：语出尚书·舜典。即广开耳目，以洞悉四方情况。
译文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张伯行做巡抚时，对富民非常苛刻。如果富民家里有米粟堆积，张伯行一定勒令贱卖，否则就将其治罪。此事虽然使穷苦百姓一时感激，但并非正道，并且他这么做也只是因为米价昂贵，想要自我掩饰罢了。地方如果多有殷实之家，是最好的事。殷实之家的财富都是从贸易中积聚的，并非为官贪污受贿而来，何必为了取悦贫民而对他们如此刻薄？况且小民无知，贪得无厌。最近听说陕西有的地方发生刚开始播种就挟制州县长官上报饥荒的事。这种刁蛮风习，也不能助长。还有赈荒一事，如果不是地方官实心奉行，往往生出事端。饥寒贫苦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引起争夺。明代的流贼，也是因为赈济散粮而引起，这不可不谨慎。尚书说：‘广开耳目，以洞悉天下四方之情况’，朕对天下之事无不洞悉，但是若一一追究，也并不是为政之道。总之，为政应该以中正诚敬为根本。中正则能公平公正，诚敬则能去除私心。这是朕平日读性理之书得出的道理。”
评语
中产之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培育社会精英的孵化器。正如康熙所说，“地方多殷实之家，最是好事。”中国古代的地方富户多是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艰苦努力，才得以买房置地、积累财富。因此要保护他们的合法财产，不能盲目将他们归为“土豪劣绅”加以打压。康熙对张伯行打击富户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强卖富民米粟虽然能博得穷苦人民的拥护，却伤害了那些诚实守信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贫苦百姓，为了蝇头小利，可以不顾礼义廉耻，弄虚作假。弱势群体聚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煽动，酿成祸患。康熙牢记明末历史教训，告诫地方官员要实心奉公，不能借机贪污，以免影响社会稳定。最后，康熙提出了执政的根本原则，那就是“中正诚敬”。
向风慕义，尚德不威
圣祖讲筵绪论曰：“人君出入警跸，固宜严肃。朕见明朝之君，高居深宫，过于安逸。凡郊祀偶出，所乘之辇，皆铁丝作帏，以防不测。人君临御天下，以四海为一家，当使遐迩上下，倾心归慕，若刀矢可加于辇幄之中，则人心离贰，虽铁壁何益？故古来贤圣之君，尚德不尚威也。”
注解
警跸：古代帝王出入时，于所经路途侍卫警戒，清道止行，谓之“警跸”。出为警，入为跸。贰：变节，背叛。
译文
圣祖讲筵绪论说：“君主出入警跸，是应当严肃执行以体现君威。朕见明朝的皇帝高居深宫，生活过于安逸。若有郊天祭祀偶尔外出，所乘坐的轿辇皆是以铁丝作帷帐，以防不测。君主临御天下，以四海为一家，应当使远近上下倾心归慕，如果刀箭能够放在于轿辇帷幄之中，那说明人心已经离散，轿辇即是用铁壁做成又有何用？因此自古以来贤圣的君主，尚德而不尚威。”
评语
中国古代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度，用礼仪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今天看来，等级制度固然属于所谓封建糟粕，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古代帝王出行有一套繁复的警跸制度，这既能体现君主威仪，又能保护元首安全。不过，像明朝皇帝这样以“铁丝作帏”制作的轿辇，已经走上了警跸的歧途。君主对自己的统治没有信心，才会自作牢笼，以防不测。康熙强调，君主要崇尚德教，感化民心，使远近上下倾心归慕。若人心离散，即使轿辇用铜墙铁壁做成也没有用处。
振举纲领，宰相本职
论曰：“尝观文帝以断狱、钱谷之数问宰相，固为未当。而陈平对以一切有主者，亦为未善。二者乃国家之大务，宰相自宜振举其纲领，岂可云专责于所主乎？”
注解
宰相：指汉文帝时的右丞相周勃。周勃（？前１６９）：西汉开国功臣。秦末随刘邦起兵反秦，屡有军功，受封绛侯，官至太尉。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周勃与陈平等在吕后死后平定“诸吕之乱”，拥立汉文帝，后官至右丞相。陈平（？前１７８）：西汉开国功臣，以计谋见长，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还定三秦时归附刘邦，屡次出奇谋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受封曲逆侯。“白登之围”时，刘邦又依靠陈平计策才得以脱险。后与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拥立汉文帝，任左丞相。后周勃罢相，陈平专为丞相。
译文
康熙评论说：“读书看到汉文帝曾以断狱、钱谷之数询问宰相周勃，也不是十分恰当。然而陈平回答说这些数字应当问主事官员，回答也不是非常合理。断狱和钱谷都是重要的国家大事，宰相应当知道其大体数目，怎么可以推卸责任，说去问主事官员呢？”
评语
周勃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又是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的中坚力量，但功高震主，汉文帝担心周勃骄傲自满，怕他掌握大权，威胁皇位，因此常常故意刁难周勃。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汉文帝有一次在朝堂上向右丞相周勃发难，问他全国一年处理多少案件，国家一年钱谷收入是多少？周勃出身低微，只是一介武夫，又性情木讷，老实敦厚，因此汗出沾背，愧不能对。汉文帝又询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说，案件处理情况应该问廷尉，钱谷收入应该问治粟内史。汉文帝又问，如果这些政务各有所主，那要丞相做什么？陈平回答说，丞相对上辅佐天子顺理阴阳四时，对下抚育生民万物，对外镇抚四夷诸侯，对内亲附人民百姓，还要条理百官，使其各司其职。汉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满意，大加赞赏。汉文帝的故意刁难让周勃颜面尽失，羞愧万分。周勃退朝后责让陈平平时不教他如何应对皇上责问。陈平则笑着反问周勃说，君在其位，却不知其任吗？如果陛下询问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你能强要应对吗？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常常赞叹陈平的机智与精明，但康熙却有另一番看法。他认为君主不应该借故刁难臣下，而宰相的主要职责固然是帮助君主协理百官，但对断狱、钱谷等事关国家安危的重要数字也应该的大体了解，而不是推卸责任。对康熙来说，周勃、陈平都不能算是称职的宰相。
荣归故里，谨厚养老
康熙二十年，圣祖谕讲官牛钮、陈廷敬曰：“大学士冯溥效力有年，请老归里，今特赐诗一章，篆章一方，墨刻一册。尔等往宣朕旨。闻山东之仕于朝者，大小固结，互相援引。凡有涉于己私之事，不顾国家，往往造为议论，彼倡此和，务使济其私心而后已。又闻居于乡者，多扰害地方，朕皆稔知其弊。冯溥久在禁密之地，归里后，可教训子孙务为安静。故大学士卫周祚居乡谨厚，在闾里中若未尝任显秩者，必如此人，方副朕优礼之意。”
注解
牛钮（１６４８６８６）：赫舍里氏。康熙九年（１６７０）进士，官至翰林院掌学院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日讲易经解义。陈廷敬（１６３９１７１２）：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进士，历任经筵讲官、康熙字典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工诗文，文词渊雅，著有午亭文编五十卷。冯溥（１６０９１６９１）：字孔博，号易斋。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著有佳山堂集，在清初文坛上据有重要地位。稔：熟悉，习知。卫周祚（１６１１１６７５），字文锡，号闻石。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进士。明末任户部郎中。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诏令访求明代遗留的人才，周祚被举荐补任原官。后历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曾校定大清律。
译文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康熙告谕讲官牛钮、陈廷敬等说：“大学士冯溥效力多年，请求告老还乡，今特赐诗一章，篆章一方，墨刻一册。你们前去宣布朕的旨意。听说在朝为官的山东籍官员，无论官品大小，互相固结援引。凡有涉及自己集团利益之事，不顾国家，往往制造舆论、彼此唱和，一定使事情满足其私心才罢休。又听说告老还乡的官员，多有扰害地方的举动，对这些弊端朕都了如指掌。冯溥在京师任职已久，回乡后要教训子孙以安静为务。故大学士卫周祚致仕归乡后行为谨厚，在乡邻中就像没有担任过高官一样，一定要像他一样，才不辜负朕优厚礼遇之意。”
评语
康熙通过在朝山东籍官员的表现，总结出他们喜欢搞小团体、小帮派的缺点。冯溥是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康熙在褒奖冯溥的同时，也对他的退休生活提出了希望。冯溥作为中央官员长期身居高位，回到家乡一定会有地方官员、乡绅等前往巴结，以便他能发挥“余热”。冯溥的子孙也可能会倚仗父亲的声威侵扰地方。康熙提前给冯溥注射预防针，让他以大学士卫周祚为榜样，“务为安静”，“居乡谨厚”，真正过上由由闲适的退休生活，安享晚年。
体察下情，优礼老臣
康熙三十二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每日听政，必于辰刻中御门。闻部院奏事大臣，每日黎明，即齐集午门，久候方始入奏。迨奏毕，复各归署理事，无乃过劳。朕观大臣内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后于家中各进糜粥，按时来奏，亦不至迟误。大臣节劳养体，亦可多为朕效力数年。尔等可将朕旨传与部院大臣知之。”
注解
辰刻中：早上七点四十至九点二十之间。
译文
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朕每天听政，必于辰刻中御门。听说各部院奏事的大臣，每日黎明就齐集午门，等候很久才开始入奏。等上奏完毕，还要再各自回到衙署处理政事，实在太劳累了。朕看大臣中有年近六十者，也有六十以上者。此后年长者在家中各自吃完糜粥，再按时来奏，也不至于迟误。大臣应当爱惜身体，也可以多为朕效力几年。你们可将朕的旨意传达给部院大臣。”
评语
康熙一生勤政，为他服务的中央大臣的生活节奏，自然也要围绕康熙调整。康熙每日辰时中上朝听政，然而奏事的大臣每日黎明就已经到达午门集合，等候很久才能得到接见。康熙设身处地为臣下着想，对老臣十分爱惜，免除他们每天早上餐风饮露之苦。只有对大臣怀有敬重之心，诚意对待，大臣才会忠心耿耿、尽职尽责。
君臣和合，皓首满朝
康熙五十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自幼读书，见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终，故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论满汉蒙古，非大奸大恶、法不可容者，皆务保全之。五十年来，如大学士蒋赫德、卫周祚、李霨、杜立德、冯溥、黄机、吴正治、王熙、李之芳、宋德宜、梁清标、李天馥、张英、熊赐履、吴琠、陈廷敬，皆以年老告辞，林下怡养，保全名节。朕亦未尝少忘，常使人存问，始终如此。凡在朝诸大臣，朕待之甚优厚，伊等亦矢忠尽力，历数十年之久，与朕同须发皤然矣。朕念宿学老臣，辞世者辞世，告退者告退，每每伤心痛哭，今又有大学士张玉书之事，朕悲悼不已，故援笔作挽诗一首，令尔等知之。”
注解
蒋赫德（？１６７０）：初名元恒，汉军镶白旗，官至国史院大学士。杜立德（１６１１１６９１）：字纯一。明崇祯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黄机（１６１２１６８６）：字次辰，一字澄斋，号雪台。顺治四年（１６４８）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吴正治（１６１８１６９１），字当世，号赓庵。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王熙（１６２８１７０３）：字子雍。顺治四年（１６４７）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之芳（１６２２１６９４）：字邺园，顺治四年（１６４７）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宋德宜（１６２６１６８７）：字右之。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梁清标（１６２０１６９１）：字玉立，一字苍岩，号棠村，一号蕉林。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进士，入清后曾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职。著名藏书家、文学家，著有蕉林诗集等。李天馥（１６３５１６９９）：字湘北，号容斋。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著有容斋集。张英（１６３７１７０８）：字敦复，一字梦敦，号乐圃，又号倦圃翁，康熙六年（１６６７）进士。清代著名大臣张廷玉之父。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著有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文集等。吴琠（１６３７－１７０５年）：字伯美。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林下怡养：退隐后和乐休养。林下：幽僻之境，引伸为退隐或退隐之处。皤然：白貌。多指须发。宿学：学识渊博。张玉书（１６４２１７１１）：字素存，号润甫。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进士。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曾纂修明史、平定朔漠方略、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有文贞集十二卷。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以七十岁高龄随康熙至热河，病死塞外。
译文
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朕自幼读书，看到大臣多不能保全始终，因此立志对待大臣如同自己的手足。不论满汉蒙古，如果不是大奸大恶、法不可容者，都务必保全。五十年来，如大学士蒋赫德、卫周祚、李霨、杜立德、冯溥、黄机、吴正治、王熙、李之芳、宋德宜、梁清标、李天馥、张英、熊赐履、吴琠、陈廷敬等人，都以年老告辞，退隐休养，保全名节。朕也没有忘记他们，常派人慰问，一直坚持如此。凡是在朝为官的诸位大臣，朕对待他们都很优厚。你们也都矢志尽忠尽力，历经数十年之久，与朕一样都须发斑白了。朕感念学识渊博的老臣辞世的辞世，告退的告退，每每伤心痛哭。如今又有大学士张玉书病逝之事，朕心中悲悼不已，因此援笔作挽诗一首，让你们知道朕的心意。”
评语
张玉书的宦海生涯始自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此年他中得进士。当年年末，康熙即位），直至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病逝热河，为官五十载，历经大半个康熙王朝。他历任刑部、兵部、户部尚书，官拜文华殿大学士，是康熙的肱骨良臣。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张玉书以年老患病为由上书请求退休，康熙并未答应。第二年，康熙御驾热河，张玉书以七十高龄随驾，不幸死于途中。康熙心中愧疚，特地派人护送张玉书灵柩回京，又派遣皇子和官员吊唁，还亲笔赐送挽诗，以示哀悼。康熙也借此事向众位老臣表达了自己爱护臣下的心意，他历数与自己共事的老臣，希望能够君臣和合直至白发皓首。这一想法，在上文所引康熙五十六年诏书中也曾强调：“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
对待功臣，因时而异
圣祖讲筵绪论曰：“汉高帝之待韩信，不能如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者，亦时势不同也。光武、宋祖之时，功臣归于京师，无握兵之权，无震主之势，故保全之甚易。韩信居楚，兵柄在握，天下初平，人心未定，高帝收之，亦非得已。总由所遇之时不同，故所行亦各异耳。”
注解
韩信（？前１９６）：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早年家贫，秦末起义中投奔项羽，未得到重用。后投靠刘邦，拜为大将，为刘邦统一天下做出重要贡献。汉代建立后，封为楚王，后被告发谋反贬为淮阴侯，软禁在长安。刘邦平定陈豨叛乱时，吕后与萧何合谋，借口韩信谋反，将其斩于长乐宫钟室。汉光武：即光武帝刘秀（前５５７），字文叔，东汉开国皇帝。新莽末年，天下大乱，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投靠更始政权。随着实力不断强大，刘秀最终在河北登基称帝，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统一全国。刘秀的崛起，与豪强地主的支持不无关系，因此在他登基后，并没有诛杀功臣，而是继续依靠豪强集团巩固自己的统治。宋太祖：即赵匡胤（９２７９７６），字元朗，宋朝的开国皇帝。早年帮助郭威建立后周政权，后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宋太祖统一天下后，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手握重兵的功臣军权，让他们享受高官厚禄，安度余生，无力再威胁皇位。
译文
康熙讲筵绪论说：“汉高帝刘邦对待韩信，不能如汉光武刘秀、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对待功臣，是因为时势不同。光武帝、宋高祖之时，功臣都归附于京师，不掌握兵权，没有功高震主的势力，因此容易保全性命。韩信在楚地，兵权在握，天下刚刚平定，人心未定，汉高帝将他杀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总的来说，时势不同，对待功臣的方式也不相同。”
评语
韩信为刘邦统一天下做出重要贡献，他带兵平定齐地后，向楚则楚胜，向汉则汉赢，势力已经能够左右历史的走向。有人劝他独立一方，他却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叛。汉帝国统一后，刘邦忌惮韩信实力，将他软禁长安，后又借吕后、萧何之手除掉了心腹大患。韩信一生的境遇，不由让人想起吴三桂。他们都曾背叛旧主，都帮助新主取得天下，最后又都以悲剧收场。康熙与吴三桂的关系，与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对于刘邦与韩信的恩怨，历史上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加以评说。作为一国之君，康熙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评说刘韩关系，指出刘邦杀韩信是时势使然，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平定三藩，铲除吴三桂势力进行辩护。据说，刘邦在闻知韩信死讯后的反应是“且喜且怜”，其中既有除掉心腹大患的释然，也有英雄惺惺相惜的感怀。不知康熙在得知吴三桂的死讯后，是否也会生出这样的感慨。
虚心求谏，严禁浮词
康熙六年，圣祖谕吏部、都察院曰：“设立言官，原为国家大事、兵民疾苦、内外官员贪酷等项，应许陈奏。理宜简约，真切直陈，以备采择。近见言官条奏，于事理之外，牵引比拟，多用浮饰之言。或有将已结之事，剿袭充数者，或有挟私纷更国家已定良法者。且本章原令不得逾三百字，今逾额浮词甚多。以后陈奏，此等无益之处，俱著更改。如仍前不改，严加治罪。”
注解
言官：古代谏言君主、监察百官的官吏。
译文
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康熙告谕吏部、都察院说：“设立言官，原是为国家大事、兵民疾苦、内外官员贪污酷恶等事项，应该准许他们上奏。奏言理宜简约真切，直陈时弊，以备采纳选择。最近见到言官的上奏，在陈述事理之外，牵引比拟，多用浮华不实之言。或者有将已经完结之事抄袭充数者，或者有个人怀挟私利更改国家已经定好的良法者。并且上奏本章原来规定不得超过三百字，现在字数超额的浮词甚多。以后陈奏时，这种无益之处应该都加以整改。如果仍然不加改正，要严加治罪。”
评语
诚如康熙所言，设立言官的初衷是劝谏君主、监察百官，使下情得以上达，使为政过错得以及时纠正。虽然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喜欢被人夸赞是人的天性，更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听惯了阿谀奉承之词，很难再听得进刺耳的意见。就算真遇到开明君主，言官可能也会因为意见不合，或是君王一时脑热，而被摘掉乌纱，甚至脑袋搬家。而言官又常常慑于种种威权，受到种种阻挠，不敢直言不讳，才出现人浮于事、草率敷衍的现象。因此历史上敢于触碰帝王逆鳞的诤臣才显得如此可贵。康熙批评了言官剿袭充数、假公济私、浮词不实等种种不足，希望言官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是成为花瓶摆设。
匡过陈善，实陈得失
康熙十九年，圣祖又谕九卿、詹事、科道等曰：“自古设立台省，原系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则匡过陈善，下之则激浊扬清，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称厥职。近见言官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朕自临御以来，每期言路诸臣，化其偏私，实陈得失，辅登上理。顷有以风闻言事者，试约略论之。如今之章奏已见施行者，虽不明言为风闻，何尝不是风闻？今若开风闻之条，使言事者果能奉公无私，知之既确，言之当理，即当敷陈，何必名为风闻方入告也？倘生事之小人，恃为可以风闻入告，但徇己之好恶，必致擅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无确见，听之者安能间其是非？故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正所以诫言之无据，谋之自专也。况天下之大，臣民之众，道之以礼，晓之以法。待臣下须宽仁有容，不因细事而即黜之，所以体群工也。用人则随才器使，无求全责备之心，盖以人才有不齐也。若关天下之重，朋党徇私之情，皆国家可参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概可以言之。何在区区风闻之言能敛戢奸贪之志气哉！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耳。”
注解
台省：尚书台、中书省等中枢机构的合称。这里是指监察机关。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语出尚书·大禹谟。意思是没有根据未经考查的话不要听，没有征询过意见的谋划不能采用。无稽：无从考查。询：征询。庸：用。
译文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康熙又告谕九卿、詹事、科道等说：“自古以来国家设立台省机构，原意是作为朝廷的耳目之官，对上则匡过陈善，对下则激浊扬清，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称得上称职。最近见到徇私舞弊、追求虚名的言官不可胜数。朕自亲政临御以来，每每期待担任言官路的诸臣，放下自己的偏私之心，实陈为政得失，以辅助实现大治。最近有以风闻言事的人，朕约略论说如下。如今上奏的章奏已经施行者，虽然没有明言是风闻言事，其实何尝不是？现在如果开风闻言事的制度，言事者若能奉公无私，事实确凿无疑，建议言之有理，就应当详细上报，何必称之为听到传言方才上告呢？倘若生事的小人，凭恃风闻入告的规定，只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一定会导致擅作威福，以行其私心。如果风闻言事的人都没有确切的事实，那么听者又怎么能从中辨别是非呢？因此说：‘没有根据未经考查的话不要听，没有征询过意见的谋划不能采用。’这句话正可以用来警戒言之无据、专谋专断的情况。何况天下如此之大，臣民如此之多，应当道之以礼，晓之以法。对待臣下要宽仁有容，不能因为小事就随意罢黜，这才可以体谅群臣。因为人才各有长处，用人要根据每人的长处安排适当的工作，不要有求全责备的心理。如果是关系天下大事，或是朋党徇私之事，这些都是事关国家兴亡的之事，不但科道应当建言，就是有志的臣民也都可以上言。何必仅依靠区区风闻之言来止住奸滑贪腐的风气呢？治理国家重要的是有能够治理国家人，只要有这样的人才，不担心没有治理国家的法则。”
评语
康熙曾屡次强调风闻言事制度的利弊。风闻言事用得好则可以匡正君主、肃净官风，用的不好则会造成君臣猜忌、朋党纷争，最终影响国计民生。在这段圣谕中，康熙首先强调风闻言事的重要作用，然后重点对风闻言事存在的问题加以批评纠正，最后展示了君王重视人才，虚心求谏的愿望。康熙认为只要对国家有益，谁都可以直陈为政之弊，不必拘泥风闻言事的制度。
上行下效，正本清源
康熙十九年，命大学士持上谕遍谕诸臣曰：“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尔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抚各官，自应慎守公令，洁己爱民。乃大臣等每自谓清正无私，粉饰空言，至其所行，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负委任之意。科道系耳目之官，凡有弊端，自当据实参奏。且居处甚近，如此情弊，岂无见闻？乃瞻徇情面，缄默不言。即有条奏，多系繁文。言官职掌，殊为未尽。如从公纠举，孰敢恣行无忌？朕以为目今之弊，莫大于此。”
注解
大法则小廉：语出礼记·礼运：“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指大臣尽忠，则小臣尽职。源清则流洁：语出荀子·君道：“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是说源头的水清，下游的水也清。比喻身居高位的人清正，居于低位的人也会清正。科道：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总称，负责监察中央机构，俗称为两衙门。瞻徇：徇顾私情。
译文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命令大学士持上谕告谕所有大臣曰：“朝廷安定清平，最重要的是正本清源。臣子为官，首先要一心奉公、杜绝舞弊。大臣是小臣的表率，在京为官的人要做在地方为官的人的楷模。大臣尽忠则小臣尽职，源头清澈下游的水也清澈，这是古今不易之理。如果大臣都能精白其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尔忘私，小臣就会有所顾畏，不敢妄为。在外担任地方督抚的要员，自应该慎守公令，洁己爱民。你们这些大臣常自以为清正无私，好为空言粉饰，实际上自己的作为往往营私舞弊，玷污了国家对你们的信任。科道是朝廷的耳目，政事若有弊端，自应当据实禀报。并且科道与中央官员距离很近，发生徇私枉法的弊政，岂会没有听说？你们都顾及情面，缄默不言。即使有所上奏，也多是繁琐复杂的空话。言官更没有尽职职责。如果秉公执法，纠举不法官员，谁敢恣意妄为无所忌惮？朕以为现今的弊政，莫大于此。”
评语
康熙一生多次强调中央大臣廉洁奉公的重要性，他在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又曾告谕百官说：“天下之民，所倚以为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贤否，系于藩臬。藩臬之贤否，系于督抚，督抚又视乎部院大臣而行。部院大臣所行果正，则外自督抚而下至于守令，自为良吏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央官员作为地方百官的上级，必须要清正廉洁、一心奉公，做出正面表率，小臣才会“有所顾畏，不敢妄行”。这就是“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而大臣们表面上信誓旦旦，自以为清正无私，实际却营私舞弊，令人失望。作为检察机关，科道和言官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或者顾及情面，缄默不言，使官员更加目无国法，肆意妄行。而中央和地方沆瀣一气，最终会造成官民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皇帝没有肱骨大臣协理政务，即使自己再勤政爱民，面对积重难返的危局，也难以力挽狂澜。只有使百官时时保持警醒，上行而下效，形成健康官场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