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华为营收突破1亿元人民币，在新年酒会上任正非却毫无喜悦，他在那年的年终大会上只说了一句“我们终于活下来了”。就泪流满面，声音哽咽，无法再说出任何话语。

自华为成立之日起，曾经顶天立地、行伍出身的任正非，不知为何突然变成了一个“怕死”的人，华为也因此成为一个怕死的公司，“活下来”这三个字成为华为最低，也是最高的战略目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怕死”的领袖，靠着如狼般的敏锐嗅觉与对环境的危机意识，创造出了一家让全世界IT行业都害怕的企业。

乱世出英雄，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中国企业都会出现一两家令人瞩目的辉煌企业，代表着同一时期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成就和最新标准，譬如联想，譬如海尔，譬如华为。企业的命运随着潮流的变化而跌宕起伏，但华为似乎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在每一个浪尖谷底，它总是坦然以对，走着自己的路，并最终开辟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的扩张之路。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华为由一家成立时只有6个人的小私企成长为员工超过15万人的大企业。有人说，华为是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的一面标志性的旗帜，它所走过的路正在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学习的经典教材。

但是，这些令人热血澎湃的赞誉之语却从没有让华为的缔造者任正非露出笑容，这个具有十几年军旅生涯，历经无数荣辱风浪的男人，始终坚持他那套“活下来是真正的出路”的论调，无论这论调与如今华为的规模和它所代表的企业形象是多么不协调。

对华为公司来讲，不仅要研究产品，在产品之外，企业长期要研究的是如何活下去，寻找华为活下去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价值。

任正非认为，创造利润是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任务，但绝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利润只是公司的一个手段，是为了更好地、更充分地开展工作或制造产品，最终目的是让企业发展得更平稳、活得更长久。而生存才是最本质、最重要的目标，才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任正非的这种偏执可以与英特尔总裁安迪·格罗夫相媲美。后者提出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理论风靡全球，成为时刻提醒企业要加强危机意识的企业格言。格罗夫曾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这样阐述他的论点：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我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格罗夫不惜担着“偏执”之名，整天忧虑的事情很多：担心产品会出岔，也担心在时机未成熟时就推出产品；担心工厂运转不灵，也担心工厂数目太多；担心用人的正确与否，也担心员工的士气低落等。当然，格罗夫还担心竞争对手比英特尔做得更好，从而抢走英特尔的客户。

任正非提出的“唯有惶者才能生存”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中国版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那么，自称为“惶者”企业的华为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如今，华为是世界上活得较好的公司之一，华为活得好是华为有本事吗？很多人认为不是，而是华为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项策略都刚好和世界的潮流合拍罢了。

对于这个问题，任正非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华为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是因为它有一种以客户为主导、以市场为先导的危机意识。这就是企业和个人的区别：作为一个自然人，受自然规律制约，有其自然生命终结的时间；作为一个法人，虽然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但同样受到社会逻辑的约束。一个人再没本事也可以活60岁，但企业如果没能力，可能连6天也活不下去。如果一个企业的发展能够顺应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其生命可以达到600岁，甚至更长时间。

任正非的观点和当代很多优秀企业家的观点不谋而合。马云在谈到如何能让企业良性发展时，也曾说过：“第一相信你能存活，第二你要相信有坚强的存活毅力。”阿里巴巴刚刚创立的时候也跟任何中小企业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刚刚建立的那几年也曾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困境，当时跟在马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什么额外收入，但要活下去，马云告诉自己和他的员工们，就是半跪着也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让自己做最后一个倒下的人。

对于华为活下去这一理念，与其说道出了任正非创办华为20多年来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不如说是道出了中国企业用无数的经验教训印证了的铁的事实——企业只有一直活下去，才有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