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解决了政争，并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九一八事变后，推行不抵抗政策，全国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被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控制了以沪宁为中心的新东南地区。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７３次会议决议，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会议厅举行成立典礼，这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样，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暂时的三足鼎立局面，即自恃反共有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摆出国民党元老资格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占据着西北地区的冯玉祥。为稳定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首先努力调整与汉方和冯方的关系。蒋介石用大量财力支援一招击倒了冯玉祥。随后，汉方迫于宁冯联合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了选择趋向。７月１４日，汪精卫于武汉召开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次日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国民大革命失败了。
为避免在宁汉抗争中成为目标，蒋介石兵败徐州后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２日晚，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次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随即乘船回奉化老家。这是蒋介石“以退为进”的策略。
蒋介石利用其下野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堪，各党派纷争的混乱局面，从中看清各政界要人的嘴脸并积极拟定日后的具体对付方案。为了积累政治资本、获得更多支持以复职，蒋介石继续其对外政策和策略，积极与帝国主义建立联系。此外，蒋介石下野后极尽其能地张罗成与宋美龄的婚事。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日，蒋宋婚礼在上海隆重举行。这次婚礼成为蒋的政治宣言，蒋通过婚礼宣布自己已成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与孙中山结为连襟，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其后，蒋介石经精心策划，巧妙利用各派系间的矛盾，扫清了复职的一切障碍，１９２８年１月９日，蒋介石通电宣告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在十年内战中
蒋介石的东山再起，使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在渡过了混乱状态后，在以后的斗争中慢慢稳定下来，成为蒋介石在大陆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主要载体。
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各方面挑战，其中有汪精卫的政治反对派和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元老派，蒋介石采取各种手段与之进行争斗，取得了争斗的胜利，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再次下野和再次复职后，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权威，巩固了南京政权，为其实现专制与独裁铺平了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并稳定后，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上归顺了中央政权，但对蒋介石及其中央政权始终心怀戒意，决不允许蒋介石染指地方利益。为了实现全国的真正统一，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开始了荡平地方军阀的过程。
由于当时二期北伐后，桂系军阀的迅速膨胀强大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对此，桂系便成为蒋在铲除异己时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蒋介石先是逼走白崇禧，后又用计赚取李济深，拉拢冯玉祥。１９２８年３月３１日，蒋桂战争打响了。此次战争在蒋介石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以蒋介石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蒋桂战争之后，冯玉祥掀起了倒蒋高潮，西北军两次倒蒋，但终因政治、军事实力远不敌南京方面的中央军，再加上倒蒋联盟阵营各自为战，缺少统一指挥，军阀之间的分分合合却给了蒋介石可乘之机，最终使得蒋介石取得蒋冯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连续挫败和击溃了桂系、西北军的进攻后，更加盛气凌人，各派不服蒋的压力，寻找新的途径与之争雄。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１日，爆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原大战。蒋介石精心分析战局，随时变更军事战略，力求战术灵活。在此基础上，又极力拉拢张学良，最终迫使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收复了北平、天津。此时，剩下的只有东北问题了。蒋介石考虑到若以武力继续北进，必将遭到日军直接干预，因此决定以和平手段解决东北问题，停止对关外用兵。日本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加速了蒋介石解决东北问题的进程。新疆、热河相继易帜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在东北易帜过程中，蒋介石和张学良相互沟通，相互配合，一致对外，为争取国家统一作出贡献，东北易帜最大限度上维护了东北人民的利益，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此外，东北易帜的实现，使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进一步巩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是孙中山的诞辰之日，这天，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于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三届四中全会上，成功地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从而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的职权。原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于２２日病逝后，即由宋子文代理，会上，正式推举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职务。当时，行政院为五院中权力最大的院，相当于内阁。
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几乎用武力实现全国统一后，在内政和外交上也苦心经营，力求进一步巩固统治。
政治方面，二期北伐结束后，蒋介石就宣布“训政时期”开始。提出了“统一军政”、“实施训政”和以党治国的口号，国民党三大后，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国民党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抗战爆发前的国民政府的“训政”，其纲领、基本法和体制主要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拥护者的意志。
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有限时间里，其体制和制度也处在不断变化中，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周到。如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和总统府的组织法的制定、修改，前后共达１３次，每一次都反映了蒋介石地位的巩固和权力的扩大。国民党五大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政治倾向是较积极的，采取了一些较现实的政策，并逐渐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变，总趋势有所进步。
意识形态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可谓一手遮天。蒋介石及其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极具特色，不仅继承了古代文化专制的手法，而且渗进了近代法西斯主义文化禁锢的强暴，具有沉重“党化”色彩。主要通过强化思想管制，加强文化围剿，使教育党化来强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此外，“训政”期间，蒋介石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加强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控制，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强化对民众的统治。
经济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农村，先是推行减租减息，进而制定了土地法，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保护国贷的政策，繁荣民族经济，改革税制，废除厘金制度，进行币制改革等，这些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从１９３５年开始，蒋介石倡导的全国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虽是其想利用“建设统一”来保障他的“政治统一”，但客观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建立了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官僚资本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外交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围绕着国际、国内斗争的需要，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蒋介石宣布其对外方针：一、对外不采取暴力手段；二、在适当的时候提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三、打倒帝国主义，但不是排外性质。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的相继发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蒋介石为了弥补和纠正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不当，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采取了一些新的对外政策。这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主要围绕着关税自主权和废除领事裁判权，即“改订新约”运动开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和平手段，对列强在华特权逐项交涉，并取得一定成果，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然而，蒋介石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以及配合国际上的反苏潮流，不惜与苏联交恶。其指示张学良与苏摩擦，引发了“中东路事件”。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９日，中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共｜｜产党员的人数由国民革命时期近６万人减少到１万余人。在反革命屠刀下，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领袖壮烈牺牲，革命群众组织被解散或封闭。而且南京国民政府还对中共首脑机关进行疯狂破坏，中共的干部队伍遭到严重损失，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迁入苏区。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还残酷镇压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组织了以国民党民主派为主体的第三党后，蒋介石悬赏３０万元缉拿他。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９日，邓演达于南京城东被秘密杀害。蒋介石除了镇压异己，还积极致力于文化围剿，打击革命文化，摧残进步团体，迫害进步人士。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就是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为了彻底剿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蒋介石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先后五次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前四次以蒋介石的军事失败而告终。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得逞，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开始了长征，使得中国的革命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红军长征后，蒋介石并没有就此罢手，仍然积极部署军队，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蒋介石乘“追剿”红军之机，成功地削弱了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九一八事变从柳条湖爆炸声起，日军在短短４个月时间里，攻城２０座，略地千余里，直至攻占整个东北三省，使中华民族陷于空前的灾难中，而在这国难之际，蒋介石的注意力仍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上，而且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其无力应付日军入侵，便实行“不抵抗政策”。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呼声不断高涨，迫于内外交困的压力，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再次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却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国内各方面的不满。１９３６蒋介石和宋美龄年１０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１２月４日，又迫令张、杨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其后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张、杨二人受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决定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凌晨，按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次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巨大反响。起初，蒋介石态度顽固，宁死也不抗日。国民党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中共方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政治形势后，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
１２月２３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两天谈判，最后达成了联共抗日的六项条件。２４日晚，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已成不可抗拒大势。２６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到达南京后，便因“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然后又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