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蒋介石的态度是积极的，拼中国之国力与日寇血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并出席了开罗会议。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庐山举办训练团的蒋介石是准备应战的，但仍抱有和平的幻想。平津、华北相继告急，此时国民政府为共赴国难而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态度明朗地表明，最后关头已经到来，决心拼死抗战。此次谈话，确定了抗战的方针，蒋介石已经接受了中共倡导已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日本妄图占领整个华北时，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向河北、察哈尔不断增兵，以图挽回局势。淞沪告急后，南京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并积极实施以四川为抗战总基地的大后方战略。南京失守后，组织难民及工厂内迁，这也是蒋介石统帅部设计的全面抗战方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看出，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淞沪会战打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８月２０日，国民政府组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南和浙西的第三战区。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是蒋介石。历时３个月的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蒋介石主动出击，并且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在整个战役中，蒋介石亲自组织和指挥，他亲自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７３个师参加这次会战，占当时蒋介石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的三分之一强，而这些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战的７０余万大军，在蒋介石及军委会的统一组织下，不分派系，同仇敌忾，为保卫祖国而战，显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力量。

蒋介石

日军占领上海后，随即转兵直逼中国的首都南京。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南京外围同日军进行了许多战斗，并给予敌人一定杀伤，但最终未能阻挡多路日军的猛烈攻击，南京失守，南京的陷落令举国震动。１９３８年１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强调说中国政府要继续抗战下去。并指出，高级将领要有坚持抗战的决心，下令逮捕并惩处了擅自撤退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随后，中国将士为保卫徐州，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同年３月下旬至４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经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敌军，歼敌１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从南京沦陷到主动放弃徐州，蒋介石调集的部队与敌周旋５个多月，虽有巨大牺牲，但达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各军得以补充和训练以恢复和增强战斗力。

同年６月，国民政府组织了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武汉保卫战。战争中中国守军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未能阻挡日军攻势，最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但此次会战歼伤敌军数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战略进攻之势由此衰落，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可见，整个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比较主动积极的，能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与中共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较有力的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实力，扩大的战争规模，使日军在战略上日益陷入被动地位。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受片面抗战路线的束缚而逐渐陷于消极抗战状态。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积极寻找抗战盟友，并一直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主持公道”，期望他们出手干预和制止日本侵略。然而在初期的抗战中，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一再抛弃蒋介石，使其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蒋介石对英美的希望一再落空。然而蒋介石在孤立的境地中表现出自己的坚强个性和坚定态度，毅然迁都重庆，组织军队展开英勇抗战。

为了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获得国际援助，蒋介石主动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１９３７年９月初，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有７２架，轰炸机５４架，以及大量炮弹。１１月１日，中苏双方又签订五千万美元借款协定。并于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两次签订信用贷款，总额共计两亿美元。苏联的援助不仅及时，而且作用巨大，帮助中国抵挡住了日本的战略进攻。蒋介石还成功地获得了苏联局部的暗中军事支持。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先后共派遣两千名空军志愿人员参加，并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来华。

蒋介石虽在抗战以来坚持抗战，但其中并未放弃和谈的幻想，时刻准备与日本握手言和。硝烟背后，双方曾选择了德国扮演调停角色。然而，基于双方利益的冲突，最终使得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几次调停都归于失败。而中日密谈却一直未停，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曾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秘密接触，进行“和平”试探和讨价还价。蒋介石与日本谈判的目的，一是希望通过和谈，做出有限妥协，结束战争，二是做给美苏等国看，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三是拖延时间，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从中也可看出其动机既有反共对日妥协的一面，也有延缓日军进攻，推迟汪伪政权成立的目的，这也是蒋介石抗战两面性的反映。

中日战争的爆发，使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利益纷争加剧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复杂环境中。坚持正面战场抗日作战的同时，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极力捕捉每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机。

此外，抗日期间，蒋介石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上也曾做出过一些努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掀起了废约运动。接下来经过中美、中英之间艰苦谈判改订新约，美英两国正式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１９４５年初，在旨在重建战后秩序的雅尔塔会议上，蒋介石被盟友暗算，成了苏联的盘中餐。１９４５年８月，宋子文与莫洛托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蒋介石逐渐发现自己在与共｜｜产党争夺东北时被斯大林耍了后，并没有与莫斯科建立亲密关系，“友好同盟”终成一纸空约。抗战中，蒋介石在光复台湾问题上，态度是积极和坚定的。其坚持提出并在抗战胜利后实现了这一目标。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收复了祖国的一块重要失地。而在香港问题上，蒋介石的满腔热情却因国力的弱小而被泼了冷水。蒋介石栽入英国人手中，香港问题留下余根。在新疆，收服了盛世才，使新疆行政权回归中央；在西藏问题上，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坚持西藏主权问题的不妥协态度，苦心经略西藏，绥和了汉藏关系，增进了汉藏感情。

为促成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局面，除利用外交关系外，蒋介石在内政建设也进行了一些努力。

抗战初期，由于战局未稳，大片国土沦陷，悲观怀疑情绪滋长。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坚定民众信心，改革以往施政纲领以团结所有抗战力量，１９３８年初，蒋介石严惩了一批抗战不力的将领；调整了党政军领导机构，他辞去了行政职务专事军职，统率全国军队；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前期抗战得失。此外，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１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统一思想，振兴国民党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会上，蒋介石专门作了一个题为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长篇报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是侵略中国的一贯相传的政策，强调我们国家和民族如要生存舍抗战别无他途。蒋介石还分析了敌我态势，对抗战前途作了乐观的展望。而且在这次会议中，蒋介石荣任国民党总裁，更有利于削弱汪精卫的权力，打击亲日势力，但也给了蒋介石独裁专制一个合法的依据。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政官员联席会议，希望此次会议能成为国军振兴的起点。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经验教训，并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全面整训军队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南岳会议是在抗战主题下进行战略机制大调整的会议，蒋介石及时抓住了抗战形势的转化，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将部队进行分批整训，恢复和强化了战斗力，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侵略步伐受阻后，日本接连两次发表近卫声明，企图政治诱降。国民党内的对日妥协投降分子活跃起来，汪精卫的亲日集团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与汪精卫决裂后，为澄清因汪精卫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坚定民心，稳定军心，蒋介石加紧了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的步伐。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设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确立了蒋介石对党政军一体化领导的高度集权体制。在当时内外交困时刻，蒋介石在加强专制独裁同时，不失时机地在其构建的力行哲学中充实民族主义精神，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使思想意识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相一致。

蒋介石还利用抗战时机，大张旗鼓地在西南地区统一军政，力图完全控制西南各省，为此努力经略西南地区为大后方。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四川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经过一段艰难历程后，蒋介石实现了芝麻开门的神话故事，将四川“中央化”。而当时仍处于地方力量割据状态的云南也是蒋介石一直以来的心病。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云南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围绕云南的控制权，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蒋介石采取了调出、派进和解决的三步法，逐渐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云南各个领域，实现了云南的“中央化”。

在抗战中，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与中共的关系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发展先后经历了合作，溶共，限共，直至反共。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

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１９３７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和共｜｜产党抛开了十年来的恩恩怨怨，携起手来，共御外侮。正面战场战斗打响后，中共积极协助。淞沪会战、太原会战中，中共方面予以了积极配合，在这期间，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一五师取得的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歼灭战。忻口防御战，也是抗战以来蒋介石指挥国共双方军队互相配合，共同作战，有力抗御敌人的一次重要战役。在整个防御阶段，中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界民众自卫武装，有力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尤其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有力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防御。国共双方的团结合作，使得战争形势逐渐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顺利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然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心也越来越重，想搞两党合并和统一。早在抗战前就存有的“溶共”心情，到抗战爆发后更为迫切。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１日至３１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关于党务问题，蒋介石做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这次会议把中共力量的壮大及其政治地位的提高，视为国民党自身颓势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国民党确定了以“溶共、防共、限共”的手段来试图达到其壮大自身的目的，还设置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五届五中全会极力制造反共舆论，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并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求从根本上否定中共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１９４１年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几近破裂。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奉蒋介石密令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９０００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踏上北上征途。６日，行至茂林时，突遭国民党军７个师８万余人的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还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皖南事变真相被揭露后，国内外舆论对国民党严加指责，对共｜｜产党抱以同情和支持，国际上也反对蒋介石反共。在内外责难的处境下，蒋介石被迫缩小事件影响。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国共之间的斗争虽更加频繁，但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面前，蒋介石不得不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到来。因为蒋介石的声望，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越出了国界。由于中国战场的作用，蒋介石也随之身价百倍。１９４２年１月，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成立，蒋介石任最高统帅。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商国际大计，其达到了政治生涯顶点。政治上越是突出，军事上越是不敢怠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抗战最后关头依然顽强出击，英勇抵抗。豫湘桂大溃败后，重整旗鼓，取得湘西战役的胜利，日军结束了在中国战场上的全部战略进军，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的同时，蒋介石一刻不放松地加紧了受降和接收工作。